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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在地域上一般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也有指江南，亦或岭南，然而，我们这里的南方，并不仅仅是局限于地域上的，而更是精神上的，特别在近代以来是以民族复兴运动为标记的。精神的启蒙是与南方相应合的。南方的诗，就从这片自由的温暖的土地上兴起和成长。南方诗歌的崛起，就构成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诗歌事件和精神事件。 一、南方精神是自由的象征 很多人可能以为江南是典型的南方。江南，中国古典时代一个聚集着所有美好想像的地方：“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忆江南》），“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韦庄《菩萨蛮》），诗意的江南，是古典的江南。而作为最靠近江南的近现代城市上海，在民国时期，被称为东方的明珠，然而，这颗明珠在文化史上和思想史上，就远不够重要。江南的才子，是古典的才子，上海的文学，是抗战时代的孤岛的文学。当然还有湖南、江西乃至更远的云南、贵州，无论其地理位置多么南方，但在精神上都是被中原或者说北方彻底控制的，在那里大陆的力量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地方及其文学，都远不足以支撑起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精神史。 精神的南方，在江南以南，在五岭以南，是在传统北方延伸的最末端，它靠近大海，既未与北方的传统完全脱离，又不至于被北方扼住喉咙而窒息。而再向南再向西，就给予了南方无限的活力与憧憬。南方是现代的，是今天的，是走向未来的，是象征着温暖、光明，意味着开放、包容，寓示着启蒙、觉醒的。在五行中，南方属火，南方的光明，在近代以来开始把华夏照耀。那中原的沃土和北方的原野承载了华夏民族太多重负，而今已变得伤痕累累。阴冷的西北利亚的寒风，几千年来卷起的漫漫黄沙，早已遮蔽了华夏文明的星空。华夏的希望必当在最南端的靠近大海的蓝色的地方，重新引入澄澈和明净的力量。 珠江入海的三角地带，岭南名城广州辐射的范围，就是真正的精神的南方，就是现代的南方，就是我们要说的南方。近代以来，南粤大地，开始从精神上游走于中原和北方以外，成为进取和变革的象征，它像钉子一样深深扎入北方大地，让北方感到疼痛，让这头沉睡的雄狮从梦中醒来。1840年鸦片战争是第一根针刺，是外科手术式的，粗鲁、蛮横，浅浅地扎入表皮，但疼痛却已蔓延到神经中枢。太平天国运动，借助着南方的精神打起了旗帜，但却并非从南粤大地兴起，并最终沦为传统农民暴力政治的延续。19世纪末，南海康有为、梁启超兴办万木草堂，北上变法，这是远比北方的洋务运动来得深刻的制度变革，虽归于失败，但却是南方精神的第一次深入北方。辛亥革命，军事上的起点是在武昌兵营中开始的，然而，其精神先驱却来自南粤的孙中山先生。民国北伐，是南方力量向北方全面推进，最终得以某种程度上摧垮北方，只是后来悲剧性地分裂了，这种分裂可以视为南方和北方的分裂，开放和保守被划分出了南北的阵营。 令人深深叹息，在20世纪中后期，南方就隐藏在北方的笼罩中。然而，华夏民族的新的命运必须从南方再次开始，当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南粤大地、珠三角、广州再次成为中国精神和力量的引导者。某种程度上说，只有当南方得到充分发展并影响北方的时候，就是中国启动变革和有希望的时候。1992年随着南巡讲话，一座崭新的城市在珠三角兴起。于是，古老羊城广州、新兴城市深圳、融合中西的香港，三大巨型城市相互支撑，而中山、东莞、佛山、珠海、顺德等诸多卫星城市又相互拱卫，从而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古老华夏的乡村逐梦者来到这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何谓改革开放？很多人只是狭隘地从经济上去理解，这实际只是看到了现象，而未看到改革和开放，都首先是从精神上开始的。南方，再次成为华夏航船不断前行的灯塔，那看到光的政治上的智者也只有到这里才能真正开始播种。 当然，我们仍旧要看到广州作为南方中心的不足，在历史的沉淀、传统的厚重、政治的资源等各方面，这座南方文化名城确实仍旧是逊色于北方不少历史悠久的帝都和名城的。然而，南粤大地、珠三角和广州的优势也是明显和独特的，那就是从古代社会晚期以来，它已然成为战火涂炭的北方士人和家族的避难之所、安居之地，在北方曾经被数度中断的很多优秀传统反而在南粤大地和岭南名城得到集萃和发扬。更重要的是，这种从华夏中原文化正脉延续而来的传统不再只是守成和凝重的，却在其从四方汇集而来的融合中显示出一种更为阔大和恢宏的包容气象。特别是近代以来，它更是在沐浴欧风美雨中几经蜕变，蛹化成蝶，真正将华夏文明的道器通变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一部近代文化史，起点就在这里，决定性的启蒙性的历史进程也在这里，而那悲剧性和倒退性的历史关节都从北方卷起，20世纪中国的悲哀就在于革新传统的南方力量未能战胜专制保守的北方力量。 然而，历史永未完成，风起于南方，凤鸣于岭南，在21世纪，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旗必将从这里再次被升起，华夏文明的灵魂必将在从南方吹来的春天的气息中苏醒。当北方文学还矜矜自得于其传统资源的优势，凭借其政治权力的威势打遍天下无敌手之时，南方文学已在绝地反击中脱胎换骨，没有京华盛地集一流刊物和一流名校的扎堆，没有望之生畏的权贵门槛，南粤大地、珠江之域、岭南名城在它的第一场春雨刚刚降临之际，整个中国土地上具有不同方言不同地域的人们就向着这温暖之地漂泊，创业，扎根，南方的诗歌就是从这种历史的变局和个体的生存处境中开启了它日新其业的新型写作道路。因此，我们所说的南方，就基本上是广东的诗歌，然而，我们不直接命名为广东的诗歌，这是有深意的。因为广东具有太过强烈的行政区划和地域分割的含义。而南方属于一个更加开阔和开放的场域。开放的现代的启蒙的精神，就是他们成为南方的诗人的符号和标记。 如果说以《南方周末》为标记的南方报业集团开启了新闻事业的良心，成为20世纪80年代南方文化名城利用传统媒体向北方吹响的第一声号角，那么，在2015年12月1日创办的《云山凤鸣》微信诗歌公众号则标志着南方新媒体所开启的文学新天地，并再次成为这座南方文化名城向北方吹响的另一声号角。北方的诗歌已经在权力政治、体制牢笼、派系精英的垄断中扼杀了大量有才华的人们的上升之路，严重窒息了民间多元写作的勃勃生机，以云山凤鸣诗歌公众号为代表的南方新媒体，以决然的态度，挣脱传统的被政治文化体制严重束缚的纸媒刊物，秉承深入民族传统的渊源，保藏民族精神的气脉，针砭当下社会人生之问题，提倡介入性写作和超越性写作的相融，注重以现代汉语的合适艺术形式，书写一种人性的、民族的、个体的、真实的生存体验，注重在兼容并包中又针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民族诗学的理论建构，摧毁某种坐地自闭的堡垒式写作。 然而，这种极具革新精神和启蒙力量的南方诗歌，却还未能被整个中国关注，这无疑是因为这片土地沉睡得太过深沉。为着致力于唤醒，我们在确立南方精神和理念的旗帜中，必得寻找和发现这种精神的肉身，那就是诗歌，文学的最典型样式。我们必得为体现这种南方精神的诗歌进行命名，让其闪耀着光芒进入这个时代的中心。我们看到，在学理上，以南粤为核心地带的南方诗歌还未形成与其诗歌队伍相当的影响力，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理论视野和思想深度的匮乏，源于其实际上已经丰富多元的流派未能得到充分的命名，未能以命名的方式唤向出场。南方的诗歌，也还未曾有一部为他命名的诗集，众多的诗人，从多的诗作，还处于无名的沉默中。风云聚散，缘起缘灭，没有命名，就不会有唤出。故而，我们本次《南方诗选》的编辑和出版，在以云山凤鸣诗歌公众号所指向的南方诗歌精神的觉醒中，将带来南方的真正的自觉，带来南方诗歌的真正的出场。 二、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 我们将珠江入海的三角地带、岭南名城广州辐射的范围视作真正的精神的南方，也即现代的南方，就是我们要诉说的南方。这里出生的诗人，或虽从外面到来却在这里成长的诗人，或在这里成长却又散向四方的诗人，就构成了南方的诗人群落。南方诗歌或南方诗人群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已获得长足发展，并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打工诗歌的强势崛起，甚至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但在打工诗歌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诗人群落未曾受到充分关注。批评界还习用60后、70后、80后、90后来概括同属一个年龄层次却差异极大的诗人。在2016年参加广东诗歌高研班高峰论坛时，我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需要对广东近三十年来涌现的诗人群体或诗歌流派予以命名，以有助于全面揭示多元和复杂的南方诗歌生态，并展现其不同于其他地区诗歌的独特品质。实际上，在当代诗坛，南方诗歌或诗人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重要的诗歌群体，为展现其创作实绩和生存状况，我们这里仅略作清理： 1.底层打工诗群，1990年代兴起，是广东诗歌最重要的诗歌群体，1994年，佛山《外来工》杂志创刊，标志着打工诗歌的崛起，2001年，罗德远、许强、徐非、任明友等一起创办《打工诗人》杂志，标志着打工诗歌进入其辉煌阶段。底层打工诗歌的代表性诗人还有方舟、张守刚、许立志、柳冬妩等。在底层打工诗人中，郑小琼的写作最具典范意义，其作品主要有《女工记》《黄麻岭》《郑小琼诗选》《纯种植物》，其特点是直面社会苦难，渴望公平与正义，反映中国城市化浪潮中城乡二元结构破碎的底层打工者的工作、生活、痛苦与迷惘，具有着极强的社会介入性和阶层代言性。底层写作的往纵深发展，必然走向更广层面的社会问题探询、现实政治批判、复杂人性透视与理想维度的建立，这是因为文学的本质必然是从局部的个别写作进入普遍的整体人生意义的揭示，进入个体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在这个方面，很多打工诗人因为学养不足，呈现出其无法突破的困境，其打工题材的反复书写逐渐失去了对于读者的吸引力，如果寻找新的题材、反映新的问题、呈现新的意义，将成为底层打工文学突破的方向所在。而在这个方向上，郑小琼所取得的进步和她的个人探索将可能为打工诗人群体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2.完整性写作诗群，2003年兴起，是广东诗坛极具理论深度和诗学自觉的重要诗人群体，“完整性写作”的口号最早由世宾提出，而东荡子则是完整性写作的精神之父和创作先驱，黄礼孩是完整性写作诗群的最典范代表。另外，黄金明、游子衿、浪子、曾欣兰、安石榴等也可看作是完整性写作诗群在精神和艺术上的响应者。该诗人群体的重要作品有东荡子的《杜若之歌》、黄礼孩《谁跑得比闪电还快》、世宾《伐木者》、黄金明《时间与河流》、浪子《无知之书》等，其诗学理念是强调诗人的内在自我建设和触碰最高的不可能的上帝，主张诗歌要“消除黑暗达到精神的完整”，“诗人应像上帝一样，通过一个闪念可以获得整个世界”，完整性写作诗群的代表性诗人黄礼孩创办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世宾创办的“东荡子诗歌奖”，已经成为传播其诗学理念并将广东诗歌推向世界的重要平台。当然，我们要注意到完整性写作诗群的概括也可能是不被诗人们完全同意的，比如世宾和浪子就有极大的差异，世宾在神圣写作的提倡中又明确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向和政治批判维度，而浪子却声言“诗歌和现实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诗歌只抒写诗人纯粹的内心。但在我看来，他们在要求诗歌的纯粹性方面都是相通的，在艺术的表述策略上也是不同于底层写作的现场裸露的痛感和苦难书写的，另外，他们都受西方影响较大，但在中国文化传承方面相对偏弱。 3.新女性写作诗群，以马莉、王小妮、晓音、陈会玲、杜绿绿、谭畅、林馥娜、谢小灵、杜青、燕窝、谷雪儿、冯娜、舒丹丹、月芽儿、安安、吕布布、布非步、文娟、旻旻、紫紫、筱卉、钟雪、云影等为代表，新女性写作是我为其命名的，而其在学理上和实践上也是成立的。新女性写作诗群还可以区分出两种写作方向，一是以马莉、王小妮、晓音、谭畅、林馥娜、燕窝、谷雪儿、月芽儿等为代表的大女人写作，其特点是注重将女性的生命感受和对于社会现实的当下关注结合起来，她们或者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或者具有哲思的品质。其中，作为广东本土诗人，马莉的写作最具代表性，其诗集主要有《金色十四行》《马莉诗选》《时针偏离了午夜》《词语在体内开花》等，其诗歌作品内涵丰富，体式多样，成就突出，而自成大家；王小妮在诗坛成名早，其本人虽然来自东北，但自1985年起定居深圳，其重要诗集如《我的诗选》《世界何以辽阔》等在诗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来自四川并长期定居广东的女诗人，晓音始终坚持着一种女性写作对于性别身份的超越，在其早年主编《女子诗报》并转战各地中，注重一种实验性写作，致力于“探寻诗的语言技艺，而不仅是表达一种女性的生活或生命体验”（向卫国），而在其走向成熟期以后，更创作了一批直接关注中国政治现实的作品，如长诗《六十四号病房》等，“这些诗中即便是出现了她自身作为女性抒情主人公的口吻，其实也是以一个‘人’的或者公民的身份发出的声音，而不是一个‘女人’”（向卫国）。陈会玲、旻旻、布非步、紫紫、安安、文娟、筱卉、云影等女诗人的写作，则更具单纯女性写作的特征，她们的诗歌是更加心灵化和女性特质化的，因为身处环境的单纯，她们并没有对社会苦难的切身痛感，也没有完整性写作诗群无限崇高的使命感，而更注重纯艺术和纯心灵感受的小女人写作。尤其是陈会玲的诗歌，有一种强烈的优柔的女性力量，她的语词纯净凝练，她的情感沉静、含蓄和优雅，在极具灵性的感悟和写作中，呈现出了一种典型的东方美学精神。还有谭畅等举起“花神诗歌节”的旗帜，集聚一大批女性诗人，持续不间断地展开女性的自我书写与女性写作理论的自我建构，这也使其成为近年来珠江诗坛的一个重要的诗歌和文化现象。而林馥娜则是女诗人中难得的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兼擅的作者，其写作极富哲学的深度，侧重人与万象的互换体验。冯娜侧重人与自然的共鸣，在诉说民族性的精神渊源中开启自我价值的确认，燕窝在自我的智性追逐中趋近于万物的吟唱，杜绿绿的诗歌风格独特，颇具另类色彩，钟雪以其奇异的语词和意象书写在精神的漂泊之旅中构建着自己独立的文化家园。 4.纯技术写作诗群，以梦亦非等为代表，学习这种写作技法的有90后诗人如梦生等，其主要作品有梦亦非的《苍凉归途》《儿女英雄传》等，梦生也有《π/0》《x门遐想》《23°20'N,113°30'E 24：00》等。梦亦非提倡诗歌写作的程序设计和可操作性，认为那种仅仅出于反映现实和抒发情感的诗学观念已经过时，强调发明某种文学技巧，把写作变成文学技巧的训练场，注重汉语长诗写作，寻求诗歌写坐的技术突破和诗艺探索，甚至在汉语写作中大量引入字母和数字，构建一个符号的迷宫。这种注重纯技术突破的写作也容易导致一种弊端，那就是抽空情感和抽离现实的形上化发展方向。在另一个层次上，梦亦非的写作因其文化意蕴、哲学深度、宗教精神及其朝向未来的探索，我们又可以将他命名为21世纪的新玄学诗派，这方面还可以黄金明、陈肖为代表，黄金明的重要作品有《时间与河流》等，其诗歌注重意象写作的可感性，在哲学的致思中挣脱现代社会的喧嚣和烦扰，“以思辨的方式抒写精神历程，其中贯穿着对土地深沉的感情”（林馥娜），诗人在穿越时间的河流中，回到自然的宁静和生命的天籁，以为理想的世界增加一点东西。陈肖的诗则具有一种神性指向或巫性召唤的特征，在自己的《传说》等组诗中，他为万物引入了一种灵性化的特质，让自然成为一种居住着诸神的圣殿。 5.口语写作诗群，以老刀、江湖海、高标、刘春潮等为代表，其中，老刀的成就最为突出，在广东诗坛出道早、成名早，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口语诗”探索，其重要作品有《关于父亲万伟明》《查扣三轮车》《英雄》《失眠的向日葵》《打滑的泥土》《眼睛飞在翅膀前方》等诗集。老刀的诗具有着明确的现实主义指向，强调回到常识，回到真，不仅仅是为了俏皮，不是油嘴滑舌，而是注重参与社会和人生的责任，注重在真的写作中获得某种价值维度的观照，注重以锐利的笔和深邃的思构建起独特的诗歌王国。老刀的诗在艺术的精神上仍旧是与完整性写作相通的，就是渴求在现实之痛中寻见公正与温暖，只是其艺术修辞和言说策略有所不同，他们在语言上有着其明确的自我坚持。只是口语诗的写作确实存在严重问题，那就是可能因为太过现实而失之琐碎，从而导致诗意的匮乏，并可能最后演变成闲极无聊的口水诗，段子化、玩聪明、抖包袱、讲故事，缺少生命的内在关怀和现实的真切指向，其在诗学的自觉和思想的深度方面也有较大缺陷。 6.都市写作诗群，以郑小琼、马莉、谭畅、蒋志武、何光顺等为代表，郑小琼的《人行天桥》展示了城市里各种身份的人们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相互欺骗和侵害，呈现了重金属污染所造成的人类身体所遭受的摧残和毒害，马莉的《金色十四行》诗集则广泛写出了城市里的卑微的建筑者所面临的痛苦的生存处境，写灰霾城市里的某种压抑的强烈体验，在批判中展现不为人所注意的，避免了某些歌唱城市地标建筑的抒情化写作。郑小琼的《人行天桥》不仅是底层打工诗歌的名篇，同时也是当代中国都市或城市写作的经典，写出了现代城市工业的冰冷机械和钢铁对于血肉之躯的侵蚀和对于古典诗意的摧毁。谭畅的都市写作则集中于展示女性的悲剧，如她的《东莞启示录》《我的天之河》等都写出了寄居城中村的发廊妹的不幸命运，写出了在现代都市里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对于女性的肆意掠夺。蒋志武的《黑色的城市》《黑金属老虎》《受命的铁钉》则主要写出了城市的金属丛林、城市深处的黑暗、黑暗中的毒瘤、无处不在的欺骗、大楼上长满铁锈的铁钉等所隐喻着的个体和人性被都市工业机器吞噬的恐惧，揭显出作者着眼于人性渴望精神皈依的主题。何光顺则有《广州印象》《城市里的水泥路》等城市组诗，形成了对于天河城广场、北京路、广州歌剧院、城市河涌等特殊城市主题的多维度写作，写出了城市所缺失的本质及其对生命源头和精神故乡的远离。总体说来，当前广东诗歌乃至中国诗坛，有关城市主题的写作仍旧严重匮乏，很多有关城市题材的写作还未真正进入现代性的视野，未能写出城市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7.学者型写作诗群，以温远辉、王瑛、容浩、赵目珍、何光顺等为代表，其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知性特征，具有着某种诗学理念的折射，而其特点又各有不同。如温远辉最早在高校从教，后虽进入南方传媒集团，他一边开展诗歌写作，又同时坚持诗歌评论和学术写作，这种创作、批评和学术兼顾，是学者型诗人的共同特点。在学者型诗人中，较重要的诗集有王瑛的《昨夜，誓言一样的青铜器》、容浩的《从木头到火焰》、赵目珍的《外物》等，以及何光顺的诗作《身体、性爱和灵魂 》《落叶和手机》《三月七日》等。王瑛诗歌的特点主要在于借助象征手法以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所见转化成完全陌生化的意象，以对现实进行有距离的观照，而其写作重心特别注重于以亲情为核心的伦理维度的书写，这为当代诗歌的伦理写作提供了新途径；赵目珍的诗歌较多地将老庄的哲学精神进行诗化的表达，是明确的具有着学理的沉思的特质；何光顺的诗歌则着眼于从哲学的、历史和现实的多维度介入，探讨身体、灵魂、民族、神性等主题，其写作既具有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深厚背景，又有西方哲学美学的陶化熔铸，其诗歌写作具有诗人汪治华所说的“思想发出呐喊，立即写出了灵魂的回音”，“哲学化成了诗歌的肉身，诗歌则进入到了哲学的灵魂”，“诗歌与哲学的遇见和冲突，就是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和谐”。但总体说来，学者型的诗歌写作还未能得到充分地发展，这主要源于学者大多被体制所牢笼，而多未能进入文学创作的维度。 8.新乡土写作诗群，以黎启天、郑德宏、蒋志武等为代表，主要作品有黎启天的《零丁洋叹歌》《零丁洋再叹》、郑德宏的《华容传》、蒋志武《万物皆有秘密的背影》等诗集。黎启天可能是广东最具乡土写作自觉的诗人，他认为当前中国写乡土的诗人更多的是将目光投向那些离乡进城的务工者，但却忽略了所有进城者的异乡境况都会不同程度地反射回到他的出生地，他的故乡，黎启天期望通过乡村留守人的群像以反观进城人的生存与心灵困境，写乡村的老人的守望、小孩的渴望、荒芜的田地和空荡荡的村庄，他主张回到出生地，回到乡村，以另一个角度，另一视野，隔着时空距离，去反观异乡，从树的根部或许更能感受叶的飘泊。郑德宏的诗歌则主要是写他在湖南的故乡，写对于故乡的华容河的挚爱，对于故乡的山水草木的深情，其中有许多优秀的诗作。蒋志武的诗在对万物秘密的书写中，展现一条心灵的回乡路，以点燃他因漂泊异乡而沉浸在黑夜里的孤独灵魂，在他的笔下，家乡的桃花和草木，都成为照耀他不断前行的信仰的图腾。然而，从整体来说，广东诗歌的新乡土写作，还远不如内地的乡土写作能够得到重视，这方面还需要更多优秀诗人的介入。 9.垃圾诗写作诗群，其创始人是皮蛋，凡斯是这场运动的领袖，是垃圾诗群的理论代表，而文本写作的代表是典裘沽酒，其后起之秀主要是无聊人。垃圾诗群的代表作品有典裘沽酒的《绝望的十四行》《我渴望高潮时看到你的脸不再扭曲》《风波》《在床上读诗》等。垃圾诗群的诗人把自己置身的时代看着是腐朽的垃圾的，他们希望揭破这个伪装得堂皇的时代的不堪入目的肮脏，他们写广场，写生殖器，写淫词秽语，但其背后却可能隐藏着某种已经被戏谑成碎片的严肃主题。垃圾诗群写作的流弊是沉溺于用下半身写作和用恶心语言来写作时，可能造成恶俗和艺术水准的剧烈下降，造成诗歌情感的无底线和粗鲁化。 为着言说的方便，我们做了以上有关诗歌群落或流派的“命名”，此真所谓“道不可名，强为之名”。但即使如此，我们以上有关诗人群体的归纳还是难以完全罗列南方诗坛的整体写作现状的，因为很多诗人群体都处于命名和形成之中，比如在口语写作和垃圾写作的交叉中还衍伸出“脑残体”写作诗群，其写作理念是“用障碍说话”，阻绝思想对于写作的介入。这些不同的诗歌群落，我们都是根据其写作理念和方法实践来予以命名，这其中既有自我命名的，具有着强烈的流派自觉特征，也有本文根据凝聚度较高、相似度较高而予以概括和提炼的。这种命名的优势在于打破出生年代和出生地域的简单划分，而实现某种程度的召唤出场，以在现代生活的流动性中增强更具诗歌本身精神和诗歌艺术探索的集结。 当然，还有学者根据地域来划分出了珠三角诗群、粤东诗群、粤西诗群、粤北诗群等，甚至每一个城市都命名一个诗群，这种划分方法就在牵强之嫌，如果一个诗群没有主题、题材、精神、风格的粘合度，而仅仅是一个地域或一个城市来划分，那每个城市都拼凑出一个诗群，而这些诗群相互的差异何在，就可能不明所以了。我们在否定这种地域和城市来命名诗群的同时，却可能认可广东以族群为特点来展开写作的客家诗群，该诗群重在以诗歌作为全球客家人的一种精神联系，以进而为华夏民族的整体文化认同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其代表诗人主要有唐不遇、离开、柯桥、林珊、吴乙一、惭江、若溪等。当然，还有很多诗人，并未能纳入诗群来观照，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独立诗人，比如长期在广州和深圳生活并被称为民间思想家的诗人海上，其写作就是体量庞大而难于辨识的，还有一些诗人，具有着写作的独立性，我们还未来得及具体归纳到某个诗歌群落中来进行观照，如汪治华、祥子、刘汉通、翟文熙、阿翔、慕容楚客、龙凌、马龙飞等。同时，我们还编选了一些年轻的诗人，如喻浩、黄宇、乔迎舟、赵璠、林显聪、吴新纶、冯媛云等，这些新人才刚刚起步，但其最初的写作已经有了可喜的成绩，至于其未来的写作，则需要更多观察，也留给我们更多期待。 三、南方的诗是指向未来的 南方诗歌是与新诗百年历史同步并在精神内质上引领潮头的，在新的世纪转折点上，其艺术上也开始逐渐超越北方诗歌，而更具有活力的。回顾一百年以前，胡适首倡白话而反文言，变古体而为新制，新体诗遂起。然胡适新作尚浅，其情感和体式如其为人，有谦谦君子的自我修饰和收敛之风，其新变重在语言，而其体式和精神，却尚未能充分体现新体诗之自由。郭沫若继其后，以狂飙突进的姿态，首次展现了新诗的最无拘束和奔放洒脱，从艺术上来说，其名篇《天狗》并不是特别具有创造的，而其真正的创造却在于将胡适所开创的新体诗，以纵逸的天才感情和狂肆的白话言说大大向前推进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格律诗派在艺术上做出了真正的开拓，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成为这种格律探讨的代表作。臧克家的《有的人》、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等，逐渐为新体诗赋予了更为充实的社会政治内容和反抗批判精神。而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在艺术和意境的创造上，既重续着某种中国古典的余韵，又具有全新的现代精神，并从而让中国新体诗和翻译过来的欧美诗歌在神情和性格上区分开来。 我们编辑20世纪末叶到21世纪初的中国南方诗歌流派的作品集，就是要呈现新体诗在自由精神、形式体制、题材意象、修辞手法等各方面的创辟。在这些诗人之中，我们姑且列举东荡子、黄礼孩、世宾、梦亦非、浪子、马莉、陈会玲、郑小琼与余九人之诗以为示范，因篇幅有限，我们还将专文探讨现代新诗之可为示范者。此所列举九位诗人之片语，已可为当代汉语新诗之精粹展现。如东荡子《宣读你内心那最后一页》： 宣读你内心那最后一页 失败者举起酒杯，和胜利的喜悦一样 黄礼孩《独自一个人》： 一路上，没有人与我谈起天气 在一滴水里，我独自一个人被天空照见 世宾《光从上面下来》： 光从上面下来，一尘不染 光把大地化成了光源 浪子《构成》： 明月在上升，我分明看见 另一轮明月在沉没 梦亦非《三月：遗址之花》： 那露水的祭台上，馨香低迷 是否，神不会留下痕迹 马莉《听说柚子花落满了庭院》： 那么轻，那么轻 清晨的针叶穿过宽阔的晚风 陈会玲《拾碎》： 我听见内心的声音，绕过久远的岁月 深陷秋天的惶惑 何光顺《每一片落叶都携带着一个灵魂》： 光的碎片闪耀，照着每一个虫子的归去 每一片落叶，都携带着一个灵魂…… 这些诗句亦可谓诗之上品，我喜欢其写作所呈现的明净、纯粹、澄澈和灵性。你仔细品味和吟哦，就不难发现，这些诗篇的情感是凝聚的、含蓄的、深沉的、柔软的，而却是有着极强的力量的，这些诗篇以自由变幻的现代汉语的形式表达着一种节制的情感和节制的风格，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拘束，在形体的自由变化中，永远深藏着人类的一种自然本真的情性吟唱，又要能止乎礼仪的伦理品格，还要有一种朝向神圣的永恒书写。在以上诗人的每句诗篇里，我都能听到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听到诗人在这世界里的缓缓歌声，听到上苍的神秘力量的呼唤和应合。当然，每句诗篇又有其不同的侧重和方向，有的在安慰失败者，有的是一个人在独自沉思，有的是看到神圣的光照耀大地，有的是看到一个世界的沉没，有的是在虔诚的祭拜中窥见神圣，有的是在自然的风中听到了落花的声音，有的是绕过久远的岁月回到纯洁的起点，有的是看到了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其灵性的力量……此真所谓“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实际上，所有的诗人都在指向唯一的诗篇，所有的诗人，都是唯一的诗的顶礼者，他们只是从不同的维度去抵达…… 在九位诗人的诗作中，郑小琼的诗有着不同风格和情感的表达力量，那是来自于对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席卷华夏的打工者之苦难的历史见证，这里仅举其《喑哑》前半部： 我以为流逝的时间会让真相逐渐呈现 历史越积越厚的淤泥让我沮丧喑哑的 嗓音间有沉默的结晶：灼热的词与句 溶化了政治的积冰夜行的火车 又怎能追上月亮从秋风中抽出 绸质的诗句柔软的艺术饱含着厄运 他们的名字依然是被禁止的冰川 这首诗的力量太过强韧，开篇就以怀疑和痛苦置入，让人在绝望中深深叹息，他的整首诗篇可以连接成一个长句，那是对时代的无休止地控诉，流逝、沮丧、喑哑、沉默组成了最初的感伤和叹息；而后诗和诗人出场，灼热、溶化、柔软，寓示着诗所禀承的情感和急切的期望，“从秋风中抽出/绸质的丝句”，这是诗人要以诗篇柔化一个工业和资本联盟的时代对于生命所造成的窒息和压抑，诗并无法干预时代太多，然而却可以让心灵看到希望。 像郑小琼这样，表达强列现实批判性的诗人，还有很多，他们在艺术上虽然还未曾达到郑小琼诗篇的高度，但其内在的痛苦和对于时代的控诉，却是令读者无不为之动容的。如许立志的《梦想》：“夜，好像深了/他用脚试了试/这深，没膝而过/而睡眠/却极浅极浅”，这是何等深沉的隐藏于黑暗深处的绝望；又比如罗德远《在生活的低处》：“在生活的低处/一群群鲜花远离课堂”，谢湘南《填海》：“大卡车将泥土和石块往海里倾倒/轰隆隆的声音传出很远”，张守刚《我用一个夜晚的疼痛来思念故乡》：“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还在路上/追赶风瘦削的骨头”，这些诗篇都诉说的是底层打工者生活在现实的低处和精神的低处，却永不停歇的劳作和追赶，他们像蚂蚁一样卑微而忙碌，却自也有其追求和意义。 还有的诗人如海上，也是难以概括的，其语言、风格和主题都是多重的，其诗亦为上品，如这首《避免逆光的引力》： 你看逆光的表面，张裂的 是世纪的疑问 人们的视力下降至悼念的昏暗处 你看世界把信封失落在寒潮里 哭泣的祷词正朗读出它 的秋叶……叶子在风口传诵 你在逆光里隐遁 昏眩的人群里，唯有我在曾经的现场 诗人用一个物理学的术语“逆光”来表达了人们在一个昏暗的时代所置身的生存困境，他们慢慢丧失了对于光明和温暖的感知力，诗人以“逆光”来陈述了对于长达一个世纪的苦难中国的控诉，这种逆光的生存处境让这个民族长期沉没于“昏眩”之中，“你看世界把信封失落在寒潮里/哭泣的祷词正朗读出它/的秋叶”，在海上的诗中，你读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的哭泣。海上还有许多关于民族的神话和历史的长篇史诗，读他的文字，你能感觉到他的灵魂穿越亘古洪荒，又飞向未来时空，他炽热滚烫的情怀只为华夏民族缔造着属于自己的伟大。在他的诗中，我看到了只有运行到民族文化的群星闪烁的高空，那神圣的光芒才能将世人提升引入高山流水和晓风明月的空灵与纯真。在为民族的伟大气象寻找合适的形式中，海上不断沉潜，以让自己进入黑暗的深渊，去探寻华夏民族可以历经千年万代而生生不息的秘密种子，去为当代中国汉诗的史诗化写作注入古远的民族精神的力量。像海上这样优秀的具有宏大体量的民族诗人，是值得我们特别标举的。 又比如汪治华的诗篇，是既平易近人又入心入肺的，他既希望如口语诗写作那样与世间生活打成一片，但却又并不满足，而希望像完整性写作诗群那样去达到奥林匹斯山的众神高度，就如这首《鸟》所写的： 飞鸟在天上飞，它把两个世界 飞成一个整体。 天上和人间的世界被飞成了一个整体，飞翔的鸟儿，就是神圣的使者，它为天神带来人间的动静，为人间带来天神的消息。还有诗人写“月亮从狗吠中，一声一声，被唤出来”，“而鸟，在山谷里的回声/把它空空吸走”；“它的心酸，如同树枝/站在时间的河里”，都十分传神动人；“鸟是区别植物、动物的/分界线，鸟是区别星光、眼泪/的分界线”，这表明了汪治华的理想，在当今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对人的全面异化中，必须要让人从中脱离出来，必须划出一些分界线，让人不至于沉沦，作为天地之间的人，他需要像飞鸟一样，既谛听神灵的语言，又能感受到泥土的芬芳。在汪治华的诗歌里，我强烈地感到，诗人的一首诗，就构成了一个诗人的基因秘码，就像诗人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他的全部信息。那飞翔的鸟，就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能让自己飞翔在天空与大地之间的诗人的隐喻和象征。 在我们编辑的诗选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有很多写父亲的作品。或许这可以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去解读，在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父亲承担了太多的重负，父亲似乎就是大地和苍天，就是民族和传统，就是亲情和劳作的承载者，我们选编的老刀的《关于父亲万伟明》、马莉的《父亲，是你喊着我的小名么》、浪子的《写下一首你无从读懂的诗》、王瑛的《父亲·祭》组诗，都是这样的诗篇。这其中，王瑛的《父亲·祭》组诗尤其值得注意，王瑛可能是当代诗坛第一个用这么多篇幅大规模写作父女亲情的诗人，这组诗总共包括《爸爸，新年吉祥》《爸爸，七十快乐》《谁陪我喝了这杯清茶》《梦里花不开》《别人的爸爸》《这个屋子没有诗意》《或许我已经可以和弟弟妹妹们谈谈》，这些诗都是王瑛在父亲去世后陆续写成的。这正如李艳丰所指出的：“王瑛用诗歌的形式，为父亲在此岸设置了灵堂。她得以就此凝视父亲的沉默，并想象父亲聆听、陪伴的模样，实现生命的接续与绵延。”（李艳丰《人伦之爱的诗性昭示》）在诗人新近出版的《昨夜，誓言一样的青铜器》中，开篇就是《爸爸，新年吉祥》这首怀念父亲的诗： 山花已经谢了 蘑菇不再生长 山背后的父亲 是否站在竹梢眺望？ 一种凋谢、沉没和悲伤，扑面而来，这是至深的亲情，却是被许多人遗忘的，被资本和权力腐蚀的，然而，这却是华夏伦理的根基，是人类最古老朴实的真情，诗人的诗将我们直接唤回大地，让我们瞩目青山，让我们感念大地和青山对我们的哺育：“路的尽头/数不尽的日子灯火璀璨/春华秋实有时候也是一种忧伤/他心爱的姑娘正抱着他的岁月望着菊花星星点点黄”，诗人让我们回到人间去为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生活点滴引入诗意，女儿在父亲眼里永远是娇弱的，是父亲要用大山一样的臂膀来庇护的。 我们的诗集还编选了一些最年轻的诗人，如温咚荻、梦生、乔迎舟、赵璠、喻皓、黄宇、林显聪等，他们的诗歌也是值得期待的。梦生的诗歌有实验写作的特征，乔迎舟的诗篇在哲思、神性和诗意的融铸上已初见气象，赵璠的诗有一种简洁硬朗的风格，喻浩的诗受到西方诗人的较大影响，黄宇的作品的意象运用极具特征，林显聪的诗有一种奇诡的异质感，吴新纶的诗借助神话以行巧思。还有如官越茜往歌词化方向的写作，如这首《没见过》，呈现了现代诗往歌的回归的特征： 我见过树叶亲吻大地 见过微风拥抱空气 没见过你 我见过曼陀罗的美丽不会凋零 见过大雁身披着余晖的霞衣 见过森林沐浴了如丝的细雨 没见过你 诗和歌是不能分开的，在诗起源的时代，诗就是歌，然而，到现代世界以来，诗逐渐远离了歌。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民乐歌手鲍勃·迪伦，这真是深具寓意的，或许，单纯从艺术的高度上来说，还有好几位是比鲍勃·迪伦更适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但诺奖委员会将文学奖颁给一位民乐歌手，这似乎可以看作当代的诗向歌的内在响应和回归。在我们诗集结束的部分，我们编选这样一首更接近于歌的诗，就是有感于90后年轻的心，将诗唤回歌的内在感觉的苏醒。这首歌有着一种轻盈的旋律和美妙的乐音，有着一种初恋般的愉悦和明媚的感情，这就是这个年龄的女子的心灵在歌唱。这歌中也有忧伤，但那是轻柔优雅的，是动感健康的，是充满着希望而又跳跃的。在这首歌的末章： 你来过这城市 你来过这土地 白云依旧朵朵 草色依旧青青 我在这里啊 就在这里啊 安详地 像一朵傲然的白莲 不畏风雨 像一朵傲然的白莲 不畏风雨 玩之读之，吟之诵之，真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效。如果谱上音律，当是一首很好的歌，这其中有着一种自然的节奏和音乐的美感。在优雅袅娜的歌唱中，年轻的女生以“像一朵傲然的白莲 不畏风雨”的反复咏叹结束了全篇，这也真可谓《南方诗选》的最有意味的结束。当然，这部诗选是无法以“白莲”或这首歌来全部概括的，但我希望这部诗选在底层打工诗人的沧桑苦难中开篇，在“90后”诗人的青春希望中结束。这种结束不是真正的结束，而是另一种延续，年轻的诗歌新人，在一部极具重量的诗集里，无疑是要排在末章的，然而，他们却必须是要出场的。最先出场的诗人，当然是重要的，是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他们树起了这个时代的尺度和标竿，引领着这个时代向深处和高处探索，然而，未来却属于新人，我们期待他们接续诗和歌的传统，为我们这个民族继续展开精神领域的书写。 在对于以广东珠三角为中心的南方诗歌的扫描中，我们展现了一种从近代以来崛起的真正南方精神，我将其命名为海洋精神。某种程度上，我将这种精神看作是与从漠北、西北利亚而卷起的野蛮力量相对应的，某各程度上说，华夏民族的中原腹地的精神力量，一个重要的保存之地，就是在南临太平洋的珠江水域的肥沃之地，在北方中原每遭逢来自他族的冲击时，一波又一波的中原难民的南迁，就促进了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歌的繁荣。无疑，尊敬的读者，将会发现，我并未简单地将南方精神所代表的海洋文明与中原所代表的大陆精神予以对立。而实际上，海洋精神和大陆精神地更有机结合，将更好地决定着华夏民族的未来。对于华夏民族的大陆精神，我在为四川存在先锋诗派所写的《四川诗人，大陆精神的象征者——以“存在”诗派及相关诗人作品为例》中做出了论述，在这篇序言性的阐释四川诗人的文章中，我指出四川诗人承载着“华夏民族最根本性的大陆精神”，那里隐藏着一种源自古老历史源源处的深邃和厚重。如果说，广东珠江水域将华夏民族的民族精神向海外扩展，那么，四川天府之国则将华夏民族的民族精神进行深根厚植的归藏和返回。没有四川诗人从司马相如到李白、杜甫到苏轼，再到当代存在先锋诗派的写作，没有刘备、诸葛亮以捍卫正统并赢得千古诗人垂吊，没有钓鱼城对蒙元入侵的殊死抵抗，就不会有华夏民族文学的深沉与厚重、悲凉与慷慨。同样，没有广东诗人遥指海外的中西方明对话，没有对于从北方不断迁徙而来的民族儿女的庇护，没有厓门海战中的华夏衣冠尽丧的悲情，就同样不会有华夏民族文学的开放与包容、辽阔与混沉。因此，我们看到《南方诗选》开篇的郑小琼等数位优秀诗人，实际就是四川的大陆精神与广东的海洋精神的结合，就是在奔赴自由中的现代人格的涵养。而这种人格精神和诗歌精神，都需要我们将中国幅员辽阔的各地区放到一个更高维度的民族精神的角度来展开书写，而后才可能获得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没有属于华夏民族的中国文学，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真正走向世界，而这也是我们编选《南方诗选》的意义所在。 当然，作为首部以《南方诗选》命名的诗集，目前我只是从我熟悉的角度推出了曾经在《云山凤鸣》公众号发表作品，并为我所知的一部分广东或南方诗人，在这部短短的诗集内，我们不但未能涵盖广东珠三角诗人的精英，更遑论广东以外同属南方的湖南、广西、海南、云南等等地区的诗人，他们也都可以体现出我们所提倡的南方精神的不同维度。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以后再编或续编中去关注的。幸好，我们的诗歌创作和批评是一个持续的事业，只要有这种对于艺术和艺术所隐藏的根本性的精神的挚爱，我相信，那些暂时为我们本期诗选还未曾纳入的更多的优秀诗人，并不会介意我们先行借我所熟悉的部分优秀诗人作品所做的一次民族精神的建构。历史的道路源自远古，并伸展向未来，我们每个人都在标记自己的行程，并寻找同路人，我只愿为着这个民族和时代的书写者，我们都能携手同行，让我们走向属于个体的，也属于民族的未来。 附注：本文原载《诗探索》2018年第2期（理论卷），《南方诗选》出版序文略有增删，现为《南方诗选·序》的最终定稿。 【作者简介】 何光顺(1974-)，男，笔名蜀山牧人，自然名绿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州青年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魏晋文学、中西诗学、基督教文化等几个领域的研究。热爱诗歌，近年介入当代诗歌创作与批评。 在《哲学研究》《现代哲学》《文艺理论研究》《南京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代表著作为《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主编《南方诗选》《珠江诗派》《宋词鉴赏辞典》等。 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主持并完成教育部青年基金课题1项、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1项。参与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4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