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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如此之“大”，就连它的灭亡，都改写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和历史规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泥腿子也能坐龙庭，这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千百年来都是几大豪门轮流坐庄，百姓只能看着。 正因为大秦很“大”，关于秦始皇、秦帝国的任何新说法、新材料，都会超越史学或考古领域，引起广泛的关注。 正所谓，生生死死秦始皇，千秋万代中国人。 出土《赵正书》带来震撼：我们还能相信《史记》吗 事情要从北京大学2009年获得捐赠、入藏一批海外回归的珍贵竹简说起。这批竹简共3346枚，包含17种抄写于西汉中期的古书，其中有一部《赵正书》。《赵正书》主要记述了自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回程途中病亡，秦二世继位后诛杀诸公子大臣，直至秦亡国的历史过程，总字数近1500字。《赵正书》部分内容与《史记》相似，但在一些重大史事的记载上与《史记》差异很大。如，《史记》记载秦始皇死后赵高、李斯等秘不发丧，篡改诏书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赵正书》则称二世胡亥继位是秦始皇听从李斯等的建言后明确认可的。 《赵正书》本身的真伪是没问题的。尽管没有明说，但大家都知道这批竹简是盗墓者挖出来，流失到海外，然后由北大征集回国。而伪造三千多枚竹简，伪造竹简上17种古书，伪造几万古文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换句话说，书是真的，在西汉那个年代，真的有这种“秦二世合法继位”的说法。 这就带来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还能相信《史记》吗？ 有的学者说话看似谨慎一点，说这是“历史记忆的战争”，把《赵正书》和《史记》置于争执的两端、等量齐观，其实已经是暗暗抬举了《赵正书》一把；有的学者干脆就说，“西汉初期流传有关秦代的文献，具有多种版本，司马迁只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取了其中的一种文献而已。”就差说司马迁随心所欲构建历史了。至于一些自媒体，直接就“标题党”，《司马迁的史记“可能”记错了！》《对秦朝的认识被颠覆》云云，所在多有。 之所以如此，一是人们对“出土文献”的信心；二是人们对于新材料、新发现、新观点的热衷。如果出土文献带来的新发现竟能够推翻《史记》，而又与大秦帝国的生死密切相关，那简直就是“狂欢”了。 历史难道是这么不可靠吗？构建、书写、颠覆与重构，这些现代西方的社科话语，就这么在中国五千年历史园地里通行无阻吗？ 负责整理《赵正书》的北大相关人员，始终不大愿意正面表达观点：《赵正书》那些与《史记》严重相悖的情节，到底是可信还是不可信？后来用了一个说法，是“西汉前期人讲述秦末重要史事”。“讲述”这个词，在这里也显得很中立、很模糊。最后有些北大学者称：《赵正书》应属于“小说家言”。可是“小说家言”又是什么意思呢？ 面对可能到来的“狂欢”，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站了出来，用一部《生死秦始皇》，正面解决了《赵正书》带来的问题，顺手还破了几宗大秦历史疑案。 辛德勇抽丝剥茧破疑案：《赵正书》是那个年代的坊间段子 辛德勇的办法并不神奇，就是老老实实深入文本研究《赵正书》。他的研究，就从这部书为什么叫“赵正书”，以及这3个字在简片上的位置开始。然后他上下纵横，运用各种历史材料，要找出、证明《赵正书》在中国浩如烟海各种“书”中，到底属于哪种书，应该是个什么地位和分量。 他又进入《赵正书》叙事内部，尝试按照《赵正书》的讲述来复原历史场景：秦始皇知道自己快死了，他找来最有权威和能力的大臣李斯，表达了对自己死后权臣内斗的担忧。然后李斯开始讲述自己立下的功业：如何为秦国建章立制，如何整饬军队，为秦打下多少江山…… 这剧情不对啊！这时候的秦始皇，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功臣能臣权臣；精明如李斯，难道不是应该表达自己的忠顺、老实、听话？ 其实李斯这一段论功摆好自我肯定的话真实存在，《史记》里也有这段内容，但不是在这个“秦始皇临死”的时空，而是后来秦二世清洗李斯，李斯在狱中上书请求活命时说的。两相对照，谁更合乎情理，是明摆着的。 根据辛德勇分析，《赵正书》中，类似的不通不妥、不合乎人物身份、不合乎历史事实之处有好些。他认为，《赵正书》与《史记》所依据的，很可能是同一份历史原始资料，但是《赵正书》出于某种目的，把一些材料进行了搬运腾挪，留下了若干“不合榫头”之处。 《赵正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就是他是“小说”，而且很可能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唯一一部接近完整的、西汉时期的小说。 这小说当然不是曹雪芹的小说。《汉书·艺文志》有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辛德勇根据后人的一个注解“偶语为稗”，终于抓住了《赵正书》的本质：偶语。“偶”在此通“寓”，偶语就是寓言；《赵正书》是西汉的政治寓言，是那个年代的纪实文学、坊间段子。《赵正书》的作者为了表达“权臣内斗殃及百姓”和“不听谏言导致亡国”的中心思想，把秦末那段历史作了剪裁。 解剖《赵正书》有意外收获：“焚书坑儒”不是那么回事 一旦对“偶语”有了自己的解释，辛德勇“顺理成章”就破了焚书坑儒的案子。 此案管总的是李斯一句话：“偶语诗书者弃市。”但是疑点很多：李斯自己就是大儒荀子的门生；在焚书坑儒之后，秦朝宫廷仍然为儒生设置了官职，“编制”还不少；那个年代，各种礼仪、政务活动中不谈论诗经、尚书简直不可能。 现在这些疑点都能够说得通了：秦始皇和李斯不是要对付儒家或者儒学，他们要惩办的，是借着诗经尚书来“说事”、以古非今的行为。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诸子百家之间并不是壁垒森严、泾渭分明，反而是互相渗透借鉴。秦始皇重视儒家，因为儒生在制定秩序方面有专长；而儒家本身一直有改变和适应，比如孟子的主张不被各国君主接受，荀子就转为更加现实的一面，教出了李斯韩非这种学生。 再往深了说，车同轨、书同文，本就出自《中庸》，是儒家的理想，被秦始皇给实现了。 在“焚书坑儒案”之后，大侦探辛德勇破获的大秦疑案还有好几宗，他抓住了《赵正书》这个线头不轻易撒手，在秦汉史料中狠下了一番功夫。其实《生死秦始皇》只写了第一部，根据他公众号的透露，在续篇中还会有一些更加“劲爆”的内容，比如秦始皇其实是死在海上。 辛德勇本意绝非追求劲爆，恰恰相反，他相信《史记》等传世典籍。 当年殷墟遗址出土，证明了《史记》记载的殷商以下历史是事实。后来兵马俑出土，侧面证明了《史记》中那些惊心动魄的记载——秦始皇如何大修陵墓、如何设置机关、如何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又如何灭口工匠——也都是事实。 表面看来，那些都是机密，应该是司马迁想象或者“构建”出来的；但是进入21世纪后，国土资源部等单位成立了考古工作组，对秦始皇陵做遥感和物探考古。他们在秦陵园封土堆探测到，下面有个规模庞大的、强异常的水银高密度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轻易不能动摇！ 辛德勇说：“我绝不相信正史里讲的都是真话，里面总有不可靠的东西。但是所谓的可靠不可靠、是否有价值，都是在比较中我们才能下结论。到今天我都认为，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比较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文献——包括出土文献、野史、外史能比得了正史。正史能让我们更多地、更全面地了解过去的时代。这就是《生死秦始皇》写作的基本立意和主要的立脚点。”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