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精神的核心就是讲真话、干实事，无畏权力，坚持真理，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上不违背天道，下不糊弄百姓。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我想通过写作呼唤这种精神。   李鸣生1956年生于四川简阳，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报告文学专委会委员。著有长篇纪实文学“航天七部曲”和《中国863》《国家大事》《全球寻找“北京人”》《与智者聊天》《震中在人心》《绝地重生》《后地震时代》《德能无量》《敢为天下先》等20余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李鸣生。在回顾自己创作历程时，他说：“我的创作，也许就是一个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过程。” 记 者：1973年底，您作为文艺骨干被招入伍至西昌发射基地。您是如何从这里一步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李鸣生：在西昌发射基地那十几年，我的创作道路走得很艰难也很曲折。当时的西昌发射场还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我能看到的读物只有《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报》，根本无法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求。在精神的孤独与苦闷中，我只好抬头望天，把天空变成灵魂的居所和窥视世界的窗口。这段时间虽然遭受了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磨难，但生活却成为我创作的一笔财富。 不久，我被调入部队宣传队，一边参与文艺节目的创作，一边在乐队当乐手。1977年宣传队解散，迫于现实的原因，我烧掉所有的创作手稿，放弃当作家的梦想，开始改学理科。正当我下决心成为一名计算机专家时，也许是命运的捉弄，组织上又让我去当文化干事，于是又做起了作家梦。1981年8月，我在《凉山文艺》发表了第一首诗作《山泉》，暗夜中的我仿佛看到了一束文学的光。 记 者：1982年，您以青年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但1984年却告别诗歌，全力写作报告文学，这是为什么？ 李鸣生：1982年到1983年，我连续两年在“全国诗歌写作竞赛”中获奖，这让我对写诗有了自信。但1984年秋天，我在参加由《山西青年》举办的“中秋诗会”时，第一次见到了当时诗坛不少著名诗人，让我看到了诗的大海，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从杭州回来后，我便决定不再写诗，改写小说。1984年4月8日晚，我在西昌发射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全过程，在“长征三号”火箭腾飞的那一刻，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人类智慧与力量的伟大。也就在这个众人狂欢的夜晚，我面对浩瀚的星空，发誓说：我一定要写一本书。于是决定暂时放弃小说的创作，改写报告文学。实际上，那时的我只有满腔热情，根本搞不清什么是报告文学。 1984年，我发表了报告文学处女作《用生命编写程序的人》，后来又发表了中篇小说《火箭今夜起飞》、中篇报告文学《月亮城的风采》等。1988年，四川巴金文学院接纳我为“创作员”，此时的我尽管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中短篇，但依然感到很茫然。直到后来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的问世，才算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方向。 记 者：《飞向太空港》最早发表在《当代》1991年第1期，随后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并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部作品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27年后还能再次掀起人们的阅读高潮？ 李鸣生：《飞向太空港》的创作说来有点偶然。1989年我考入军艺文学系，3月的一天，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中国的长征火箭要在西昌基地发射美国的卫星。当晚我就睡不着觉了，脑海中好像突然划过一道闪电，感觉一部好作品已在心里诞生了。于是我请了一周的假，连夜赶回西昌基地采访，用3个月写出了25万字的《飞向太空港》。书稿出来后送到有关部门审查，却说不能发表、不能出版。但我还是顶住压力，坚持不改，坚持发表了，当时承担的压力与风险可想而知。一晃27年过去了，说实话，这部书我都快忘记了，没想到今天又受到大家的抬爱。主要原因可能是这部作品题材独特、思想超前，思维方式也有点与众不同。当然，能经受得住几十年时间的检验，也说明作品有一定的生命力。 记 者：20年间，您以“航天七部曲”书写了中国人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当时您为什么选择航天题材？ 李鸣生：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一个作家想写什么、能写什么，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本身，冥冥中似乎还有一种所谓“天意”的东西在左右着你甚至主宰着你。我最初选择航天题材的写作，如今想来好像就是命运的一种安排。当然，现实的理由也是存在的。我当兵就在西昌发射场，15年的青春生命都是在发射场度过的。这段生活融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不有所表达，对不住那些在原始的大山沟里默默苦干、奉献了一辈子的战友们。此外，我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有人创造就得有人记录。中国的航天历史是人类史上一段神圣、伟大和惊心动魄的历史，这段历史无疑应该有人记录，否则就是一个空白。我是从发射场走出来的作家，由我来书写这段历史，我感觉多少有点历史使命、责无旁贷的意思。多年的走访，我深感中国航天领域确实蕴藏着一种精神，即航天精神。航天精神的核心就是讲真话、干实事，无畏权力，坚持真理，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上不违背天道，下不糊弄百姓。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我想通过写作呼唤这种精神。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文学需要不断发掘新的领域，拓展新的创作空间。人类自1957年起就进入了航天时代，但写人类创造陆地文明历史的文学作品居多，写人类开创空间文明历史的作品却极少。而中国的航天史就是中国的空间文明史，也是人类的空间文明史。所以，我写“航天七部曲”，其实是在写中华民族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同时也试图为中国文学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打开一扇新的文学天窗。 记 者：从“航天七部曲”到《震中在人心》，有评论家说您是从天上回到人间，作品发生了由“见天地”到“见众生”的转变，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的创作发生了这样的改变？ 李鸣生：2008年汶川大地震突如其来，事前我没有一点创作的准备，事后我先后6次深入灾区走访，甚至住在灾民家中，与灾民同吃共寝，朝夕相处。在灾区走访的日子里，我经历了山体滑坡、巨石滚落、泥石流以及上千次余震的威胁。有时为逃避余震，半夜三更还得爬起匆忙转移住址。有一次我因气温高达42℃，加上劳累过度，病倒在帐篷里，打了一个星期的吊针。在血迹斑斑的废墟上既看到了生命的不堪一击，又看到了生命的无比刚强，于是，我不得不开始关注底层生命，直面残酷的现实。几个月下来，不经意间，众生在我心中的分量似乎渐渐超过了天地。因为天上的事情固然重要，但人间还有更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就现阶段的我而言，也许更需要重视，更需要反省，更需要书写，也更需要解决。于是我用3年完成了“地震三部曲”《震中在人心》《绝地重生》《后地震时代》。我将第一部书名定为《震中在人心》，就是要让“震中”这一地理学概念超越空间、超越时间，成为所有共同经历过那个重大灾难、惨痛悲剧的人心中一座记忆的“墓碑”，从而让“众生”成为作品的主角与核心。其实当我找到这个点时，我已经“见众生”了。可没想到的是，写完《震中在人心》，我的身体就发出了预警，我不得不吃了80多副中药，从此落下病根，加上此后我对中国几个重大冤假错案以及600万尘肺病人的现状又进行了5年的追踪调查走访，结果积劳成疾，大病一场，写作被迫中断。也就在这时，我真正地“见到”了自己，并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审视自己。 记 者：日前，您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敢为天下先》问世，将“航展”这样一个看似平淡、不容易出彩的题材写得饶有意味、感人至深，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鸣生：中国航展这个题材，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个很枯燥、很乏味、很不讨好、也很难写好的题材。搞不好，就会顺从已有的思维定势和惯有的、落入概念化写作的俗套。十多年前，我就提出一个观点：反对概念化写作。因为面对类似的题材，几十年来中国多数作家都在进行概念化的写作，且写得风生水起，轰轰烈烈。这是报告文学自己推开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像航展这个题材也是很容易落入概念化写作模式的，但如果我们剔除“航展”这个概念，从航展的角度进入，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去写航展辉煌背后人物的艰辛、壮阔背后曲折的历史，写航展对城市的改变、对世人的影响，写珠海城的人文气质、开创精神，并坚持真实第一的创作原则，用事实说话，也许就会有意思一些。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现实的某些限定，此书的遗憾不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