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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盘索哩诸多起源论中，“中国讲唱起源说”曾一度遭学界质疑，中国讲唱文学作为“他影响源”的可能性，也只能在承认本土“巫习起源说”的既定框架内小心求证，这种定于一尊的研究模式使中国讲唱文学被囫囵围观，而作为其“细部”的鼓词以及鼓词与盘索哩的关系却被遮蔽了。构成这种遮蔽的成因是复杂而动荡的，但民间口头文化记载匮乏这一现象无疑加剧了研究的难度。本研究拟从盘索哩的起源论切入，以明末遗民东浮朝鲜这一史实为中心，从根源上发掘韩国盘索哩与中国鼓词的隐性因缘，为盘索哩研究辟一新叶。 关 键 词：盘索哩/鼓词/讲唱文学/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郭雪妮，陕西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闵子，韩国籍，延边大学科技学院韩国语系教授，吉林 延吉 133002 一、盘索哩起源论及中国鼓词的提出 “盘索哩”是以鼓为主要伴奏乐器，以说唱结合的方式表演一个较长故事的韩国传统口头艺术。盘索哩(Pansori)由名词“盘(pan)”和动词“索哩(sori)”复合而成。“盘”既指表演的场所，又指众人共同参与的场面，同时还兼量词作用，有“玩一盘、唱一盘、乐一盘”等之意。“索哩”指天地间的一切声音，在这里特指盘索哩的演唱音调。①关于盘索哩的起源问题，韩国学界争议很大。所有观点概而察之，可攒为三类：一曰“巫习起源说”；二曰“笑谑之戏起源说”；三曰“中国讲唱起源说”②。其中，又以“巫习起源说”呼声最高。 “巫习起源说”以郑鲁湜的论述为发端，他从巫俗的角度解释了盘索哩的起源，其取精用闳，于抉择爬梳史料之外注重实地考察，提出南原邑一带盛行的以春香为题的巫女表演，乃是最早的盘索哩雏形。③之后，张筹根从全罗南道地区具文岛和罗陆岛的世袭巫戏出发，从侧面支持了郑鲁湜的主张。他认为巫术表演者和盘索哩广大(表演者)的根基都源于同一个地方，盘索哩广大是从舞蹈巫师中分化而来的。④另有一些学者从音乐论出发，探索盘索哩与巫歌的关系。如李慧求关注了京畿道地区的清水沟，通过对巫乐表演的思考，论述了巫歌音乐与盘索哩的联系。⑤如徐大锡认为，巫家以歌唱方式叙事的手法与“盘索哩”以歌唱讲故事的方式是一脉相通的。⑥这些观点将盘索哩的起源或追溯到“巫俗传统”，或指向“叙事巫歌”，甚至“巫戏表演”，尽管论述角度千差万别，但最终都殊途同归于“巫习起源”。 “笑谑之戏起源说”是韩国学术界的另一种重要观点。金东旭从盘索哩的音乐形态出发，提出“盘索哩混合着各种歌曲，又夹杂着才谈方式的述说，以此为线索，可以从广大笑谑之戏中找出盘索哩的成立过程”。⑦另外有学者提出，朝鲜时代为了参加王宫每年举行的傩礼，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们争相表演“笑谑之戏”。这时，有些广大把南道巫乐和民间故事编织成长篇歌曲来演唱，盘索哩便由此而产生。⑧这种通过研究国家对艺人的管理制度来支持“笑谑之戏起源说”的观点，本质上与“巫习起源说”是同一的。 至于“中国讲唱起源说”，若只是宏观一瞥，便不难发现，盘索哩采用韵散结合的说唱方式，以第三人称代言体表演，文学脚本被多重创作的特性，以及其表演中使用的道具、行业术语等，都与中国讲唱文学惊人相似。上世纪60年代，学者金学主首次提出“韩国的盘索哩可能起源于中国的讲唱文学以及中国的讲唱艺术”⑨，之后，不断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领域，但囿于对中国讲唱艺术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文化寻根模式的抵触心理，部分学者的关注点胶着于平行“优劣论”，而始终无法进行超越性的考古研究。如成贤子选用宋代说唱话本与盘索哩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在叙事结构或在音乐方面，盘索哩遥遥领先于中国讲唱艺术。⑩在这种语境下，学者张筹根采用迂回策略，捃摭大量文献史料，以支持盘索哩“巫歌起源”的姿态，提出“巫歌”可能起源于中国唐代变文，并从三个角度层层推进，论述了中国讲唱文学与盘索哩的关系。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这样看来，韩国的叙事巫歌、佛典说话、李朝小说都和中国的讲唱文学有密切关系。”(11)遗憾的是，张文中虽不乏警拔之说，但所引中国文献仅有几本台湾著作，并未涉及大陆学界史料，因而其论述“中国讲唱文学”的部分不免有些发力不足。 上世纪90年代始，中国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且从研究开端就带入“异域之眼”，直接选取与盘索哩最为接近的讲唱曲种展开，其开创性意义值得肯定。如李万鹏先生用韩语发表的论文《韩国盘索哩与中国大鼓书的比较研究》(12)，池水涌先生更是将“苏州弹词”与“盘索哩”(13)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进行比较研究。但这些研究都趋向于横向的、平行的研究，构成其立论关键的可比性问题，无疑是后续研究者首要关注的焦点。 关于弹词与盘索哩的可比性问题，韩国学者张守连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指出：“以往关于中国的说唱和盘索哩的研究事实上并不多见，虽然有几位学者在比较研究中做过这一课题，可是没有直接去做文本的比较研究，在他们共同的见解中，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如果说盘索哩受到中国说唱的影响，那么只能是鼓词。”(14)金学主也有过类似论述：“如果说盘索哩是英祖年间前后发生的，那么中国的讲唱对盘索哩的影响，首先要从弹词和鼓词中寻找。”(15)紧接着，他从弹词的叙事体、伴奏方式、说唱方式、使用乐曲等方面出发，否定了弹词影响的可能性，觉得盘索哩和鼓词更接近，更值得进一步研究。 李万鹏先生提出盘索哩与大鼓书的比较，无疑说明中国学者已经觉察到了盘索哩与鼓词的相似性。但遗憾的是，术语概念的模糊不清必然造成研究对象的暧昧，所谓“大鼓书”是鼓词发展到清代之后只唱不说的“段儿书”，其与盘索哩又说又唱的特性相差甚远，如此一来，该文的可比性也有质疑之处。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鼓词的定义为：“一般以鼓、板击节说唱的曲艺形式。鼓词的名称，起于明代。……清代初年以后，鼓词演唱相当兴盛。”(16)关于鼓词的起源问题，至今也是一个谜。可以说，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学者观点迥异。如郑振铎先生从文学的视角出发提出：“鼓词源流可溯至唐代变文，至宋，变文之名消失，而鼓词兴起。”赵景深先生从曲艺的角度认为：“鼓词是流行于北方的民间的讲唱文学，它较早的称呼是鼓子词或鼓儿书。从鼓子、鼓儿的命名上，可见它是以鼓的伴奏而得名的。(17)”侯宝林先生从民俗学的角度考证，提出鼓词起源于劳动歌谣。他在《曲艺概论》一书中援引黄芝冈《从秧歌到地方戏》中的材料：“早年农人插秧、耕田，在田里群唱秧歌，用来兴歌、节歌、送歌的有一面大鼓，这鼓叫秧歌鼓”，并由此联想到鼓词伴奏之鼓。(18) 与鼓词起源的不确定性紧密相关的，就是鼓词概念的不明晰，尤其是鼓词与鼓子词概念的模糊。如前所述，赵景深先生曾说鼓子词是鼓词较早的称呼，而郑振铎先生的论证中似乎也有模糊之处，如《中国俗文学史》第八章《鼓子词与诸宫调》中说：“鼓子词仅见于宋，是小型的‘变文’，是用流行于宋代的词调来歌唱的，当为士大夫受变文影响之后的一种典雅作品。”(19)他将赵德麟的《蝶恋花》鼓子词录载下来，作为材料支持。之后，在第十三章《鼓词与子弟书》章节，他又说“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为最早的鼓词之祖”，这显然又将鼓子词和鼓词归为一体了。后人对此不加辨析，在此观点上无限膨胀，造成了鼓词概念的深度模糊。因此，寒声先生在为《中国鼓词总目》的代序中，才会说：“我很崇拜赵景深先生，不过鼓子词、鼓词虽然同属音乐文化，如果脱离音乐研究则往往容易出错。因为鼓子词从音乐上说，它是宫调曲牌体音乐，唱词多属长短句。……和诸宫调、北杂剧同属一体系，即曲牌体宫调音乐。……而鼓书、大鼓、大鼓书、鼓儿词，从音乐角度看，同属板腔体……中国板腔体说唱、吟唱是继承了唐代释家变文和宋以后宝卷宣唱和歌唱方法的。”(20) 今综合各家之言，试述鼓子词与鼓词之别：其一，鼓子词产生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当是宴会之时，供学士大夫们一宵之娱乐的”(21)，而鼓词产生于民间，是土生土长的庶民艺术；其二，鼓子词的讲者与唱者是分离的，一人是讲说的，另一人是歌唱的，且伴奏乐器以弦索、笛子为主，而鼓词讲唱结合系于一人之身，伴奏乐器主要是鼓；其三，鼓子词属于小型的讲唱文，短的甚至只用一首词(22)，内容多讲述才子佳人的风流艳事，而鼓词多属鸿篇巨制的大型讲唱文，以讲述金戈铁马历史兴衰为主。 相较之下，陈汝衡先生的论证就比较谨慎，他指出“鼓词名称，起源很早”，之后提及赵德麟的鼓子词，“赵德麟的鼓子词因为铺张辞藻，够不上是通俗文学，但它的体制，却是上承唐代变文形式，下开民间鼓子词话本的先河。”(23)李家瑞先生的观点就更精确了：“赵德麟的鼓子词有唱无说，因此鼓词本支祖宗当以明代贾凫西的木皮鼓词为最早。”(24)贾凫西约活动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至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明亡之后，他不愿为清朝鹰犬，便自带板鼓，以滑稽玩世的姿态说唱历史，他所唱的就是现今流行的“木皮鼓词”。《木皮词》的草创及流传，约当明清鼎革之际，这一时期社会风云激荡，大批明朝移民逃亡至朝鲜南部，据现存文献资料及学者推断，盘索哩的形成时间(25)与之惊人吻合，而起源地点诚如郑鲁湜、金大幸等学者所言，恰是朝鲜南部，这种时空上的巧合或可称本研究之契机。 二、时空巧合及传播的可能性 若深切考察中朝古代文化交流史，就不难发现以朝贡制度为载体的官方文化交流，以边市贸易为契机的民间文化交往，都可能成为鼓词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本篇以“明末移民”为限，今唯刺取“时空巧合”这一线索，溯源细剖。 研究明末移民，首先要关注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壬辰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向朝鲜移民这一事实。”(26)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派遣大军侵略朝鲜。朝鲜李朝向明廷驰送告急咨文，明廷应李朝之请，两次出兵援朝，最后明、朝水陆联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就是壬辰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朝鲜称之为“壬辰、丁酉卫国战争”，明朝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27)。壬辰战争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明史》记载：“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28)在这场战争中，明王朝可谓倾国相助，以至于国力大损，弱化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使明王朝陷入了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在战后不到五十年便告灭亡。而李氏朝鲜“经此浩劫，益增对明的崇慕，认明对朝鲜有再造之恩，尤其在知识阶层中，表现出日益根深蒂固的遵命思想和事大主义”(29)。朝鲜对明朝的“再造之恩”感激涕零，这显然为日后大批明朝移民涌入朝鲜埋下了伏笔。 韩国“明义会”编辑的《朝宗岩文献录》、《朝宗岩文献录续集》、《朝宗岩文献录后记》和《大明遗民史》，是研究明末移民的重要参考文献。目前中国学者对东浮朝鲜的明移民的先行研究，管见所及的有牟元珪《明清时期中国移民朝鲜半岛考》(30)，作者通过扎实的文献整理，梳理了从明初到清末东浮朝鲜的中国移民；李光涛的《中韩民族与文化》(31)一书，着重论述了东去朝鲜的明遗民李如松、孔枝秀、黄功等人；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32)在第四章着重探讨了明遗民身份及在朝祭祀活动；吴一焕《海路·移民·遗民社会——以明清之际中朝交往为中心》(33)一书系统整理了明清之际的社会资料，及从“移民”到“遗民”的身份转换。 笔者在参考《李朝实录》的基础上，结合上述著作，将明移民归为四类：一是壬辰战争之后滞留朝鲜的明朝将领及其后裔，可称“留民”；二为明朝灭亡后，为反抗满族统治而移居朝鲜的文人武士、官吏贵族，可称“遗民”；其三是被清军虏到沈阳，后随作为人质的朝鲜世子凤林大君东去朝鲜的明遗民，后称“九义士”；四为因贸易往来、海上遇险等辗转迁徙到朝鲜的明朝移民，多为商人、艺人、囚犯等，可称“流民”。在研究这四类移民身份与鼓词传播的可能性之前，首先要注意到鼓词的发源地——山东，以及山东在中韩交流史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如前所述，贾凫西是山东曲阜人，其《木皮词》最早也是由山东流传出来的。鼓词发展到清代，成为以摘唱为主的大鼓书，而其源头也在山东。关于山东与大鼓书的渊源，陈汝衡先生曾说：“大鼓书发源于山东，所谓梨花大鼓乃是鼓书的老祖宗。”(34)若以山东为基点，集中笔墨考察明末移民本贯、身份与接触鼓词的可能，以及东浮朝鲜后的主要活动，或不失为一坦途。 据“明义会”明末遗民资料记载，属于第一类“留民”的明东征将领施文用、千万里、片碣颂、徐鹤等，以南方人居多，籍贯尤以浙江为最，这恐怕与水师不无关系。壬辰战争后，他们多因伤病未愈无法撤离而滞留，之后在朝鲜娶妻生子。但他们在朝鲜社会中刻意保持明朝社会特征，政治态度十分明确。名将片碣颂曾与施文用、杜师忠、徐鹤等登头流山，作诗《与同来诸公登头流山》曰：“登高望北燕，烈士剑心白，漠漠腥风外，谁知万里客。”明亡后，徐鹤向西而哭，从此隐于小屋，杜门不出。如此看来，东征将领传播鼓词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不能忽视的是跟随将领们留居朝鲜的士兵。据《燃藜室记述》：“明军入朝鲜的将官有370多人，士兵22万。”《皇朝遗民录》又云：“万历、壬辰丁酉间，征倭诸将娶于东邦，或有子女，不能率归，仍为东人者多矣。”多为庶民出身的士兵群体，接触鼓词的可能性很大，他们定居朝鲜南部后，传播鼓词的可能不容忽视。 第二类“遗民”，即明亡后东浮朝鲜的文人武士、官吏贵族，多为避难而迁居朝鲜。这些人或为名门之后，如麻舜裳，为明抗倭提督麻贵曾孙；或官居高位，如浪础，为明崇祯时兵部侍郎；或为孤高士人，如金长生，饱读诗书却一生漂泊。这些人多经辽东、山东沿海漂流入朝，他们或本贯山东，或曾留居山东，可以说都曾浸润山东地方文化多年，如麻舜裳曾任登州通判督粮，浪础曾谪居登州，金长生籍贯正是登州府。据《新增文献备考·舆地考》海路记载：“中国有乱则避于我东者……不可胜数，而多由登州。”(35)然而，这些浸润山东风俗多年的明“遗民”入朝后，就耳目所及之记载，多为祭祀明朝皇帝，世代认同明朝臣民，保持着名副其实的明朝“遗民”身份。至于鼓词这种余技，似并无文献可考。 再来看“九义士”等人在朝鲜的活动。崇德二年(1637年)，凤林大君与昭显世子为人质，质居沈阳。曾有九位明人，先后被清军掳至沈阳，后因志趣相投，先后投奔朝鲜质子馆，后人称为“九义士”。“九义士”中除了黄功和郑先甲为进士外，其他的都没有功名，跟明政府关系也不密切，属于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但他们对明朝却有着满腔的怀念之情。顺治二年(1645年)，凤林大君被送回朝鲜，遂将“九义士”带走，以图实现恢复明朝之志。凤林大君继位后试图有所作为，但天不予寿，在位十年即崩，复明之计就此破灭。关于“九义士”籍贯及其后裔，详见下表：(36) 通过上表不难发现，“九义士”中有五人属山东籍贯，另外与“九义士”同来朝鲜、与风林大君甚为密切的四位明朝女性遗民，也与山东颇多关联。如前所述，“九义士”与士人阶层不同，其身份与庶民阶层更为亲近。尽管目前尚乏确凿证据敲定“九义士”作为传播媒介，但并不妨碍研究进一步延展的可能。 另外，除上述有记载的明朝移民外，经辽东、山东沿海漂流至朝鲜的逃人和流民数以万计。据《清代全史》记载：“天启元年(1616年)七月以后，镇江等地辽东汉民逃亡朝鲜者达数十万。”(37)据《明熹宗实录》卷十：“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陷辽阳、沈阳，辽民经镇江逃亡朝鲜者，达两万之众。”(38)而从海路漂往朝鲜者，尤其是山东半岛等靠近朝鲜半岛等地的居民亦不少。关于这部分流民的史料记载几乎是空白的，据现有的材料片段看，这批流民以流浪艺人、商人居多，他们登陆朝鲜后，因担心被遣返，一般都会辗转移居到湖南地区全罗道附近。为了谋生，大多数流浪艺人只能重操旧业，以街头卖艺为生，而其中可能不乏鼓词表演者。 有趣的是，据韩国学者们考证，盘索哩起源地正是在湖南地区全罗道一带。壬辰战争中，这里曾是援朝明军抗倭作战的主要地区，战后因伤病等原因滞留在朝的明军及其后裔，便长期居住于此。关于他们对当地文化的影响，韩国学者曾这样表述：“在此役(壬辰战争)中，曾由明军播下民间信仰的新种子，此即对“关圣帝”(羽)的崇拜，因明将士们大肆宣传关公显灵的故事，以至汉城到全罗道、庆尚道等地兴建关公庙。”(39)说唱关公故事是中国鼓词艺人最喜爱的曲目，从说唱关公故事到兴建关公庙，及至今日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关公信仰，这其间鼓词说唱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再者，从明亡之后大批遗民逃往朝鲜所居地来说，以朝鲜南部居多，且多集中在庆尚、全罗与京畿诸道。一来是因为这里居住着大批明军遗民，风土人情比较熟悉，兼之朝鲜当地人对明朝的感恩之情顺移到对遗民的态度上，则是非常友好，极尽各种方便，这是遗民们选择南方居住的第一个原因。二来朝鲜南部气候温暖，多平原水田之地，而东来遗民中，以原籍中国江浙、山东地区为多，从山东威海到朝鲜海州仅相隔360公里海路，都属于季风带气候，自然条件非常接近，所以乐于居住。第三，朝鲜北部偏寒，而且与清朝接壤。清政府曾多次要求朝鲜遣返遗民，出于对明朝的感恩，朝鲜最初对遣返一事态度消极，后迫于清廷压力，不得不行遣返之实，故大多数遗民都迂回地逃往朝鲜南部，最后定居于此。(40) 明末移民聚集于南道这一事实，与盘索哩起源于南道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必然的影响关系，这仍需进一步求证。尽管有扣盘扪烛之嫌，但似乎无碍我们大胆推测，在明末遗民聚集的湖南地区，鼓词艺人击鼓说唱的形式与韩国民间传统的巫戏表演结合，广大们借鉴这种方式表演，从而促进了盘索哩的产生与成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