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中宪给自己的长篇小说新作起了一个看起来有些费解的题目：《花言》。放在如今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生产队列之中，这显然不是一个以“抓人眼球”见长的题目，因为它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信息提示（这也就意味着，它无法像“XX记”或“XX故事”这样的题目一样，明晃晃地把期待视野和特定模板的好奇心预先抛掷给读者），不提供鲜明而富有冲击感的意象联想路线，甚至干脆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词——“花言”，是花在说话吗？或者理解得象征一点，是跟花有关的故事吗？事实上，当我们把小说读到一半——或许三分之一就够——我们便可以充分地理解题目中这两个字的真正寓意。它其实是把一个完整的词（成语）劈作了两半：“花言巧语”，留下了前两个字。 换而言之，这是一部关于“说”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我”真的是一直在说说说说说——更要命的是，他所有的话还都是对着同一个人，那个无处不在的“你”、那个遥远而青涩的早年恋人，并且还长篇大论不分段！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之中，我有时真的不知道对于这位承受了如此多话语倾泻的“你”，该报以羡慕还是同情的态度。老实讲，我已经很少在当下的中国小说里见到如此富有表达欲的人物了，今天的小说人物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的（或者只说些无关痛痒、绕圈打谜的话），面对着不容置喙的现实秩序和过于复杂的生活，他们常常显得不知从何说起甚至不知怎样自我申辩。于是，人物只好像鲁迅先生笔下那预言着告别的影子一样，在故事情节背面遍布的微妙缝隙里“徘徊于无地”，窜来窜去、四处摸索而又无话可说。而姬中宪笔下的“我”却显然是有话可说的，在此意义上，我认为这是一部永远可以不完结的小说，就像给阿基米德一根足够长的杠杆他就可以撬动地球一样，如果给姬中宪足够长的时间和篇幅，小说里的“我”似乎也足可以凭一张嘴把地球说炸。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说”与“说”之间的不同。成功学的鸡汤催肥是“说”，街边的出价还价撒泼吵架是“说”，甚至传销洗脑也是纯正而极端的“说”。这些“说”是轻浮甚至有害的，它们在本质上更像是纯粹的能量损耗和意义稀释。而《花言》里的“说”却时时刻刻带着一重沉郁、沉重甚至沉痛的意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姬中宪把“花言巧语”这个词拆作两半之后，保留的是前一半：“巧语”显然带有轻浮的意味，它让我们想起技巧、欺骗、伪装精致的功利性与目的性，似乎在印象色调上接近于我们常说的“忽悠”。而“花”字则因更多义的联想可能而显得比较中性。姬中宪笔下“我”的“说”跟“忽悠”没有什么关系。那是一种压抑太久之后爆发出的报复性、甚至病态性的表达，这种表达是真切的、充满痛感的、反目的性的（甚至是失控的），我们可以想象以这种方式说话的人眼中一定是迸散着谵妄的迷乱而不是凝聚着算计的贼光，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为了给自己的钱包口袋里多装进一点什么、相反却是在把自己的灵魂一点点掏空。这是一种自毁式的语言活动，它甚至带有某种无形却无处不在的虚无色彩。在这一点上，小说主人公的话语方式倒是真的有些贴近直观字面意义上的“花”也就是那类植物——那是一种指向毁灭的瞬间爆发，像花朵在绚烂至极的绽放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零落成泥，把“色”与“空”如此和谐地铸成了时间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个篇名想当然地理解成“花的故事”甚至“花在说话”，似乎也竟是没有错的。 现在回到故事情节，也就是“说”所指向的具体内容。这内容也同样有些“花”的意味——当然不是花心的花，而是那类植物，那种寄托在自然形态上的美与凋零。小说的情节本身说来倒也简单，“我”在经历一段极其糟糕、充满尔虞我诈的婚姻之后，深陷在离婚诉讼的泥潭之中。这时，“我”意外地与早年的恋人重新取得了联系，恰巧对方（小说中的“你”） 同样面临着婚姻不幸的问题。于是如干柴烈火一般，两人迅速陷入了如胶似漆却又无法公开（无法取得“名”）的情感关系。随之如火山般喷涌而出、不得不以极端的“说”的形式重见天日的，还有与早年恋情息息相关的无数青春往事、故乡人事。常见的“久别重逢”主题，这不是什么特别有新意的框架模板。然而有意味的是，姬中宪将主人公“我”的年龄设置在40岁上下，并将所有的毁弃与重逢，同中年男人的隐秘心境掺混在了一起。我们看到，小说推进展开的过程，其实并不是以“我”和“你”的关系为线索——姬中宪对不同时空情节的叙述是以掰碎重拼的方式展开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拼出这个并不复杂的爱情故事的全貌、原貌，同时也就意味着，许多故事情节意义上的“结局”至少是“关节点”，都已经被预先张扬过了——因此，所谓的“情节转折”“矛盾冲突”无法为小说持续注入实质的运行动力。实际上，故事是在某种特定情绪的演变和剖白中，持续获得着自身向前、乃至向深发展的动能。这种情绪，从表层讲，就是人到中年逐渐感受到的那种疲倦、焦虑，那种曾以为顺理成章的美好正从生命中渐渐洒漏一空的无望感。从深层讲，其实更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站在世界面前、不断地接近和窥破生存那悲剧性的真相（以及丑陋的本相）时，内心最后的挣扎。 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容易被小说的前半部分所欺骗的：姬中宪让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干柴烈火、是旧梦重温、是浓得化不开的男女之情。但这些其实只是表象。随着故事的深入，那种悸动的、抽搐的、神经质的语气渐渐平息，缓缓倾诉的调子浮了起来。我们会看到，小说中的“我”和“你”其实陷入了一种成熟后的深刻哀伤：曾经美好的事物开始凋零，曾经信仰的价值已渐次崩塌，在熟稔于这个世界的同时，主体自身也与这世界落入了相同的腐烂循环。因此这一段恋情，从一开始就并不仅仅是男欢女爱这么简单。它关涉着强烈却难以启齿的孤独感、失落感、耻辱感，或者说，它在实质上是一种无望的反抗，人物试图以瞬间的反常叛逆来对抗自由落体运动乃至重力原理——只不过征用的是爱情的躯壳。 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当《花言》一次次以貌似“离题”的方式，讲起了老同学的故事、亲戚姑姨的故事、“你”现任丈夫一家的故事、甚至“我”结婚离婚前前后后的故事，我并不觉得叙述有所跑偏，反而恰恰觉得作者是以故似不经意的方式点到了正题。我强烈地感觉到，在人物滔滔不绝的“说”背后，深藏着太多的不可言说、太多五味杂陈的沉默，这沉默甚至已远远逸出了“婚姻”“恋情”这些在《花言》里看似比天还大的字眼的势力范围。这沉默根植于世俗生活经验的浩瀚土壤、根植于人到中年之际一言难尽的世事洞察和自我省思，在此刻，却是通过滔滔不绝的“说”的形式——这确实有赖于“你”和“我”重逢的具体机缘——以相反相成的样子爆发了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