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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疑案的开发是拉美叙事文学的特征之一。疑案包括了从罪行到叙事游戏的不同形式。拉美文学的诗意和社会承诺存在于被表现为谜的那些神奇事件、模糊的身份、丑闻和罪行里。从类型的角度看，疑案的单纯叙事模式已不可能。叙事成为作者和读者互相影响的结果。类型式阅读已成为一部分作品的叙事模式。拉美作家通过写疑案来写拉丁美洲，而疑案也由此承载了叙事文学在当代社会的一部分价值。 关 键 词：拉美小说/疑案/叙事模式/类型式阅读 作者简介：孙海青，［美］南德克萨斯大学英语与外国语言系。 一、另一种神秘 “书写美洲”这一文学使命，涵盖了诸多努力，例如传递新大陆的思维和呼声，建立与旧大陆相匹敌的，或打破欧洲传统的文化形象，以及植根本土的价值观念。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关注过什么是成功书写美洲的因素这个问题①。在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了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致辞，回溯了新大陆写作的不同源泉。他首先谈到了古代航海家安东尼奥·皮加菲塔（Antonio Pigafetta）。后者的书代表了立足于美洲之外的观点， 把新大陆的冒险加工得神妙奇幻，充满诡秘的形象和事件。马尔克斯指出，除了新大陆早期探险者的创作，“印第安人的编年纪事为我们留下了其他神秘和幻想的故事”。此外，美洲征服者们遗留下来的谜团也充斥着新大陆。黄金国和（印加王）阿塔夸尔巴的赎金就是其中两个有象征意义的，涉及了罪行和悬念的事件。马尔克斯认为各式各样的神秘事（案）件渗透了美洲世界，形成一种即使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以后亦无法摆脱的“癫狂”②。 马尔克斯把神秘事件看作拉美文学要素，把自己对拉丁美洲的书写看成是早期那些包含神秘事件的文学作品的衍生。对马尔克斯而言，神秘事件是叙事手段，是观察美洲的视角，是对不同世界的意义和其间联系的探索，包括新与旧，土著与西方，道德的与个体的世界。他还举例说明神秘因素一直贯穿着新大陆的文学，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各异。在拉美文学接受极高荣誉的时刻，马尔克斯的演说意欲阐明的观点与古巴作家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在其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1953）序言里的著名论断相呼应：“美洲的历史不正是一部神奇现实的编年史吗？”③。两位作家都将书写拉丁美洲解释为书写逾越了旧世界解释范畴的秘密，正如他们的作品所涉及的：神话、传奇、丑闻、罪行，以及梦幻。马尔克斯的演说表明：新大陆的文学不仅起始于，而且繁盛于它对神秘因素的痴迷，“魔幻现实主义”在其中显然名噪一时，但那并不是拉美唯一的声音。 对于许多作家而言，神秘因素都是表现本土文化的一个丰富多产的载体——乔伊斯的都柏林和福克纳的美国南方乡镇的故事均可为例。但是它在另一方向上的发展也富有成就，包括爱伦·坡的以哥特色彩的巴黎为背景的侦探杜邦的故事，以及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涉足的英格兰④。马尔克斯及同时代的拉美作家们也探讨了这个方向。“神秘因素”在这类作品里理所当然地被称为“疑案”，这似乎是犯罪或刑事案件的代名词。而本文的探讨则倾向于这个概念在当代拉美文学的类型阅读中所涉及的涵义，因为对难得其解的罪案进行再现，总有社会和文学叙事两方面的功用。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外的“另一种神秘”疑案的文学再现已经成为一些作家阐释自己世界的基本话语方式，现在将这一问题置于拉美的写作中加以讨论，也有两种途径：或者研究拉美的侦探（犯罪）小说本身，或者通过叙事中的犯罪之谜来透视文学中的拉美世界。前一种途径是要检视作家如何创作一个谜，后者则研究一桩疑案中的秘密如何与社会文化批判性地相连，以及作家对文学和社会的承诺，以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为例，他职业生涯的前三十年集中于探索秘鲁社会、政治生活以及他自身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对罪行和秘密的探究也渗入了他的代表作品。那么，要研究他作品中明显的社会批判意义或其中所暗示的对作家文化人格和政治人格的阐述，就必须接触他笔下的种种疑案，⑤ 从而必须深入到这“另一种神秘”之中去“探秘”。 二、质疑叙事的叙事 侦探或犯罪小说不仅构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为叙事提供了一种质疑性的话语。这种话语基于寻求解谜的人物和读者，引导并建立了作品文本。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侦探小说主体的疑案，并非只是探案者和罪犯之间的竞赛，而且也是阅读和写作之间的游戏：如何阅读一个谜以及如何写出一种“阅读”。正如博尔赫斯和比奥伊·卡萨雷斯在其合作小说《堂·伊西德罗·巴罗迪的六个问题》序言中所说：“……侦探小说为笔触丰富者提供了一个新目标：可以在其中博弈那种渗透了该叙事类型的冷静的智慧……。这些小说……是一种当代的声音，关注人类的节奏并把其中真谛诉诸一种轻松的笔端”⑥。这个观点恰巧和十九世纪法国龚古尔兄弟对爱伦·坡的以推理者杜邦为中心的故事的点评相呼应：“（它是）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带有二十世纪文学的表征：爱情让位于思维……故事的兴趣由心灵转向头脑……由戏剧性转向解释”⑦。从小说美学意义上讲，阅读承担着作者和读者共同认知的叙事特征：对不同文本层次上的“游戏”的侦测形成了叙事的框架。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为我们展示了美洲的写作在何等程度上对疑案和侦探小说的其他因素有所发展和应用。 疑案没有国家和种族的界限，这是就其影响而言，犯罪小说的读者和作者无处不在。当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在美国侦探小说发展的巅峰时期预见到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现代读者会“推动侦探小说类型更加分化”时⑧，拉美的作家已经开始对欧美侦探小说对市场的统治作出各种回应。他们的行动带来了对侦探小说的新理解。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一些学者如奥林达·希梅内斯（Onilda Jimenez），曼努埃尔·马科斯（Manuel Marcos），圭多·穆蒂斯（Guido Mutis）和埃兹别塔·斯克洛多夫斯卡（Elzbieta Sklodowska ）已经注意到侦探小说对“严肃”文学的影响。这些批评家将拉美侦探小说从根本上视为欧美文化的转型产品，其中很自然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多少采用了欧美作家和批评家研究该类型的视角。然而，他们同时也将侦探形式理解为一种功能，并以此来阅读美洲作家那些以疑案和犯罪因素构筑的作品，尽管那些作品可能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类型范畴。在这方面，博尔赫斯常常被看成一个里程碑，因为他创作的疑案对包括侦探类型在内的文学作品的欣赏提供了新事业，并且标志了美洲侦探小说的开端。 阿根廷作家鲁道夫·沃尔什（Rodolfo Walsh ）在他编辑的《阿根廷侦探故事》（1953）的序言里指证，博尔赫斯和比奥伊·卡萨雷斯（Bioy Casares）合写的《堂伊西德罗·巴罗迪的六个问题》（1942）是拉美有史以来第一部侦探作品⑨。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中六个故事的每一个都有对侦探类型的滑稽模仿。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故事不仅构成对经典结构的滑稽模仿，而且表明对于“类型阅读”的掌握实是支持其叙事的主要因素。这些故事一方面是去探索其中迷案，另一方面是对此前作品的重读。例如，“全球十二个形象”这个故事是作者对一套扑克游戏的智慧而诙谐的模仿。故事的意义不仅在于揭开一个凶案之谜，而且在于作者阐释了一种接受模式的文学创造。同样，对于另一个故事“哥里亚德金之夜”的理解也基于作者和读者双方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列车上的谋杀案》的了解。该作品一方面质疑、滑稽模仿以往疑案的情节，一方面在作者重构侦探小说传统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阅读游戏。这样一部“质疑叙事的叙事”作品被看作拉美侦探文学的起点是耐人寻味的。它充分表明：疑案因素在新大陆文学中一开始就瞄准着与欧美先行者不同的成就方向，以及与读者的交流方式。 三、本土的疑案 阿美利娅·辛普森（Amelia Simpson）在研究拉美疑案写作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当阿加莎·克里斯蒂或雷蒙德·钱德勒已经畅销于拉美市场时，为什么还要出版当地作家的疑案？二是如何书写这样一个社会：“那里警察有着（和欧美）不同的组织和行为模式，私家侦探基本不存在，而且没有陪审团制度……”⑩ 。第一问题是关于拉美作家是否能创作出在商业上成功的本土作品，第二个问题则关注拉美的文化社会能否精细加工自己的本土疑案类型。流行作家如墨西哥的塔伊博二世（Paco Ignacio Taibo II），乌西格里（Rodolfo Usigli），阿根廷的博斯科（Maria Angelica Bosco）(11) 以及博尔赫斯、比奥伊·卡萨雷斯的例子都可以轻松地回答第一个问题。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则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了解拉美作家，包括那些并未专注于探讨疑案的作家。所以，我们需要在侦探类之外检验其他文学叙述对疑案的采用，由此把“类型阅读”延伸到文本分析和拉美文化语境之中。 辛普森的第二个问题同时也和文本研究密切相连：不是关于美洲版的“谁是凶手”（whodunit）的故事，而是通过那些理解和发展了侦探类型的作品，来观察拉美世界的文本再现。正如卡维尔蒂所指，侦探小说的影响是大范围的，又是潜移默化的：“侦探故事不再是以伦理为中心的表述，它正在成为发掘而非诅咒排斥其他文化的一种手段，……它不仅涉及种种不同的国家文化，而且也涉及到地区文化。”(12) 当侦探类型体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它就不仅越过了地域界限，而且还给自身模式的界定带来了问题。里维拉指出：“当侦探小说越过界限，它就变得更微妙，这不是指技巧和匠心，……指的是它转向于理论和意识形态意义更深化的作品”(13) 卡维尔蒂和里维拉的观察暗示着一种可能：在影响诸多作家的同时， 侦探小说自己的类型意识已被放弃。于是，无论是把侦探小说与带有传统地域主义色彩的拉美本土文学的大体分开，还是在研究拉美叙事文学时排除疑案因素的影响，都十分困难。 侦探小说在拉丁美洲被借用于林林总总、彼此迥异的目的，而且在不同的文化层次发挥作用，因而读者能够聚焦于地域文化来审视拉美的疑案。这就是说，尽管难以确认是某种社会（性质）决定和产生相应的疑案，还是罪案（性质）指点出特定社会，这两方面无论在文学还是现实中都是互相依存的。批评者观察到，美洲的疑案作品应用特定类型因素，来批判性地描述和检视那些充满专制、暴力和不公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使作品涵义变得更加丰富。曼努埃尔·马科斯也注意到这种趋势，即“拉美小说总体上是对以往处于边缘的人文因素的整合，以及对拉美基本家长制结构的现代社会的批判”(14)。在此意义上，犯罪和疑案已经不再是类型，而是拉美的叙事策略，用“轻松”的类型因素帮助作品负载和传递更多的社会、文化涵义。 本文开始时，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论述说明，虽然侦探小说可说是一个被移植过来的类型，但对于写作拉丁美洲的历程来说，罪行、丑闻、身份和归属的秘密从一开始就不陌生。从印加·加尔西拉索（Inca Garcilaso ）的《王家述评》（1609）到十九世纪埃尔南德斯（Jose Hernandez）的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以及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埃切维利亚（Echeverria ）的“屠场”和马尔莫尔（Jose Marmol）的《阿玛利娅》，二十世纪初的地域小说——加列霍斯（Romulo Gallegos）的《堂娜·巴巴拉》和里维拉（Jose Eustasio Rivera）的《漩涡》，这些拉美文学史上的名篇里，都有罪犯和疑案起始或驱动的情节发展的情形。例如，马丁·菲耶罗杀人和逃亡的情节后来成为博尔赫斯两个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的素材(15)。《漩涡》里主人公的逃亡、斗争和最终失踪时疑案在叙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尽管这并不足以把这部小说和类型作品联系起来。在《王家述评》中，印加王阿塔瓦尔巴（Atahualpa ）的身世之谜的揭开（指他是王后和佞臣的私生子）为他成为“印加叛徒”之谜提供了线索，使作者对其的指控显得更合理，也帮助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印加遗族，从意识形态和合法性上维护自身利益。《堂娜·巴巴拉》具有公认的“文明战胜野蛮”的寓意，但值得注意的是，身世神秘，代表野蛮势力的女庄园主并没有投降，而是弃离文明世界，奔向茫茫荒原，像《漩涡》一样，其结局是一个谜而非一场胜利。这些谜的迹象与侦探类型的影响没有什么关联，但是表明罪行、丑闻、身份的秘密等疑案的因素服务于叙事的目的，是拉美作家早已涉足的创作层面。它们所贡献的，和具有类型倾向的疑案在二十世纪所贡献的，乃是同一整体。只不过在不同的文学时期疑案有着不同的体现，而由于类型作品的流行，现在的读者对疑案更为敏感。 四、疑案与“文学爆炸” 当代拉美文学中，除了针对大众市场的犯罪小说，疑案的因素被多种叙事作品所汲取利用，因而具有多样的艺术作用。这种形势提示出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疑案在建立美洲新文化形象上的功能？要观察这种“新形象”，就不能不说到一个“旧”话题：拉美显赫的“文学爆炸”。“爆炸”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综结，已被前人多方探讨。涉及（土著）神话、罪行、丑闻秘密和叙事游戏诸方面的神秘因素也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16)。然而，很少有人关注“文学爆炸”前后的罪犯和疑案这一方面。 卡维尔蒂注意到，传统类型的疑案的总体演化与“爆炸”的效应巧合般地都始发于六十年代，并影响着其后出现的作家。观察一下既是“爆炸”的入围者又把疑案因素积极带入叙事创作中的作家是颇有意味的——“爆炸”的几位代表作家都有围绕疑案的叙事，而且他们对疑案的发掘多少都得到过一些好评。 如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马尔克斯、略萨等六七十年代树立起来的文学典范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视角。由此不仅可以了解疑案因素和书写拉美的关系，以及类型的影响如何贯穿拉美文学的发展，而且可以了解“爆炸”和“后爆炸”（postboom，语出Donald Shaw）之间的联系。 “爆炸”作家那些和疑案因素相关的作品，除了科塔萨尔的阅读游戏式的故事诸如“延续的停泊”、“公共汽车”，富恩特斯的《遥远的家庭》（1980），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杀人案》（1981），还有略萨的《城市与狗》（1962）这一“爆炸文学”的“重头”作品。这部小说与作者后来的探索类型作品如《谁杀了帕罗米罗·莫莱罗》（又译“谁是杀人犯”Quien Mato a Palomiro Molero,1986）和《力杜马在安第斯山》（Lituma en los Andes,1993）相比， 不算是地道的探案作品，但整个文本用一桩疑案把多重叙事和叙事者组织起来，在各方围绕着解谜还是设谜的较量下，谜底最后却变成了谜。还有一个作家值得注意，就是萨瓦托（Ernesto Saboto），虽然他不是“爆炸”中的“明星”。他的《地道》（1941）与《英雄和坟墓》（1961）分别有罪犯的线索贯穿叙事。特别是后者，把重大社会事件的历史和虚构通过一桩具体的案件结合起来。从疑案的角度来看，“爆炸”并非那么显赫，其身前身后还有足够的空间来探讨疑案。 在《百年孤独》“称霸”之前，以疑案或者示谜为叙事重心的创作即已展示了价值，包括基罗加（Horacio Quiroga）的《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1917），一个结合了哥特式神秘事件和科学追究的集子；邦巴尔（Maria Luisa Bombal）的“最后的雾”（1948），虽然它是一个关于“罪过”而非“罪行”的故事，主人公心理上的疑惑和叙事角度的不定性使谜最终不得其解；还有阿雷奥拉的《寓言总集》（1952），其中的故事多把超自然因素、疑案和普通人的生活相结合，并像侦探小说一样，给普通人以冒险的机会。德奈维（Marco Denevi）的《罗沙芜拉到十时》（Rosaura a las diez,1955）是公认的拉美侦探小说杰作，并因此获得拉美文坛桂冠“罗慕洛·加列霍斯”文学奖。 严肃的文学奖授予侦探小说，或者严肃的作家朝着“严肃”的文学目标出发，却写出了“侦探小说”，也许正是疑案对文学发展的贡献的表现。博尔赫斯和比奥伊·卡萨雷斯对侦探类型的实验显而易见产生了所谓形而上学的疑案(17)。还有一些作家并未以创作疑案著称，但写出了值得注意的作品，例如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的中篇《危地马拉的周末》，由几个叙事者的叙述片段构成了一个犯罪，社会丑闻和游击活动的疑案；鲁尔福（Juan Rulfo）的《佩德罗·巴拉魔》（1959）也围绕着故事里过去和现在的事件构织诸多人物身份之谜；很少有批评家谈论罗亚·巴斯托斯（Roa Bastos）的《人子》（1960）中的疑案，因为该小说是由几个看似独立的——也可以独立——而且带有超自然色彩之谜的故事构成的，读者必须像侦探那样把每个故事中隐藏的线索联系起来才能发现人物身份的秘密，发现超自然之谜背后的人为因素。以上三位作家分别是其祖国——危地马拉、墨西哥和巴拉圭的文学大师，后两部小说还被视为“文学爆炸”的前奏之作(18)。三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不同，但都要求读者参与解谜；换言之，虽然其中不乏犯罪的故事，但更显著的是其叙事结构，要读者以类似于探案的阅读手法来联系叙事线索，把因和果对应起来。因而，这几部作品不是关于解决罪犯疑案的，而是解决阅读疑案的。它们的叙事在文学接收过程中变得微妙，其所要传达的社会批判意义寓于对读者的逻辑分析性的挑战。它们把疑案从侦探类型的情节转化为叙事手段，从而扩大了虚构世界的交流力量。 五、疑案：从“爆炸”到“后爆炸” 文学爆炸的出现使疑案写作阵容里加入了几位明星作家，然而从叙事创作角度来看，这些作家们都走出了“爆炸”这个光环，成为推动拉美文学由“爆炸”走向“后爆炸”的一分子。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的疑案类型小说都是在后一个时期写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富恩特斯，据林斯托姆（Maomi Linstrom）介绍，也写了较“爆炸”时期而言“风格更简明，更易懂的，类似间谍故事（侦探类型的分支）和哥特故事形式的作品”(19)。肖指出在爆炸时期之末（七十年代初），就有不同的声音抱怨“爆炸”作家们背离了拉美文学抗议和文化写作的大传统，其意识形态偏离了他们起初的左翼立场。而“后爆炸”时期的作家则宣称自己的叙事作品更有社会责任感。这种抱怨，据肖认为，预示了对“爆炸”时期的那些文学技巧实验的不悦，要求更明白地，带着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书写现实(20)。 有趣的是，肖认为具有社会意识的“后爆炸”时期出现的作家，都写下了受到探案类型影响的作品，如伊莎贝尔·阿连德的《爱情与阴影》（De Amory de Sombra,1984），路易莎·巴伦苏埃拉的《阿根廷人的黑色小说》（Novela Negra para Argentinos）和故事集《其他武器》（Cambio de Armas,1982），西亚尔迪内里的《热月》（Luna Caliente,1983）和《为什么只留下死人》（Que Solos Quedan los Muertos,1985）。或许与“爆炸”中受益的作家们有着不同的社会意识，这些作家延续了其先行者对疑案的开发。当然，还有肖未曾提及的普伊格，把大众文化模式用于文学创作的典范。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事》（The Buenos Aires Affair,1973）是一部关于两个艺术家真幻交错的爱情和犯罪的黑色探案小说，用多部美国经典电影中的对话片段提示悬念，使读者时时触到谜和谜底的间隔线。他的《蜘蛛女之吻》（El Beso de la Mujer Arana,1976）则反之，以一个革命者和一个同性恋者共同命运的线索承托了五个疑案故事。 另一个不太被批评家注意的是鲁道夫·沃尔什，他是第一个研究拉美类型作品的学者。拉美的第一部探案小说集就是他编辑的。罗亚·巴斯托斯推崇他是阿根廷最出色的侦探小说家。沃尔什的早期作品都是所谓流行探案故事，但是拉美文学研究者注意到他却是因为他的被称为“证言小说”（novela testimonial）的《屠杀行动》（Operacion Masacre）。 该作品出自作者对阿根廷军政府统治时期一次搜捕起义者并导致十余名无辜者被集体枪杀这一事件的调查。沃尔什最初的调查写于1957年，但在其后的十余年里，由于多方的不合作，该案始终存在一道不解之谜，被确认的部分受害者也没有得到合理补偿或纠错，于是他一直没有“结案”，并在维护第一版文本的完整的情况下，以新版序言、附录和文中大量加注的方式，把调查的新进展纳入第二版、第三版。这一“证言小说”的第一部分以探案的形式叙事，但是对疑案的追究带有抗议色彩；疑案没有结局，文本以作者掌握的材料和政府说法的对质结束，把现实中不存在的法庭建立在文本里，每次新版都可称作对此案的一次重审，而不是单纯的对谜底的追究(21)。从叙事结构来看，沃尔什的证言小说以围绕罪行的悬念开始，以调查为主线，以引用各方文件互相对质作结束，不能算是典型的疑案作品，但对疑案在书写美洲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回答。像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虚构作品一样，它使读者不仅注意到疑案这一类型，而且注意到作者对疑案的处理，注意到疑案在何等程度上引导读者认知自己所生活的社会。 从拉美叙事文学的现当代发展来看，作家们对疑案因素的开发起到了桥梁作用，把传统的地域主义精神由二十世纪前期承托到了“后爆炸”时期。“后爆炸”的情况，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流向都比“爆炸”复杂得多。有的批评家如林斯托姆倾向于把七十年代以后作为“后现代”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普伊格、阿连德、巴伦苏艾拉、西亚尔迪内里和略萨都被当作“后现代”的典型。相对于以往，他们作品中的疑案被学术界更广泛地研究，因为批评家们认为侦探类型的美学转型以及其他大众流行文化向“高雅”文坛的渗透正是“后现代”的体现。德·卡普兰（Steimberg de Kaplan）认为以美学更新为目的文学创作使“高层”和“低层”文化间的对立消失，而疑案类型的转化在“文化杂交”中起了重要作用(22)。布克（Keith Booker）认为侦探类型是后现代作家的“灵感源泉”(23)。马科斯（Manuel Marcos）也指出类型的要素在拉美后现代叙事中起了“泛结构”（meta-structure）作用(24)。然而，“后现代”不应被看作一个形而上学的术语，它对于文学研究并没有被优先合法化的价值。虽然不能截然反对疑案的写作被解释为“后现代”的一个品牌，但也难以就此断定这一类型的变异都非“后现代”莫属。斯克洛多夫斯卡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提出疑案因素在当代拉美的表现是对“欧美类型”的超越。即在滑稽模仿之后，疑案在更高层次上受到严肃对待。她的论点提醒我们：即使不考虑“后现代”的无序和失衡，也依然可以探讨疑案的重写如何为解释拉美文学实体的问题提供线索。而以上提及的作家和批评家都表现出以滑稽模仿来超越的另一面，那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对地域主义的重新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