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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坐在我公婆家的客厅里和婆婆聊天，自从我婆婆两次中风之后，这样的聊天变得不太容易。以前我和她经常通电话，有时我们在电话里一聊就是半小时一小时，不是说家务事，也不是尽孝，我个人的词典里没有这个词，就是闲聊，就像知心的女友那样，用我们劳动人民的话说就是我跟婆婆感情好。在中国的人伦关系中，婆媳被说成是最难相处的，但我和婆婆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好相处的因素，从认识的第一天就是这样。我清楚记得和她见第一面的情景，她端出一碗很甜的糖水百合给我吃，褐色的眸子映着阳光含着笑意，大大的眼睛那么温柔那么美。转眼她八十岁了，坐在轮椅上，需要别人服侍。有一段时间她心里明白，但说不出想说的话，现在话能说出来，说得断断续续，有时只能像幼小的孩子一样指着某样东西，发出含混的声音，用目光和表情要你明白。我总是很容易知道她的意思，包括她想表达的相对复杂的意思。可我再不能在电话里跟她像从前那样畅快地闲聊，我要跑到江苏去，坐在她对面，才能和她说得多一些。但就这样，也远远比不上从前。婆婆帮我带大小孩，这一句话里包含着千辛万苦，我无以回报。我心疼婆婆，会给她钱花，我觉得这样最直接也最实在。婆婆生病清醒以后．她收起了自己原先的那些金首饰，不再戴了，不过她却戴着我在她生病之后送给她的金手镯。每次见面她会轻轻撩起衣袖让我看，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记着我的好。我很感动，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感激，却只是对她笑，什么也没说。 有许多的感受、触动和疼痛都不能说，也没法说。它们是你的私事，或者都称不上是事。它们是你的隐私，你也根本不愿意说。它们细小而琐碎，像一地的碎玻璃，甚至像这一地碎玻璃的反光，无足挂齿，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心里疼，而且非常疼。 至此，还没说完。一向勤快麻利的婆婆病了之后，照顾她的阿姨换过好几个，现在请的这一位姓朱，我们都叫她朱师傅。朱师傅六十上下，高大，健壮，面相善良，公公婆婆对她非常满意，说她是他们用过的最好的一个阿姨。我们全家一起出去吃饭，每个人都向朱师傅敬酒，谢她辛苦，谢她尽心照顾老人家，敬过一次又一次，大家都特别真心，因为没有她，公公婆婆不会有安逸的生活，其他人谁都无法安心去忙别的事情，可以说她是我们大家庭里眼下不可缺少的一个人。临走前我感谢她，并和她聊了一会儿，我随口问她原先是做什么的，家里有没有孩子等等，都是很普通很家常的问题，她笑着说以前也是工作的，到年龄退休了，有一个儿子，也有孙子了。这时候我看见婆婆朝我使眼色，她神色忧戚地小声说一句“没得了”，因为朱师傅就在旁边不远，她不好细说。我不知道是朱师傅的儿子没有了还是孙子没有了，从我婆婆凝重的神情看，应该是她的儿子。我听了心里很为她难过，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家里失去了顶梁柱才要出来做阿姨挣钱，或者这完全是不相干的两件事。然而，一个母亲，失去了年轻的孩子，多么可怜！我为她心痛，是那种闷闷的痛，说不出，也不能说，甚至都不能对她本人说。 这些在生活中可能就是很小很平常的事，可是落在谁的头上都是很大很不寻常的事，甚至是难过去的坎。那么，大事呢？更大的事呢？足以摧毁生活的事呢？比如一个人坑害和谋害了另一个人，后果会怎样？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又会怎样？泛起的波澜和涟漪又会怎样？正因为心中聚集着大大小小的痛，我才会写《湖边》这样一部小说。 《湖边》这个小说里埋着一个杀妻骗保的案子，可以说杀妻骗保是这部小说中的核心事件，如果抽掉了这个核心事件，就是一堆普普通通的人在过普普通通的日子，但这一件事让平常的生活变得不平常了——不是更好，而是更加糟糕。这个人为的事件让小说中涉及的人几乎都陷入困境甚至是绝境，正常的秩序和平衡被打破，正常的生活坍塌破碎了，而重建之后的一切都面目皆非。 这无疑是个悲剧，简直就是一场噩梦，真希望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而且永远不要发生，然而类似的事情不但发生过，而且多次发生，甚至不能断言以后不再发生。这是产生在更大范畴里的痛，它不是你的一己之痛，但当你得知这样的事情，也许会震惊和难过，也许还不止是震惊和难过，你在同情和悲悯之外会想得很多。 我就是这样。 写《湖边》纯属意外。我喜欢看电视，但很少有时间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大约是五年前的一天，家里电视机开着，我忙忙碌碌在做着别的事情。当我从厨房走进客厅，无意间瞥见一个镜头，两个年轻人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一个死刑，一个死缓，因为杀妻骗保。电视中说这是一起高智商犯罪，因为警察经验丰富，才找到蛛丝马迹得以破案，而且，犯罪嫌疑人相当冷静，审讯了几十次一直不招。这个短短的社会新闻令我想到了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一起极其偶然的杀人事件，又是因为极其偶然的因素而破案——两个从监狱出来的年轻小伙子，杀害了他们素不相识的一家四口，最终他们因为自己的罪恶走向了绞刑架。这起杀妻骗保案中的两个年轻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带给他人和自己怎样的痛苦？他们后悔了吗？ 当时我并没有立刻想到要写个小说。之前我没有写过和恶性案件有关的小说，也没有写过杀人，无疑这些对我的写作都是拓展和挑战。这倒还好说，文学的虚构性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担心的是我有没有能力驾驭这样社会性很强的题材，我也担心这样一个刺激性非常强的案件会不会使小说变成一个情节跌宕的故事，一句话，我没有把握能够很好地消化吸收这个事件，再用小说将之呈现出来。 决定写小说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我和我孩子经常会聊文学聊电影，他是做电影导演的，有一天我们说到这个事件，他说可以拍部电影，要我写个剧本。写电影剧本和驾驭这个题材对我来说是双重的困难，我觉得也许从小说入手会相对容易一些。 但写小说对我来说也很不容易。初稿时我用的是所谓的全知视角，我写了大约有七八万字，写得很辛苦，可读着却是一大块，密不透风，十分压抑，令我陷入自我怀疑。是坚持下去，还是就此放弃？我选择了后者。放弃之后面对空白的电脑屏幕，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彻底放弃，二是重头再来，我又一次选择了后者。 推翻重来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也许并不新鲜，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运气更好，反正在我这里不是第一次第二次，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重新开始我改变了叙事策略，我让人物都以第一人称叙述，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说自己经历了什么、所思所感是什么，每个人都是自我的立场，每个人看到和认为的可能不一样，也肯定不一样。这样的改变，让小说一下子鲜活起来。就像多声部合唱，重叠交错，小说也因此变得丰富。之前我读过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都是以第一人称多视角叙述的作品，这两位作家都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们的作品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在《湖边》中特意仿照他们的小说写了几个句子，以此对两位大师表达敬意。 着手写《湖边》其实困难还是挺多的。首先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发生的经过，电视中的新闻大约也就一两分钟，讲述的案情并不详细，缺乏细节，来龙去脉很不清晰。我上网去查这件事，同样资讯很少，内容大同小异，也一样缺乏细节。这种时候，通常很容易想到采访，尤其对我这样职业是记者的人来说，采访无疑是最便捷的路径，也最容易弄清楚事情的脉络。但我不打算采访，我想用想象来构建那些生活场景，就像搭建一个舞台，让虚构的一幕幕来揭示真相。 这个发生在湖水中的案件辐射到湖岸之上，涌到我笔下的是湖边的人和事。我写他们日复一日的悲辛和稍纵即逝的喜悦，写他们如何被微小的、不断堆积起来的纠结、困扰、烦忧、仇视、怨恨等推向愤怒，如何被小恶推向大恶，最后导致毁灭——这是最让我心里疼痛的部分。这个谋杀案就像一个核，把各种痛都吸附在一起，于是我逐渐看清了这个案件涉及的一个个人，看清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内心。 在小说中，郑小松和安卓越联手杀了樊文花，他们一个是她的丈夫，一个是她的情人。在他们谋害她的过程当中，樊文花却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最甜蜜的时光。“这实在是太讽刺了，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耳边还回荡着我们在一起时的欢声笑语，但一切已经落幕。”当樊文花落入冰冷的湖水，安卓越的双手扼住她的喉咙，她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以为自己得到的是爱情，其实我得到的却是一场残忍的谋杀。我是多么可悲和不幸，我的世界一团漆黑。”郑小松和安卓越的世界何尝不是一团漆黑，因为恶和残暴，他们的世界甚至比漆黑更加黑暗。 对于这个小说来说，一个案件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写了更多的是案件之外的内容，我希望由此触及人性更加深邃复杂的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