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面强攻”的文学精神 刘醒龙 打理这部与往事重逢的书稿，时常冒出一种古老感觉。如同前几天搬家，从柜子最深处翻出那瓶贴着“1997”标签、青岛产的干白葡萄酒，一边窃喜，一边找来抹布，正要擦拭，又停了下来。落在酒瓶上的一九九七年的灰尘，不擦干净可惜，擦得太干净了更可惜。来到新居所，第一件事就是将权当没被重新发现的灰蒙蒙酒瓶安置好。有岁月当底气，在阳光下深深浅浅不断变幻颜色的玻璃瓶中，老酒婀娜晃荡，仿佛是窗外那树每天一种模样的秋叶，舍不得打开瓶盖闻一闻酒香，品一品醇味，就已经沁人肺腑，醉人心脾。 在我的文学经历中，一九九六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是文学意义上“正面强攻”的重要节点。这年夏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个长篇小说策划活动安排在青岛。在此之前，以中短篇小说名义举办的活动涉足较多，以长篇小说为主旨的活动则是头一次参加。这也为自己两三年后，开始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埋下了伏笔。此外，整个年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学风潮，正是这个时候显示出不将我卷入其中决不罢休的锐利锋芒。 第一次去青岛时，我已经很“恐高”了。由于人还年轻，可以咬着牙在飞机上坚持一两个小时，落地后一两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那时，从武汉到青岛有三十小时左右直达的火车，但是卧铺票难买的程度与机巧，比某些人削尖脑袋跑官买官有过之而无不及。飞机飞临青岛上空，在海上略一盘旋，还没有来得及看清舷窗外的鸥鸟船舶，机头突然往下一扎，像是要直接栽入大海，有超过半数的乘客惊叫起来。一九九五年底，我到克罗地亚访问时，受东道主安排去地中海上的赫瓦尔岛。当时巴尔干半岛上炮火纷飞，克塞两国正以举国之力打得不可开交，我们乘坐的客机以强击机的猛烈态，由浪尖上直挺挺地跌落机场。相比之下，青岛上空的飞机，由海空至陆地的驾驶动作，有点老练过头而显出几分油滑，不够格形容为跌落。只不过由于是在国内，乘客们心理要求更严格一些，才有惊呼之声爆发。这一点用在文学的各个方面也颇为相像，生长于本土的，各种偏好也来自本土的，总是要经过更加严格的考验。这样的生长与偏好，在本土中人看来，不仅是太熟悉了，还会受到千丝万缕的个人因素牵扯，谁都有可能用自身的东西来说事，进而生发出貌似客观，实质上是以一己之主观，与这个文学时代过不去。 在青岛，我们策划了一套名为“新支点”的长篇小说丛书。回到武汉，正赶上商店推销一款由青岛出产的可移动式水冷空调，花了四千多元稿费买回去，装在办公楼内自己的写作间兼卧室里。整个办公楼，那时只有小会议室装有一台窗式空调，却不是随便就能使用的。我的这台可以随便使用，别人也可以随便蹭凉的空调，成了整个楼的宝物。来的人并不说是蹭凉，而是借口看看从未见过的新式空调。自己趴在写字台上写作，背后的床铺和椅子上，常常坐满了人。所幸单位后来非正式宣布了不是纪律的纪律，来蹭凉的才急剧减少。前后四十多天中，白天给这空调加一桶水，晚上再加桶水，硬是让武汉的火炉变清凉了，也将一向歇息的夏季，变成了新的写作季。按期写完交稿的长篇小说《寂寞歌唱》，在天津一家工厂印刷时，车间里的捡字工、印刷工和装订工，迫不及待地将油墨未干的一个个印张，订成比毛边书还要毛边的书，在厂内厂外传看，还请出版社的人带话给作者，他们厂正是这样的。引起工人们心中共鸣的是，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只要来了一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改革家，陷入困境的企业就会起死回生。小说却写了一个所谓的改革家，如何将一家不错的工厂弄垮掉。一般来说，那个时期的印刷工人，都是十分可靠的读者。他们热爱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在小说后记中，我明确地表示，这是“写给我的工人兄弟”。纯粹是某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这部还未印行就被先期接触过的读者普遍看好的作品，最终尘封在出版社的仓库里。 记忆这东西，如果是她不肯要的，想千方，用百计，也无法使她留住。反过来，记忆执意要留下的，就是将脑海开一百个天窗，该留下来的还会摆在明目张胆的位置。摈弃只会拖文学下水的恩恩怨怨，让那些所谓绕不过去的坎，只在一个人心中“寂寞歌唱”，则是文学的宏阔天地。重要的是文学还在，作品还在。假如过程中有伤口与伤疤，最简单的方法是不使其直接裸露，想也不用想随手贴上一片创可贴。 正如一般回忆在山里长大的情景，总爱用孤陋寡闻这类浅俗套路来形容，往往词不达意，无法抵达真实时态。“文革”那些年，除了一两样出版物可以公开流通，其余本该烧了毁了，却没被烧掉毁掉的，在避过最猛烈的风头后，又慢慢地半公开出现了。这种半公开，不是在教室里，也不是在会场上，而是放学之后，任我们漫山遍野撒欢的荒草地和小树林。有一阵，几个年岁相仿的少年，趴在山沟的岩石上，头挨头凑在一起，反复读一本残破不全的小说。小说结尾中写道，美国军舰开进胶东湾，送美军登陆后，山东解放区的中国军队派出代表到青岛与美军方面谈判。几个最远只到过县城的少年，在对青岛是不是岛的争论中，慢慢形成共识，这个叫青岛的地方，应当与上海滩一样洋气。上海滩地方太大，一般人不敢胡思乱想。青岛这样的小地方，正好让混沌少年浮想联翩。不可否认，能得到这个名叫洋气的理念，表明其内心与世界各地相同，并且可以通达世界各地。 洋气作为一种理念，在小说这种相对通俗的文学样式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某些后来评说文学价值不高的作品，在1950至1960年代的风行，正是由于有着无可替代的洋气。洋气不只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方法，一种态度，一种胸怀，就是不可以当成一种理想。在文学中，洋气是打破乡愁陈旧面具的天边陨石，是打通乡愁去路与出路的高速铁路。福克纳只用一枚邮票来比喻故乡的大小，道理也在于此。邮票是见过世面的，可以走到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对屁股那么大，脚掌那么大，碗口那么大的乡愁的沉溺。在中国文学阔大的乡愁传统中，洋气是神一样的存在。 “文革”后期，为了铺设给县城送电的两万五千伏高压线路，在大部分干部还在继续改造时，父亲等几个人提前由五·七干校解脱出来，派到全国各地采购相关材料。父亲都去了哪些地方，与我们无关，只知道他出门几十天，最后是从青岛返回的。父亲回家时，手里提着一只硕大的提包，打开来，里面装着的全是苹果。这成了父亲一辈子经常提及的事。每一次，他都会开心地说，在青岛时，因为风灾，苹果堆在地上卖，花五角钱就买了一堆。也就是这一次，从父亲那里得知，世界著名的青岛啤酒，别处都买不到，青岛街上却是用大碗装着卖，一角钱一碗，随随便便就能喝到。日后，啤酒这东西也卖到山里了，偶尔在哪家供销社见到青岛啤酒，就忍不住多看几眼。终于喝上青岛啤酒是进厂当工人之后。不曾料到一直以来作为美好想念的物什，只喝一口，就一点不剩地吐了出来。这还不算，还要找来清水，狠狠漱几遍口。虽然后来弄明白，不是青岛啤酒不好，也不是自己口味不适，而是啤酒要新鲜才好喝。那个时期，食品类的东西从不讲什么保质期，是不是坏了，变质了，无法食用，全靠用鼻子嗅闻，用舌尖品尝。像青岛啤酒这类尤物，少说也要周转一年以上，才到达本地。若是今日，敢卖变质啤酒的，肯定会被罚得血本无归。五角钱一堆的青岛苹果，变了质也不影响著名的青岛啤酒，本质上，已经在向山里少年暗示一条不同的文学之路。想来也很有趣，那时，一群少年在一起说这事，最后定性时，用的也是洋气二字。 二00六年五月底再到青岛，自己也领到生平第一个有大额奖金、配得上那个阶段消费时尚的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长篇小说大奖。才过一年，再到青岛，在一处隐秘的军港，基地指挥员指着一道长长的海堤一样的建筑，自信加自豪地说，这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码头。这时候，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成军的二O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有六年，巨大的航母码头就静静地舒展在黄海边。这些依然可以用得上简简单单的洋气理念。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不同的人，在各种各样条件下，对洋气一说的认可，绝对不是又一种崇洋，而是借了洋的概念，释放不愿憋在某个角落里的情怀。崂山上，那道士玩穿越时的一堵墙，显得不那么可笑；那株白天是花，夜里是娇妻美人的白牡丹，其美妙能够渗入骨子里，比小憩时倚着一旁的千年古柏还要坚挺，也是洋气在推波助澜。 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完稿的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整整隔了一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探索者丛书”出版。在青岛时，免不了要议论这书。这种议论从武汉到全国各地都有，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说，都什么时代了，还在描写劳动。二是不认同书中人物离开乡村后，出于对乡村的怀念，有意将自已开的酒店打造成田园牧歌风格。后一点不仅遭到同行诟病，就连读者都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事实上，小说出版的第二年，武汉当地就出现了这类品格的酒店。至于劳动问题，更不用说了。一群普通少年在“文革”时期，还能惦念洋气，作家在文学上的构想更需要超前一点点了。 刘醒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夏天在青岛那一次，我们去到附近的一家酒庄。他们用自家葡萄园里的葡萄酿造一种名叫华东薏丝琳的干白葡萄酒。一行人端着酒杯，全都喝得依依不舍。那种醇厚与绵长，回甘与沉香，只此一次，便长时间收藏在心里。几年后，有一次陪夫人逛商场，意外发现两瓶仅存的一九九七年产的薏丝琳干白葡萄酒，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回家后，与夫人共饮了一瓶。在家中酒柜里一直存放至今的这一瓶，就是那次留下来的。时过境迁，回看当年随意之举，想不感慨也难。 经历了明处的，再了解暗处的，经历了正面的，再了解负面的，凡事知道得多一些，才能体会，何苦总是醉打山门。更能明白，人生过往，还是以微醺为最佳。假如心里总记着一些可以不必记着的不悦之事，又何必寄希望于青史！明明那块石头可以扔在路边，却硬要捡起来，抱在怀里不松手，是没办法走得更远，走得更久的。别人的手，别人的嘴，要写什么，要说什么，没办法控制，也不可以控制。自己的手和自己的嘴，一切责任指令全在一念之间。记忆再多能，不抵一瓶美酒。文学之事，标准高的与圣贤差不多，标准低的也要求做到与圣贤为邻。当初与自己在青岛和赫瓦尔岛乘同一架飞机的另一半人，对飞机的着陆方式不惊不乍，一脸淡然。那般若无其事，肯定是对机翼掠过浪尖的情形见惯了。就像五角钱一堆的苹果，一角一碗的啤酒，说一说就好，不可以真正当成与当前日子比较的要素。人吃五谷杂粮，谁不曾患过疥癣之疾。人走四面八方，哪能不走错路和不弄错方向。人著书立说，也不可能不写错字和说错话。既然蒙尘岁月已经不再打扰今天，就尽管让岁月灰头灰脸好了。俗话说，当父亲的要有当父亲的样子，当儿子的也要有儿子的样子。推广开来，开飞机的要有开飞机的样子，坐飞机的也要有坐飞机的样子。苹果、啤酒和葡萄酒也要有属于各自的样子，归结到最后，文学就该有文学的样子，作家就该有作家的样子。 第一次来青岛又离开青岛后，我顺路去了济南。在那里，与当地文学界贤兄雅弟小聚时，拜将军作家李存葆所赐，指我的小说是正面强攻。我也喜欢英雄好汉，对真正的军人也有着天生的信任。那些在战场上应用的简明军事术语，被用作诠释艺术真谛和万物真理时，表现力更加了得。一时间触动心绪，就着当地中了广告状元的好酒，作了平生唯一一次豪饮。一醉方休后，昏昏沉沉地听他们说，我喝了不少于一斤，也有说我至少喝了一斤二两。第二天中午临去机场时，还被送到附近医院打点滴。多年之后，再次面对来自那个年代的美酒，回忆起旧时美妙，分明只是到访的客人，偏要以一己之醉而醉山水，以一杯之雄而雄南北。文学之事，与用兵之道异曲同工。真正踏实可靠，有胆有识加上有实力，品格坚韧的作家才能悟出，并且卓有成效地实践“正面强攻”的文学精神。 （摘自：刘醒龙《文学回忆录》自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