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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刘勰重视文体的体制规范，强调辨体，试图为各种文体树立起“正体”。但同时，他也表达了颇具层次的“破体”观。他认同文体在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和创新，认为这是必然的、合理的，并提出了“变体”“参体”“别体”等概念。但刘勰也运用“谬体”“讹体”“失体”“解体”等词，对那些不合正统、不承传统、破体超“度”的文体进行批评和否定。刘勰对破体的认同与否，最重要的依据与标准是宗经思想。他对诸文体在近代发展的批评，多因他们早已偏离经典的传统。刘勰的“破体”观不单单是他文体论的一部分，更是他深广的文学理论中重要的一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论“破体”，很多时候都是从文体功能的角度切入的。 关 键 词：刘勰/破体/辨体/正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魏六朝实用文体互渗研究”，项目编号：17FZW062，郑州大学研究生核心课程古籍整理学项目，项目编号：YJSXWKC201556。 作者简介：赵俊玲，女，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研究。 “破体”为文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现象，它是作家追求创作个性和新变的产物。“破体”现象很早就引起了文学批评家的注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破体”观。这一点吴承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指出，其《辨体与破体》一文认为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对“破体”已作了周密的论述：“刘勰既承认文体的相参，又强调文体的本色，辩证地论述了文体风格的多样化与统一性，很有理论意义。”[1]值得注意的是，吴承学文中提及《文心雕龙》中和“破体”辨证相依、相反相成的另一个概念——“辨体”，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范畴，表达了刘勰对文体体制规范的重视和对文体之间界域的把握。要客观、全面认识刘勰的“破体”观，必须参照其“辨体”观。 刘勰最为重视各种文体的体制规范。《文心雕龙》自《明诗》至《书记》20篇，细致论述了30余种文体，对每一种文体从命名、发展渊流、代表作家作品，至体制规范进行了一一梳理。加之刘勰又每每把性质相近的两种文体放在一篇中论述，既指出其同，又细辨其异，辨体批评的意味就更明确了。《文心雕龙》称“童子雕琢，必先雅制”[2]P1034“才童学文，宜正体制”[2](P1593)“规略文统，宜宏大体”[2](P1102)“构位之始，宜明大体”[2](P816)“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2](P1649)。不论是学习作文，还是进行创作，抑或鉴赏批评，都应从文体的体制规范入手。刘勰试图为各种文体树立起“正体”，但另一方面，对于文体史上切实存在的“破体”现象也予以指明，并提出“变体”“参体”“别体”“谬体”“讹体”“失体”“解体”等概念，表达其“破体”观。从这些名词可以看出，对程度不同的破体，刘勰的态度并不一致，认识上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他以“正体”为参考，认为“变体”“参体”“别体”是“正体”的变化，它们的出现乃文体发展演变中的合理现象，基本予以认同；对“谬体”“讹体”“失体”“解体”等，则予以否定和批评，置于可接受之“度”外。下面通过对这些名词的辨析来考察刘勰的“破体”观。 一、对“变体”等的认同 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不同的篇目中提出了“变体”“别体”“参体”的概念，表达了他既重辨体又重文体合理新变的辩证文体学思想。 《文心雕龙》所谓“变体”之“变”，指向文体的功用、风格、体式、文章内容等各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文体功能上。刘勰在《颂赞》篇中提出“变体”一词：“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高，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2](P319)晋舆人之诵“原田每每”、鲁人之颂“麛裘而芾”，都指向人事，这与最初“容告神明”的“颂”相比，施用对象已发生了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刘勰显然持接受的态度。继之，屈原的《橘颂》“覃及细物”[2](P321)，则是“颂”体施用对象的又一变化，刘勰也是认同的。这种施用对象的扩大化，正是文体功能扩展的表现。但不管怎么变，“颂”“美盛德而述形容”[2](P313)的基本精神还在，施用对象的扩大带来的是“颂”体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刘勰认为这是合理的、必然的。与《颂赞》篇论“变体”相类，《哀吊》篇中，刘勰又论及“哀辞”之变：“降及后汉，汝阳主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2](P467)“哀辞”属“下流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其施用对象是“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3][P1906)，刘勰称崔瑗所作汝阳主哀辞“始变前式”，詹鍈解释为：“‘前式’，指哀辞最初的体式用途。哀辞原只用于夭折者，后不尽限于幼年。”[2](P469)此种变化，还是施用对象的扩大、文体功能的扩展，刘勰在认同的同时对此文内容上的失误也提出了批评。 其次表现在文体风格方面。《明诗》篇称四言诗为“正体”，五言诗为“流调”，四言诗的体制风格是“雅润”，而五言诗的格调则是“清丽”。五言是四言的变体，显然后者因源于经典，更受刘勰推崇。但他也承认五言乃四言的合理发展，认为其文体风格也是优良的。《定势》篇称“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这些文体乃“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2](P1125)的典型，可见“清丽”正被视为合于诗体规格要求的风格。对于五言之“清丽”，刘勰也是崇尚的，只是排在四言之“雅润”后而已。刘勰接受并认同文体风格之变。 再次表现在文章题材内容方面。《辨骚》篇中，刘勰谈及《离骚》对《诗经》的继承和改变，指出《离骚》在“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2](P146)等四个方面，乃“同于《风》《雅》者也”[2](P146)，是对《诗经》的继承。但在“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2](P148)四个方面，是“异乎经典”[2](P148)的发展变化。虽然这些变化使《离骚》异于经典，成为《诗经》的“变体”，但刘勰对它的总体评价是“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2](P155)，给予充分肯定。刘勰所论《离骚》变于经典的四个方面，主要指向的是文章的题材内容。这些变化与战国中后期社会秩序的变化密切相关，乃时代特征在文学上的反映。刘勰事实上认同文学题材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事实。 最后表现在文章体式方面。《铭箴》篇中，刘勰指出一些铭文在篇章体式上受其他文体影响：“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2](P401—403)班固、张昶受序文影响，蔡邕受碑文影响，他们的铭文较之前发生了变化，但刘勰仍将这些作品置于“选文以定篇”部分进行论述，以为“铭”体的优秀代表，他接受了“铭”体的变化，但也指出了如蔡邕溺于所长而使“碑”“铭”相杂的事实。 实际上，刘勰关于具体文体“变体”的论述，是基于他明确的文体学理论指导的。他在《通变》中明言：“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2](P1079)文体有“有常之体”的一面，也有“无方之数”的一面，一个作者必须深晓通变之术，既掌握文体基本的体制规范，又勇于在文辞气力方面开拓创新，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2](P1081)，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游刃有余，创作出优秀的作品。《风骨》篇亦言：“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2](P1066)一方面要昭体，一方面还要晓变，两者的结合是成就优良文风的关键。 可以看出，刘勰虽重视文体的体制规范，但也接受文体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对于“变体”，他一方面指出其不同于正体之处及其偏颇或失误，但更多的是承认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对文体发展非常辩证的认识。同时，刘勰论述“变体”，指向文体功用、风格、体式、内容等各个方面，视野开阔，系统全面，从而对各种文体的发展有了科学的估量。这些反映着刘勰文体理论的高度。 刘勰在《议对》篇中提出“别体”的概念：“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之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2](P902)称选拔官吏考试中用于回答皇帝问题的“对策”和“射策”是“议”的“别体”，它们产生很早，在汉武帝时已皆被应用，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直接针对皇帝的提问作答，后者则在多策中抽选一策作答。《议对》篇论“议”体云：“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2](P882)“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2](P898)“议”体用于议论政事。“对策”和“射策”也用于议论政事，只不过皆被专门用于考试这一场合。这样看来，“对策”和“射策”其实是从“议”体衍生而出用于专门场合的两种文体，使用范围非常具体，分担了“议”体的部分功能。则“别体”一词，指那些由功用较广的文体衍生而来担任原生文体部分功能的文体。 衍生是新文体产生的重要途径。像这样承担原来文体部分功能的衍生“别体”，在《文心雕龙》中还有一些，如“弹事”“启”“封事”“便宜”“奏记”“笺”等等。 “弹事”一体，《奏启》篇言：“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2](P863—868)“弹事”就是专用于弹劾的奏文，它从奏文分化而出，承担了弹劾这一专项功能。《奏启》篇论“奏”体云：“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2](P851—852)刘勰概括了奏文四方面的功用。自汉魏六朝流传下来的奏文确能与刘勰所言印证。有学者即据《文心雕龙》将汉魏六朝奏文按这四种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并得出结论：“两汉、三国、两晋、宋、齐、北魏、北齐七朝的奏文用于‘劾愆谬’者都居第二位，次于‘陈政事’。而梁、陈的‘劾愆谬’奏文数量则超过或等于‘陈政事’，居第一位。由此可见，‘劾愆谬’作为奏文四种功能之一特点突出。故刘勰《文心雕龙·奏启》总论奏文之后，又将‘按劾之奏’专门提取出来，予以重点介绍。”[4](P110)“弹事”作为“奏”的衍生文体，在西晋以后独立。《奏启》又论及“启”体：“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2](P873)认为“启”从“表”“奏”中分离而出，承担了“表”“奏”的部分功能。 显见，奏文不断衍生出新的类别。在汉前，奏文的主要行文对象是君主，随着封建国家的强大、等级制度的森严，针对皇帝以外人物的上奏公文产生，如“奏记”“笺”等，所谓“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2](P936)。又有一些上奏类公文则为满足不同场合的需要而衍生，如《奏启》篇还言及“封事”，上章封以皂囊以求机密；又言及“便宜”之体，乃为上“便于公，宜于民”[5](P808)之事。不同的身份、场合、礼制、事体等的需要，促使上奏类公文不断立体，细密繁生，如刘永济所言：“文无类也，体增则类成。体无限也，时久而限广。类可旁通，故转注而转新；体由孳乳，故迭传而迭远。”[6](P4) 刘勰在《论说》篇中用及“参体”一词：“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2](P669)认为“议”“说”“传”“注”“赞”“评”“叙”“引”等八体虽然名称各异，但纠其实质，都是用来说明道理的，与“论”体在文体功能上表现出一致性，从而可以互相影响、互相配合、互相参照，为“论”的“参体”。当然，从文体表现形式来说，论体文与“传”“注”自然有很大的不同，如周振甫所言：“像‘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序者次事，引者胤辞’，都不算论说，像注《尧典》、解《尚书》只是注解而不是辩论，不必归入论说。”[7](P166)认为“传”和“注”不同于论说文，也不应归为“论”体。这种说法自然是有道理的。但如王梦鸥有言：“今按其所谓与论文名异实同的八种文章，依他的意见是：有关政治的论文如‘议’、‘说’，有关经书的论文如‘传’、‘注’，有关史事的论文如‘赞’、‘评’，有关题旨的论文如‘序’、‘引’；而‘议’是提出适宜的见解，‘说’是提出使人悦服的意见，‘传’是转授先师宝贵的经验，‘注’是确定文字真正的含义。至于‘赞’则以补充史文之未备，‘评’乃以裁量公正的事理。‘序’以条理叙事，‘引’以贯串题旨。名称虽有八种，但揆其功用，都正是论之所以为‘论’的要点。”[8](P91)周振甫之否定刘勰的参体之说与王梦鸥之肯定，显然角度并不相同，前者更多从文章形式着眼，而后者更多从文体功用入手。显然，刘勰所谓“参体”，指的是与所比较文体功用相同或接近，而形式相差较大者，这一概念展示了这些文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开阔的学术眼光。 文体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的功用、风格和体式，但作家各有其思想与个性，固有的程式一定程度上会束缚富有创造力者的手脚，因此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和创新，对创作个性的形成、文体的发展都是重要途径。刘勰提倡辨体，在强调文体规范的前提下，提出“变体”“别体”“参体”诸概念，指出作者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依照情感来确定体式，“夫情志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2](P1113)，这是“渊乎文者”[2](P1120)的必然选择，也只有这样，才能“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2](P1120)，创造出富有价值的作品。如前所引，他认为不变的是“名理相因”，可以变化的是“文辞气力”，后者可以因人而异，如《明诗》篇所言：“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2](P210)正是这些作家结合自身才性的创造，既形成了个性风格，更推动了文体的新变发展，即“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2](P1066)之谓。刘勰既强调尊重文体的体制规范，又看到作家的创新对于文学、文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辨体”“正体”之时，并重“晓变”，予“变体”“别体”“参体”等以尊重，展现了他辩证的文体发展观和强烈的历史意识。 二、对“谬体”等的批评 《文心雕龙》一书，又有“谬体”“讹体”“解体”“失体”诸概念，指向刘勰对文体不合正统、不承传统的批评与否定，代表着刘勰“破体”观的又一层次。 刘勰在《颂赞》篇中提出“谬体”“讹体”的概念：“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2](P327)“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唯《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2](P333)“谬体”“讹体”是与“正体”“变体”相对存在的概念，指那些不合规范，有偏谬、讹滥之弊的文体。《颂赞》篇中提到班固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西征颂》铺写事实过多，褒美过份而成“谬体”。而陆机《汉高祖功臣颂》则有褒有贬，违反了“颂”体“颂美”的主体精神和文体功能。又《铭箴》篇云：“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戒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2](P419)指出王朗《杂箴》失传统箴文之体。“箴”体，刘勰认为周代的《虞箴》已“体义备焉”[2](P409)，自兹而后，优秀的箴文如扬雄、崔骃、胡广的《百官箴》等，皆是沿此“官箴王阙”[9](P381)的传统而创作的官箴，王朗施于巾、履之上的私箴超出官箴范围，刘勰认为它已走入歧途，予以贬斥，指为谬、讹之作。这是从文体功能着眼得出的认识。又如《谐隐》言“谐”：“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笑衽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晰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欲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2](P530-536)对东方朔、枚皋、曹丕、薛综的作品皆予以否定，至于魏晋滑稽之作更是被批评为“有亏德音”，皆因这些作品没有发挥规戒作用，刘勰认为只有那些“苟可箴戒”[2](P527)之作，才是“隐”的正体，亦是从偏离文体主要功能这样的角度对后世之作予以否定。 刘勰所谓文体之谬、讹还指向文章内容、情感、风格等方面。《诔碑》篇论及诔文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家曹植，有云：“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王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2](P436)从内容的讹变对曹植诔文提出了批评。因为“诔”是针对亡者的文体，有“读诔定谥”的功用，其内容主要是叙述死者的功德，并表达生者的哀情，而曹植的《魏文帝诔》则在文末用较长的篇幅叙写自我，在刘勰看来，这是由内容的偏离而造成的文体的讹谬。又如《哀吊》篇言“哀辞”一体：“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而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2](P472—473)“哀辞”用于哀悼年幼夭亡者，因此特别注重悲伤之情的表达。故而那些文辞重于情感表达的作品就表现出浮夸的毛病，这说的是作品内容、情感与体裁不合而造成的讹谬之弊。又言“吊”体云：“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末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2](P485)指出写得过于华丽的吊文就向赋体偏移，与吊文正体风格不符了。 关于“失体”，《定势》篇言：“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2](P1139—1140)此篇“失体”一词，主要指“近代辞人”好奇逐异、颠倒文字的事实，典型的例子如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提到的“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10](P3011)，乃批评时人追求与体裁不合的怪异文风。又如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颠倒字句，只是求得一种惊异的效果。这样一味追求新奇而不顾文体基本风格、体制、文字规范的作品，皆在刘勰“失体成怪”的范围之内。如《论说》篇言：“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钞；言不持正，论如其已。”[2](P694)这些篇章内容皆不能守“论”体常道，未能严肃地说理，故而失体。又如《奏启》篇言“弹事”体的创作：“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2](P870)世人不守“典刑”，不顾“风轨”，而在内容上偏离了正道。《檄移》篇则指出了某些檄文的风格之失：“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2](P783)“檄”本是一种用于军事征讨的文体，所以要求“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2](P783)，最不能写得曲折含蓄，否则就走向应有风格的反面了。这亦是在近代习气影响下，渐离古雅之风的一种表现。又如“封禅”一体，对于班固《典引》分别评为“靡而不典”“典而不实”的司马相如《封禅文》和扬雄《剧秦美新论》，皆认为有违正体，因为此体本事关“一代之典章”[2](P816)，最讲究“树骨于训典之区”2](P816)，要求文风典雅，合于经典，不合则失体。 《总术》篇又提出“解体”的概念：“夫骥足虽骏，纆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譬三十之辐，共成一毂，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2](P1647—1648)这里更多指向的是文章整体，其谋篇结构、用字造句皆要和谐统一，否则即为“解体”。强调的是文章风格的和谐一致。 与对“变体”“别体”“参体”的态度不同，对“讹体”“谬体”“失体”“解体”等，刘勰予以批评否定，皆因后者脱离传统、远离正统，超出刘勰可接受之“度”。尤其是发展到近代，不顾文体基本体制规范而一味求新求异，更形成一股讹谬之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