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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史研究在今天我们眼中是理所当然的一门学问，然而它真正的确立实际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建立的条件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和现代化以来新的知识体系和大学机制。在法国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圣伯夫、丹纳和朗松是三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完成了文学批评从个人经验的审美向知识体系的转化过程。 关 键 词：文学史/圣伯夫/丹纳/朗松 作者简介：钱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有历史。按照现代的文学概念所划分的文类，中国的文学史上溯至《诗经》，西方的文学史上溯至荷马史诗。然而，把文学作品的沿革当作历史加以研究却是非常晚近的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建立并得到学术的承认，成为大学文科教育的基本知识系统之一。可以说，这是文学批评和研究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今天已经把文学史当成一门理所当然的学问，但是在经历了“文学理论”对文学史的冲击之后，回望文学史的建立过程，也许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史，无论是其局限性还是价值。 经过18世纪“启蒙时期”的洗礼，欧洲观察世界的视点从神逐渐走向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等思想，推动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他从普遍的怀疑出发寻找理性的基础，认定只有那个正在怀疑的我是无法否认的：“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①虽然笛卡尔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的理性思想却出乎他自己的意料，动摇了上帝的地位。从此，大写的理性逐渐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人开始成为世界的主体，开始站在自然和世界的对面发现和认识世界。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思想录》中的一段话表达了对人的理性思维的崇尚：“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②人，作为思维的主体逐渐与作为思维客体的世界相分离。与认识论转向相对应的是向人类学的转向。康德哲学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革命”，自此以后，世界之秩序并非自在之物，而是人的认识对象。人的理性和意志成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福柯在《词与物》中总结了康德的三个问题：“当康德在自己的传统三部曲上添加了最后一个问题：于是三个批判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就与第四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以某种方式归于‘它的说明’：人是什么？”③欧洲思想开始向人自身聚焦，由此产生了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等一系列人文学科，它们将与文学史产生紧密的联系。而文学史自身的焦点也是人的问题：作品的造就者——作家。 直到法国大革命，欧洲的历史观与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是比较接近的，类似“进步”或者“发展”的概念对于欧洲人的精神来说也是陌生的。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人类的根本境遇是完全相同而不变的，历史事件被看成孤立的不连续的特殊事件，人类的秩序主要是空间性的，而不是时间性的。19世纪以前，描写历史故事则一直被当作一门艺术，属于文学的一部分，历史小说(roman historique)和历史著作被看作相类似的文学作品。贡巴尼翁在谈到史学与文学分离的过程的时候，说：“直到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最后25年，历史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与文学分道扬镳，立身于科学之中……”④历史逐渐从叙述话语转向实证知识，丹纳与米什莱争论的时候说道：“确实，历史是一门艺术，然而它同时也是一门科学。”⑤新建立的历史学所具有的博学和实证的特性很快使它在人文学科中建立了强大的权威，而且成为解释人类社会变化的有力武器：一方面历史学为社会的变迁确立了时间上的轴线，并建立了从古到今的连续体；另一方面，它也能为现实世界提供“我们从何处而来”的说明，并且对未来提出种种构想。对“永恒秩序”的思考让位于对人类变化历程的解释，19世纪成为“历史”的世纪：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米什莱到丹纳，历史成为人类反观自身的关键词。 对文学的思考同样也与上述的制度和思想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圣伯夫⑥、丹纳⑦和朗松⑧三位大师的贡献，文学史作为研究文学的专业逐渐建立起来，直到当下还是大学文学系的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史被当做实证主义的文学理论，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过对作家背景和身世的研究，包括作家的家庭、社会、教育、生活背景以及生活圈子，来解释作家的作品和创作，这是一种发生学的研究，文学史家们希望以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律方式来回答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因果规律。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出现了三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丹纳和朗松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之上，创立了法国的文学史批评。 一、传记批评理论 19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和批评发生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此之前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要么是诗人和剧作家，如雪莱、华兹华斯、席勒和歌德等，他们在创作之余，在一些零星的文章或者作品的序言中，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或者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要么是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谢林等人，他们从各自的哲学体系出发，讨论美的问题，并就文学问题提出他们的观点，像布瓦洛这样的专门的文学批评家为数甚少。19世纪，伴随着文学史的奠基，出现了一批专门的研究专家，他们把文学批评、史学和社会学相互结合，创立了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以前的文学批评所关注和提出的问题是：戏剧和诗歌应当怎样写？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而文学史则提出了全新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诗？荷马或者高乃依这样的诗人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然而它们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新时代的来临，并延续至今。 从社会条件上说，文学史的建立与现代大学制度息息相关，19世纪后期，因为普法战争的失利，法国开始全面学习普鲁士的大学体制，使大学成为新知识的工厂⑨。在新建的文学系中，教授们既不是传统的作家也不是哲学家，而是专门的文学研究者，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探究有关文学的种种知识。从思想史的角度上说，文学史的基础是19世纪得以充分发展的三大主题：人、科学和历史。 19世纪是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新的知识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关于世界和自身的认识。“认识你自己”，实现这一任务不再完全依赖冥想和哲学的思辨，也不依赖上帝。实证主义成为主流思潮，人们相信只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最终认识世界的真理。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也开始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并卓有成效，在人类的精神领域，科学知识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人文学科也开始向科学看齐，普遍吸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长期以来，文学被当作个人的教养和美学修辞，但是在19世纪的大学中，它作为一个学科，必须提供知识，贡巴尼翁先生认为文学批评有两大主要的动力，一种是求知，一种是美学的判断⑩，19世纪后期，在“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的大潮中，文学走向了求知之路。 圣伯夫(1804-1869)，法国著名批评家，是法国现代批评的先驱之一，他的批评关注于作者的生活，通过分析作家来理解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有《保尔-罗亚尔修道院》《周一杂谈》《文学肖像》等。 作为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圣伯夫认为批评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批评并不创造什么，并不出产什么完全属于它自身的东西，它邀请甚至强迫他人参加一场盛宴。当所有人都彻底地享受了它最先发现的东西之后，它自己就悄然隐匿。它的职责是教育读者大众，就像丰特列尔等优秀的教育者所说的那样，他的工作就是要让自己显得毫无作用……”(11)对他而言，文学批评既非权威的审判官，也不是自娱自乐的独语者，面对伟大的文学作品，批评必须总是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 圣伯夫的文学评论主要是为同时代的作家所勾画的肖像，在他的主要作品文集《星期一》中，他观察和描写同时代作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他们的生活琐事，梳理他们的心路历程，从而对作家的性格特点、生活方式和思想加以评判，力图在作品和作家的人生之间建立起确切而真实的联系，从人到作品，从作品到人，“知人论世”的传记批评是圣伯夫批评的主要方法。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文学观：“对我而言，文学和文学创作与人的整体是密不可分的。我可以品味一部作品，但是缺少对这位作家的知识，我很难做出判断。我想说的是：什么树结什么果。因此文学研究很自然地会走向对精神的研究。”(12)在圣伯夫眼中，文学作品就是作家个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状态的反映，并表现作者的意图，因此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对作家个人的研究。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一个人呢？圣伯夫提出的方法是从一个人出生的地方、种族开始，然后是他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甚至他的孩子，从这些人身上可以观察作家可能具有的遗传的性格特征，最后应当研究伟大的作家所处的团体，而他所说的团体，“并非偶然形成的一群为完成某项目标所构成的群体，而是一个时代的杰出青年才俊，他们也许并不类似也不属于同一家族，然而却像是在某一个春天同时起飞的鸟群，他们在同一片星空下孵育出壳。虽然他们的职业和志趣并不完全相同，却好像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诞生在这个世间。例如开启了一个伟大的世纪的团体：布瓦洛、拉辛、拉封丹和莫里哀。”(13)圣伯夫设想过，我们将可以像研究植物和动物一样研究人的精神和性格，探寻人的心理规律，解释作家的日常生活和创作心理活动。 圣伯夫认为，为了彻底了解一位作家，应当尽可能收集有关作家的一切资料，许多过去看上去与文学毫无关系的问题在他那事无巨细的观察之下都成为解释文学问题的钥匙，他说：“关于一位作家，必须涉及一些问题，它们好像跟研究他的作品毫不相干。例如对宗教的看法如何？对妇女的事情怎样处理？在金钱问题上又是怎样？他是富有还是贫穷……每一答案，都和评价一本书或它的作者分不开。”(14)圣伯夫的研究虽然历经种种批评，但是至今依然是文学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 二、文学发展的“三要素” 伊波利特·丹纳(1828-1893)，是法国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他是法国文学史批评的先驱之一，其主要著作有《批评与历史文集》《艺术哲学》《英国文学史》。 与圣伯夫知人论世的常识不同，丹纳所设想的文学艺术史具有更强烈的科学基础，他的哲学思想与科学，尤其与博物学息息相关。丹纳的一生都在建构某种科学的观念，把自然看成有机组织起来的整体秩序，在他眼里，整体和多样性，变化和连续性是结合在一起的。丹纳像一位博物学家观察自然史那样来观察文学和艺术的历史，艺术家和作家就像森林中所生长出来的花朵，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花朵，它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他提出解释艺术特征成因的步骤和方法，把作品和作家都置入更为宏观的背景中加以解释。在《艺术哲学》中，他这样来说明他的三个研究步骤：艺术品并不孤立存在，而是从属于艺术品的总体。首先，艺术品属于一个艺术家的全部作品。其次，艺术家本身和他的全部作品还属于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最后，“这个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象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15) 传统观念把艺术家视作无法解释的天才，然而丹纳试图给艺术家的产生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英国文学史·导言》中，丹纳把种族、环境和时代当作对作家起决定作用的三种力量。种族指的是“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而且根据规律，与在性格和身体结构上的明显区别联系在成一个整体。”种族的自然因素是最初的决定因素，在此之上就是包围着他的环境，“人不是孤立生活在世界上；自然环境围绕着他，人类围绕着他，偶然的和第二性的倾向叠加在他的最初倾向之上，物质和社会环境会干扰或强化他的性格。”而第三个因素就是时代，因为“民族的性格和周围的环境发生作用的时候，并不是作用在一块白板之上，”那块土地已经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同样都是法国戏剧，高乃依时代的戏剧迥异于伏尔泰，埃斯库罗斯异于欧里庇得斯。种族是内因、环境是外力，时代则是后继的推动力，只要认真地研究了这三个方面，就“不仅仅穷尽了当前的全部原因，而且穷尽了所有可能的动力之源。(16)”丹纳对作家的研究效仿了生物学的方法，把作家置入一个同心圆结构，认识的范围一层一层从外圈到圆心。生物学从界、纲、目、类、种、属的方式对生物分类，并解释生物的形态如何被其环境决定。而丹纳试图以类似的方法解释艺术品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并以这个同心圆模式来加以解释：作品由作家决定，作家由作家的群体决定，作家的群体由风俗和精神状态决定，精神状态受种族、环境和时代决定。丹纳的研究第一次把作家纳入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研究其创作的动力学和因果关系，作家和艺术家的特色不再仅仅归之于神秘难以言说的天才，而属于自然和社会总体结构之一部分。艺术家特性的源头不再是神或者缪斯，也不是难以言表的灵感或特殊的心灵，而是可以观察、研究和说明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在丹纳眼里，之所以在古希腊出现了那样完美绝伦的雕塑，是因为希腊民族的特性：聪明而早熟，热爱科学和抽象思维能力的发达；其次是希腊的地形狭小，然而外形明确，空气明净。这是一个快乐的民族，多神教并不严格，城邦政治使人性获得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把希腊人造就成最好的艺术家，善于辨别微妙的关系，意境明确，中庸有度，使他们创造出细腻而富于表现力的雕塑，还有比例和谐、庄严而宁静的神庙建筑。 在解释艺术的特征的时候，丹纳已经具有明确的系统论思想。他最为重视的概念是“时代精神”，也就是某个国家或者文化圈在某一时期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哲学、宗教和文化特征，它们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体，“无论在任何地方，艺术都是哲学变成可感知的形式，而宗教则是被视为真实的诗歌，哲学是一种艺术和抽象为纯粹观念的宗教。”(17)人类的精神是相互依赖和联系的系统。因此，我们既可以见微知著，也可以从整体来观察局部的特征，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建立起解释的循环。“在一种文明中，宗教、哲学、家庭形式、文学、艺术构成了一个系统，任何局部的变化都会导致整体的变化，因此一个有经验的历史学家只要研究其中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大致明了并预知其他的部分。”(18)例如，我们可以一方面从19世纪法国的文化现实来总结和抽取出巴尔扎克小说的特征，并解释其成因；同样也可以从他的小说的细节描写推论出当时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丹纳这种文化系统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20世纪中后期的文化研究的思路中也可以看到丹纳的影子。 三、文学史的建构 朗松(1857-1934)，是法国文学史研究的奠基者，其主要作品有《法国文学史》《文学史与社会学》等。他在法国大学体制大改革的时期，走上了学术生涯的高峰。他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位文学教育家，把文学史方法推广到大学和中学的教学中。他继承了圣伯夫的传记批评和丹纳的科学精神，并加以取舍，奠定了文学史的主要方法。 在朗松看来，丹纳过分机械地理解了作家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毕竟，人不是植物，尤其对于伟大的诗人和作家来说，总有光凭环境所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譬如，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为什么还是会有不同类型的作家，表现出不尽相同的风格，体现出高低不一的价值？朗松对丹纳过分机械的决定论加以修正，对作家的研究既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又承认作家的个性和天才的部分。 与丹纳一样，朗松认为文学研究要参考历史学的方法，像历史学解释社会变迁一样来探索文学的规律，一位文学史家应当如一位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博学，才能进行客观的批评。他强调社会的因素，因为这是作家的精神状态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也重视对作家个人生活史的考察。朗松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学和传记的方法说明作家的部分特点的来源，他要用科学精神来对作家加以研究，这样的话，批评家才不会陷入主观的陷阱。他说：“我们要加入科学的生活，唯一不会欺骗人的，这就是要发展我们身上的科学精神。我们与(自然科学)都有自然的工作工具，蒙田把它们称为理性和经验。我们也有相同的对象，就是事实，就是现实……”(19)他认为，实证的知识对于我们了解作家来说不可或缺。然而，毕竟作家还有一部分是不能说明的，社会学和传记研究只能考察作家的外部条件，即所谓作家与社会和他的生活圈子的共性，但是作品的独特之处难以解释其发生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作家的天才，而只有通过阅读作品，才能通过感受来体会作家的灵感，这个部分是留给审美的。在朗松所著的《法国文学史》中，他比较了皮埃尔·高乃依和托马斯·高乃依两兄弟，他们属于相同的家庭、接受类似的教育，受到同一个时代的影响，然后前者的戏剧是法国古典主义的巅峰之作，而后者则相对平庸，朗松说托马斯“属于这样一些人，他们虽与众不同但还是平庸，样样都能，但是却做不出超于常人的成就。”(20)对于这样的差别，只能归之于不可知的个人因素。然而，朗松要求我们需要尽可能收集客观的资料，只有在客观的资料和逻辑推理无法应用之处，才能归之于神秘的个人因素。 另一方面，朗松批评圣伯夫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家身上，把作品当作了研究人的工具。在《人与书》的导言中，他写道： 在令人佩服的心理直觉和对生活不容置疑的感觉的带领之下，圣伯夫把传记变成了批评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当他构建这些精神解剖学的档案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文学批评的工作；……他在应用其方法的时候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不是用传记来解释作品，而是用作品来建构传记。在他的传记方法中，文学杰作与一位将军急就而成的回忆录和一位妇女的信件没有什么不同，所有的文字都被他用于同一个目的，就是理解人的灵魂或心灵，这样的话，他就取消了文学的价值。(21) 朗松的文学研究一方面重视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也重视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在《法兰西文学史》的《前言》中，他就对仅仅聚焦于前者的倾向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如果这样……人们就会通向没有文学品质的知识本身。文学简化为事实和规则的干巴巴的合集，其结果就是让年轻的心灵对作品感到厌恶。”(22)文学研究与科学研究不同，是个人心灵的相互接触，其结果一定是不确定的，因此文学研究既具有客观性，同时又与自然科学有区别。人们探索高乃依或雨果的心灵，“并不是通过可以被任何人重复的经验和方法，也不能得出普遍不变的答案，而是因人而异，只能是相对的和不完全确定的。”(23)朗松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丹纳的科学精神、圣伯夫的知人论世的传记批评和传统的审美感受融合在一起，调合其间的矛盾，对作者进行全方位研究。然而，后来有些研究者把文学研究完全归结为考证和社会学考察，试图在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学作品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联系，把朗松的文学史研究归结为实证主义，这其实是对朗松文学史研究的庸俗化和简单化。没有把握他博采众长、中庸调和的特质。 与丹纳强调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不同，朗松格外强调文学的社会学影响，一方面是作家受到时代的影响，例如自然科学对文学的影响，并对此深感忧虑(24)；另一方面是时代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法国外省文学生活研究计划》中，他就提出了对法国外省的阅读史和阅读生活进行研究，“读书的是怎样的人？他们读些什么？这是两个首要的问题，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可以把文学移置于生活之中。”(25)例如我们应当研究某地的文学爱好者如何组织读书俱乐部，如何出版内部刊物，这些活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初，他的这些设想还仅仅是计划，那么在今天，就已经在文学阅读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对于文学本身的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朗松是法国文学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确定了对文学批评的“科学要求”。文学史使文学批评从审美转向了认识，把文学评论从文学家的事转向了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工作，使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在大学体系内占据了自己的地位，并且成为现代文学领域内知识生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史研究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奠基之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