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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年来，我国文艺评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和统领，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继承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理论优秀资源，积极借鉴近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成果，以高远的基准、宏阔的视域、敏锐的视角、精准的研判、深刻的洞察和透彻的诠解，为我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拨雾除霭、破冰开路，成为我国文艺事业的重要一翼。特别是5年来广大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工作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的要求，秉承公心、严守良知，崇德尚艺、激浊扬清，主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与文脉，大力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文论传统，自觉追踪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实践和创作实绩，深刻辨析新时代文艺思潮和文艺现象，竭力创新新的评论形式、评论载体、评论维度和评论话语，精心打磨文艺批评这把尖锐“利器”，创作了大量立意深远、选题多样、视角多元、手法多样的具有较强说服力、感染力和引导力的评论作品，为文艺创作把握正确方向、遵循创作规律、满足社会精神需求创造了有利条件、营造了良好氛围。 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文艺评论作为党的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领导文艺事业的有效方法和有力手段，其无论是在探索文艺规律和促进文艺繁荣方面，还是在推介优秀文艺作品和甄别错误文艺思潮方面，抑或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文艺话语体系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受多种因素影响，近年来我国文艺评论仍然是文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始终处于一种毁誉参半的尴尬状态，而这似乎也成为一个喋喋不休的老生常谈：一方面文艺界自上而下地反复强调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唇齿相依、相辅相成，坚持不懈地积极倡导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鉴评机制和引导力量；另一方面无论是作家还是普通读者，总有一部分人对文艺评论持冷嘲热讽甚至怠慢漠视的态度，缺乏应有的虚怀和承纳的雅量。个别作家艺术家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很少阅读文艺评论著作、几乎不看文艺批评文章，对文艺评论缺乏足够的热情、真诚和耐心。当然，就一些文艺评论家自身表现来看，也的确存在着可疑之点和可议之处，有人为利益所驱为金钱所惑，泯灭良知地拿学理当筹码用声名做交易，经常参与低俗炒作和庸俗捧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批评的那样“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有人放弃中华传统文化立场，生搬硬套西方文艺理论和后现代主义话语，削足适履地解释我国当代文学现象和文艺作品，尤其是回避风飞浪卷的时代生活，以枯燥书本衡量百年变局中的生动现实，在闭隘书斋中喃喃独语；有人操弄不中不西、纷纭杂乱的学说观点在文艺圈里大声喧哗、不停鼓噪，搞得读者观众和作家艺术家们眼花缭乱、如坠雾里。更让人难以理喻和无法接受的是，面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喜忧参半的客观情势，文艺理论界经常默不作声，文艺评论界往往集体失语，文艺理论家对新时代文艺发展主要症候缺乏深入思考，对文艺创作基本规律缺乏深度阐发；一些文艺评论家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文艺创作重大成就和主要缺憾缺乏客观评估，对一些讲述中国故事、摹绘中国形象、传递中国声音的主旋律作品缺乏多向度解读和深层次评判，缺乏高屋建瓴地对新时代文艺审美风尚进行悉心梳理、高度提炼和理性概括，没有全面地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的要求落到实处，从而导致当下文艺评论失去应有的品格和价值，陷入方位错乱和价值迷失的窘境，难以有效地对新时代文艺创作发挥引领作用和导向功能。 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当下，尽管文艺评论弱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文艺评论并未就此匿迹消亡，近年来一些文艺评论刊物如《中国文艺评论》《中国文学批评》《长江文艺评论》等陆续创办和众多文艺评论活动的相继开展，就是文艺批评仍然健在和依然活跃的鲜活例证。即使如上所述有些作家艺术家所申明从不看文艺评论文章，但事实上对关于他自身作品的文艺批评还是蛮留心很在意的，这也表明文艺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还有其存在价值，只是由于违心之论过多和不实之词过滥导致当下文艺评论总体口碑较差、形象欠佳而已。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专家学者明确指出，我国文艺界之所以缺乏理足旨丰、境阔意深、辞新质佳的文艺理论著述和评论文章，之所以没有建立起中国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文艺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家们的美学知识谱系还不够健全，审美鉴赏能力还比较单薄，这一结论绝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五四以降中国现当代文艺起步伊始，其时文艺评论更多关注的是民主发展与科学进步等社会性问题，尚无暇顾及作为文艺批评坚实基础的美学体系构建这一本体性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文艺评论尤其是左翼文艺批评，在本土很难找到一个相对稳定厚重且属于中华文化的美学阐释体系与表达范式，被大众熟知的是前苏联“拉普”左倾主义的观点与论调。现在回头来审视那代文人学子，除了学贯中西的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朱光潜、宗白华、陈寅恪、张岱年、钱锺书、王朝闻、王元化等先生外，不难发现其他学者的文艺评论文本和表达策略，明显受到苏联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其文艺评论文章陈述多于阐释、冗叙多于解读、陋见多于新论，缺少像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18世纪法国著名文艺评论家那样厚重精深的美学知识储备，缺少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19世纪俄国著名文艺评论家那样发掘文学内在本质和阐释文艺基本规律的宏论卓见。尤其是彼时一些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们热衷于生搬硬套和简单移植苏联文艺理论观点，远离本土文化，疏离传统文论，于是他们所构建的文艺理论体系和美学话语体系显得绝对化和浅表化，所写就的文艺评论文章浮泛浅薄，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40年代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上述状况大有改观，至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文艺界彻底整饬和清理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禁锢和观念束缚，那种泛政治化的、大而无当的文艺评论逐渐淡去，文艺评论的应有功能和原初效用得以施展，文艺评论的战斗锋芒和理性力量有所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评论的成长与勃兴既有久远的文化传承因素，也有深广的社会历史语境原因。随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艺理论的蜂拥而入，文艺评论界的许多先锋人士开始注目西方的理论观点，开始关注和揭示文本中隐秘和繁复文学现象肌理的人文成因，这在客观上预示着我国文艺评论迎来了一个以“隐喻”拓展张力的有利契机。但遗憾的是，众多文艺批评家盲目地跟风追逐和机械地场外征用，就此陷入了单纯的文本解读和概念阐释的误区，忘记了构建中国文艺理论阐释体系必须以本土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作为有力支撑这一根本原则，致使我国文艺评论同文艺创作的实际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一些“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和“去主流化”的文艺评论甚嚣尘上，文艺评论的擘画力、解释力和引导力大打折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