荐书 | 霍桑：人应该使自身成为理性的主体
    “在一片黑色的土地上，刻着血红的字母A”。
    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研究霍桑，我们这次从霍桑的人性观入手。
    《红字》是霍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作品是在探讨19世纪上半叶霍桑所生活的时代。
    其中，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那独立自主的形象就是现代性思想所倡导的独立自主主体的典范。
    
    海斯特是一个拥有现代主体意识的新女性，她的人生就是此类人物命运遭际的典型代表。
    海斯特的形象是一个要依靠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思想判断世界、判断人生，反叛那不公的清教社会，要为自己赢得解放的新女性形象。
    小说的开端作家就为此意义做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渲染，让那压抑人性的清教社会的性质跃然纸上。
    女主人公海斯特·普林一出场即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戴上红字A站在耻辱架上示众。
    
    监狱就位于阴森的墓地旁，它“已经因风吹日晒雨淋和岁月的流逝而为它那狰狞和阴森的面增加了几分晦暗凄楚的景象，使它那橡木大门上沉重的铁件斑斑锈痕显得比新大陆的任何陈述都愈发古老”。
    在这古老丑陋的监狱前拥挤管围观的人群，他们板着冷冰冰的面孔，紧盯着布满了铁钉的橡木牢门。
    小说叙述，在这样的人群面前，一个站在刑台上的罪人能够从他们“身上谋得的同情是少而又少、冷而又冷的”。
    面对这样一个压抑人性社会，海斯特的出场形象就表现出了她及其这种反叛思维与行为的必要性。
    她一出场就充满着这种反叛精神，充分表现出她理性地在把握着自己的处境，强烈地隐含着反抗宗教迷信对人的束缚的思想，隐含着人性解放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当狱门开时，狱吏最先露面。他手中握着警棍，腰侧挎着剑，那副阴森恐怖的模样在日光中像个暗影。他的如此阴暗的模样“便是清教徒法典全部冷酷无情的象征和代表”。 
    他此时右手抓着海斯特的肩头，把她向前拉，可到了牢门口时，海斯特推开狱吏，像是出于她自主的意志一样自己走出来，表现出了她个性的力量和自己的尊严。
    “她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左右的婴儿，那孩子眨着眼睛，转动她的小脸躲避着过分耀眼的阳光”。然后当她站在市场的耻辱架上之时，虽然内心深处痛苦之极，她却昂着头，并露出“高贵的微笑，以一种从容不迫的目光扫视四周的市民和邻居"，并把社会用以惩罚她的红字A绣得精美绝伦，充满想象力，使它那样地雍容华贵，变成了她“一身穿戴上最完美的装饰品”。
    
    此时，小说又用巧妙的艺术让读者紧跟她的意识，看见了她眼里不幸的婚姻: 年轻漂亮的她因家境的破败被父母嫁给了把生命献给了学问的老医生。她与他的婚姻生活“靠腐烂的养料苟活着，犹如残垣断壁上的一簇青苔”。她何以如此坚强地不说出她恋人名字的原因，表现出了她坚强的内心与判断的理性能力，矛头直指那传统社会、清教社会的不公正性。
    
    这样的开篇呈现让读者在小说的开篇就看到了在这个社会空间中两种力量的紧张对峙。
    传统的清教社会在紧密地控制着那个空间，可在海斯特身上已经出现了与它的意识相对抗的萌芽。
    虽然它还只是在一个人身上显现，相对而言还显得力量单薄，但海斯特在强大势力面前显得那么坚定不用，能够那么仪态优雅地与之对抗，也显示出了这种新思想给人的力量。
    
    这样的人物形象更像作者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那争自由、争民主、争平等时代的人物，戏剧性地在表现着启蒙运动以来的那些自我救赎话语及其话语产生的背景：主动地发挥和运用自己的理性是实现自我救赎和解放的根本途径。
    即，人应该通过“理性的启蒙”祛除迷信、偏见，使自身成为独立的理性主体，能够自我立法、自律，才能打破外部权威对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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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论著以现代性批判理论为指导，研究19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纳桑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me，1804-1864)，揭示出了霍桑用审美的话语对现代文明揭示出的有如现代性批判主流话语表现出的意蕴，是对过去的文学批评中或把霍桑刻画成面对现代文化呈现保守趋向，或认为霍桑是启蒙理性新文化支持者观点的颠覆；认为生活于19世纪上半叶的霍桑，当理性的凯歌还在强烈地激励着时代之时，就能深入地、极具前瞻性地反映出时代被理性撕裂的问题、人被理性撕裂的极度悲哀。
    在此，霍桑之作的审美魅力突出地表现在了他创建的第三空间上。如此的艺术创新是他深度表征他所处的变革时期以及人性永恒性与普遍性的极具艺术性的新策略。
    因此他的作品自问世以来持续强烈地吸引着读者，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审美享受，并促进读者深思，探寻人、人生意义、人在努力创建人类促进生存的文明的过程中又怎样失落了自我的悲哀，呼唤生存文明的建构。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