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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一直与民间文化交织复现，并通过多样化的路径与呈现方式对其进行反映。因此，借由民间文化的理论视野来考察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创作，是我们认识新时期文学思潮变迁与创作资源重组的一个特殊切入点。 化入文化肌理参与文明进程 西方学者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角度，曾对“民间”有过不同程度的探讨。其中，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基于二元社会中的“都市”与“乡村”，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概念，以呼应“古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二元区分。这一理论后来被视作西方人类文明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头，进而演变为相互对立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钟敬文指出，“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种干流”，即“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其中“下层文化”就是“广大群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继承和发展而成的”民间文化，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组织（如家族、村落及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这种对民间文化的认知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出发，将民间文化视作传统文化的深层肌理，进而将其整合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 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认为文学史意义上的“民间”主要包括以下内涵：一是表现形式自由活泼；二是审美风格相对自由；三是文化形态良莠不齐。这种“民间”观，细致剖析了民间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并在民间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中，发现二者潜在的联系与互动，是对民间文化理论视野的扩展与推进。 作为符号母题介入文学创作 民间文化介入新时期文学的主要路径，其一是作为艺术审美领域的文化符号，其二是作为精神文化范畴的原型母题。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象征作家精神文化记忆的文化符号和审美意象，多以环境气候、社会风俗、地方语言、象征器物、民间传说、传统文艺样式等形式存在于作品中。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以西藏的特有精神文化为背景，创作了藏地三部曲《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夏天酸溜溜的日子》《西藏，隐秘岁月》等。他笔下的“香巴拉”作为独特的宗教符号与文化空间，是延续民族信仰与极致追求的“魂”，也是凝结藏地精神文化想象的“根”。作家红柯长期致力于戈壁、大漠的边地书写，在长篇小说《喀拉布风暴》中，他将地域意象符号进行了风格化再创造，将生命意识的幻境与诗性语言相结合，营造出独特的符号化效果。 陈忠实《白鹿原》中的厚重土地、路遥作品中的黄土颂歌、贾平凹笔下灵秀的陕南风光，以及高建群“最后三部曲”中的乡土书写，均对秦地独特的自然生态文明着墨不少。他们所描画的地理文化环境，凝结成表征陕西的地域文化符号。至于阎连科笔下反复出现的耙耧山脉，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周大新的《小盆地》《走出盆地》等，则将河洛文化、南阳文化充分表现出来。山东地区的复杂地理环境，孕育了集海洋、原野、山地等不同文化区域于一体的齐鲁文化空间，这在张炜、莫言、尤凤伟等人的笔下，均成为勾连作家精神记忆的符号化存在。 作为精神文化范畴的原型母题，是民间文化介入新时期文学的另一种路径。这种深藏于人类文明史源头的原型母题，常以宗教崇拜与母性崇拜两个层面呈现出来。宗教崇拜来自远古部落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和信仰，为民间文化的精神源头提供了祭祀的崇高感与仪式感、实用的道德劝诫色彩、原始人性的无意识精神空间、自然物普遍生灵化的思维传统，以及对未知世界的实用审美趣味等。如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将鸡头寨作为承载巫楚民间神秘文化传统的地域背景，以原始、悲凉的寓言故事，对人性中充满的荒谬怪诞进行现代性反思。阿城的小说《棋王》，将佛家的苦行意识、得道的精神境界、清心寡欲的禅宗思想整合成为民间文化的根基，使作品饱含着馥郁的神秘文化色彩。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则通过藏族土司、继承者、汉族妻子、贫民奴隶等一系列人物，体现宗教文化对民族心理构成与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迟子建的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则依仗以萨满教为中心的宗教文化，书写黑龙江流域鄂温克族的心灵史诗。 母性崇拜源于原始文明中对生殖力的推崇。因母性崇拜的价值体系中葆有着对民间原典性文化质素的思考，故而可以拓展民间文化的多重空间，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素材。铁凝的作品《麦秸垛》中仁义、包容、宽厚的大芝娘，以原始的母性光芒辐射开来，具有人类起源之母的原始神话意味。王安忆《小鲍庄》中的“大姑”，将来自母性的爱置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冲突之中，成为具有沟通与联结意义的特殊情感力量。 经由象征反思表达审美理想 民间文化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存在方式，可以从文化资源、文化空间与文化因子三个层面进行观照。作为文化资源，民间文化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最初是现代性反思的一种表现。例如作为文化资源的“民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作家笔下，常被用来阐发他们对现代社会文明与生态意识的批判性思考。如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讲述了现代社会文明辐射乡村之后，民间文化与城市物质观念之间的“交换”与搏斗。在这场文化交换中，生态环境作为代价被支付，历史文化古迹也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之下走向颓败。在长篇小说《生命册》中，李佩甫将民间文化对人的抚育、教养、关怀，与城市文明中人们的生存需要、物质需求、精神蚕食，置于极端对立的位置。在与现代社会的较量中，“民间”常被视作人类精神园地的最后净土。 作为空间场景，民间文化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大致存在着以下三种表现方式。其一，作家对乡村民间与城市民间的真实还原；其二，关注乡村民间与城市民间交叉地带的冲突；其三，象征作家的精神家园。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时期作家中出现了一支书写城市民间的创作队伍，他们均致力于再现早期城市民间中底层人民的生活情状，池莉等人的写实小说即为例证。交叉地带的冲突在铁凝小说中表现明显。在《哦，香雪》中，封闭村庄台儿沟修起的第一个火车站台，将乡村民间与外部社会联系起来。而史铁生的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则将乡村生活的日常美学与地域风光的自然审美相结合，以散文化的笔触，点染出清平湾这一原始素朴的理想原乡。 作为文化因子，民间文化深存于民族文化品格之中，主要以儒家文化中的“仁”“义”观、济世精神、耕读情结等传统文化价值为中心。铁凝的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建构起现代社会中被驱逐于边缘甚至几近消失的理想国。至真至纯的道德追求与不合时宜的现实处境，正是作为“潜流”的民间文化因子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写照。在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中，为官一生的向喜，为追求理想人格而退居乡间故土，以化粪场为命运归宿，显示出儒家文化传统中济世精神向耕读情结的转化。陈忠实的作品《白鹿原》中的民间文化因子，无疑缘于“耕读传家”“兼济天下”的儒家文化品格。 建基于民间文化土壤的新时期文学创作，绕开了传统的“脸谱化”书写，是审视世界、思考人性的重要收获。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书写的局限性。其一，民间文化精神的包容性与开阔性，在很大程度上容易消解道德文化体系的“是”“非”判断。其二，从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的新时期文学，在走向开源的收获与成就中，也可能陷入另一种话语空间的桎梏，出现过度倚重民俗与地域文化、堆砌拼贴民间文献等程式化问题，从而削弱其现实性与思想性。事实上，在文学作品中，民间文化资源应该首先被表现为一种气息与精神，而不是用以点缀的佐料。在更为开放的场域中呈现民间文化资源，使各种正面的、积极的文化力量共存共生，才是民间文化在当代文学中较为合理、健康的存在方式。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