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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体观与《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一书多次表达了对于当代文人好奇逐异，造成失体、文体解散局面的反对。刘勰认为文体由“正体”到“谬体”“讹体”及“失体”，是随着时间向前发展而在近代及当代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通变》篇有言：“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2](P1089—1090)由黄唐至宋初，文学一步步发展成“讹而新”的状况。《宗经》篇言：“楚艳汉侈，流弊不还。”[2](P85)《定势》篇亦针对近代辞人好异失体之弊大力批评：“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2](P1134)近代词人的一味求新求奇，正是对于正体的最大反对。这背后的原因则在于：“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2](P1911)刘勰最为推崇的是合于经书的文体，最为欣赏的也是由学习经典而形成的雅正文风。而由于去圣久远，近代的文体早已离这种文风越来越远，经典对人们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弱，才会造成这种“谬体”“讹体”“失体”横行的局面。刘勰对于“破体”为文的认识，最终指向的是对当代文风的不满和批评，而背后的推动力则是“宗经”的观念。 刘勰的“破体”观和他的宗经思想关系密切。他关于文章发展变化是否合理的评判，最重要的依据与标准即是宗经思想。在《宗经》篇中，刘勰指出诸多文体都源于经书：“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2](P78—79)而能宗法经典，就能形成优良的文风：“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2](P83—84) 在具体的文体论中，尤其是那些与礼制相关的庙堂文体，刘勰最为强调“禀经以制式”[2](P82)。如“颂”体，他指出源于《诗经》，认为《诗经》之颂为颂体文学的极致，后世的颂文就应该按照《诗经》规定好的框架进行创作，对“颂”在发展过程中受“赋”“序”等的影响而产生的流变颇致不满，如前所引，提出了“谬体”“讹体”等概念。又如“铭”体，刘勰认为其源出于《礼》，坚持其“弘润”[2](P420)的风格特征，对多用经书成句的四言铭文评价较高，而不论如崔瑗《座右铭》这样通俗易懂的五言之作。再如“诔”体，刘勰认为这是源于《礼》的一种文体，按照礼的规定，“诔”属于某些官员的特定职责，所施予对象是地位高贵者，并不包括普通百姓，要遵循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原则。刘勰论“诔”体，所最看重的东汉诔文可以说皆是符合这些礼制要求的。 当然，文体是要发展变化的。刘勰针对文体的变化即“破体”，提出了上述诸多概念，但对它们的态度并不一致，他承认“变体”“别体”等，对如骚体、五言诗等这些变体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是因为这些作品既沿承了经书的品格，但同时又有合理的发展创新，它们很好地做到了“执正以驭奇”[2](P1140)。而那些“谬体”“讹体”及“失体”之作，则是“逐奇而失正”[2](P1140)了，远远地偏离了经典，在追求新异的路上走得太远。从这个角度看，刘勰的“破体”观其实不单单是其文体论的一部分，实则是他深广的文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与他的诸多基本文学思想及对文学史的认识都有密切的关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人们谈及《文心雕龙》的文体论，较多地注意到了风格、体式、题材等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刘勰关于文体功能的认识。实则，从上文可见，刘勰对文体功能是非常重视的。他述破体现象，往往从文体功能着眼。相较于文体风格、体式、题材等方面的破体，甚至更重视文体功能方面的破体。其中原因，最重要的当然是，自《明诗》至《书记》20篇详论的30余种文体，大多是实用文体，而文体功能自然是决定实用文体存在价值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刘勰往往将功能相近的两种文体放在一篇论述，这就决定了他在描述这些文体的源流演变及辨析它们的相互关系时，必须要考察它们功能的发展变化，才能更客观、清晰地认识这些文体，把握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和规律。这就提醒我们，对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研究，不能只从风格、体式、题材等角度切入，从文体功能着眼，也是不可或缺的视角，只有这样才能对文体有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研究刘勰的文体论，认识他的“破体”观，这一点尤其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