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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人民文学》为庆贺创刊70周年，向多位作家征求题字。收到邀请，同样已过古稀之年的我感慨万端，遥想当年与《人民文学》相识结缘的前尘往事，思绪翻腾，几乎夜不能寐，殚精竭虑，写下一首《南乡子》，为《人民文学》70年贺寿： 文学第一刊，与国同寿七十年。淋漓笔墨多少事，冷暖。无尽人生见纸间。 自《丹梅》结缘，相伴随行有荣焉。恩师光年与朝垠，深念。美美与共永相连。 后来，我寄给主编施战军的是用毛笔写的这样四句： 与国同寿七十年，无尽人生在纸间，淋漓笔墨多少事，美美与共永相连。 《丹梅》是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第一篇小说，1976年年末，还在工厂上班的我，鬼使神差地斗胆把几部小说的手稿一起寄给了《人民文学》，不料很快就收到了编辑的回信，邀请我赴京商谈改稿。于是在1977年初，我怀着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程。 今天的文学创作者，恐怕有点难以想象那时作为一个“工人业余作者”能够来到心目中的文学圣殿的心情。那种激动、晕眩与如梦似幻的幸福感，相比最虔诚的信徒前往拜谒、或者最狂热的粉丝前去追星，也不遑多让。 作为生命中最难忘的记忆，我一直深深地记着那一刻。 那是1977年年初的一天。刚在天安门广场见识了花如雪雪如花的场面，见识了人民对周总理的无比深情，我怀揣着一沓稿子，走进了“东四八条52号”的那幢楼房大门。 我的脸被朔风吹得冰冷，一双棉鞋上沾满雪泥。当我叩开了这间紧紧窄窄挤在一起的编辑室，就如走近了一炉火，顿感异常温暖。 “我要找写这封信给我的编辑同志……”我的声音是怯生生的，怯生生的声音里蓄满了30余年的忧喜苦乐，蕴含着对“擦火柴者”的全部信赖和希冀。 许以老师和向前大姐一齐迎过来，和蔼可亲地打量我，一边辨认着写信者的笔迹——“是朝垠，王朝垠！” 那时的朝垠同志，高挑、精瘦，戴副黑色宽边深度近视镜，讲话慢条斯理，一看就是一位常以灯为伴的夙夜劳作的编辑……后来 他成了我尊敬信赖的恩师和诤友。 小小的《丹梅》经他推荐交由主编张光年老师确定在《人民文学》3月份头条发表。此后，《雪飘除夕》也在头条发表。接连两次的“头条”，使得河南的朋友都为之惊讶高兴。 秋天,《人民文学》张光年老师又组织了被茅盾先生寄以“老兵的希望”的短篇小说座谈会。这一做梦也没想到的机遇，何止是给我一个年轻业余作者的鼓舞！ 我在难忘1977年春天和秋天的幸运时，深深铭记了文学界前辈的扶持之恩，深深铭记了《人民文学》、铭记了所有编辑对我的隆情厚谊。 如果说我这大半辈子，穷尽心力，在文学世界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的话，那么《人民文学》就像是那匹载着我在文学的广阔天地中尽情驰骋的战马，而张光年老师，无疑就是扶我上战马的人。 对于光年老师，我写过许多篇纪念文字，从《清泉滴心》《流水永恒》到最近的《风骨无尽，护我初心》，而我觉得这些还不够，语言无法表达我对光年老师的景仰与膜拜。中外文坛上，能写善文的作家不胜枚举，能够发现和提携新人的编辑也不在少数，而能够把这两种身份都集于一身的，光年老师绝对是个中翘楚！ 在我的文学生涯之初，给予我最大帮助的，首推张光年先生。 1977年10月，因为《人民文学》的邀约，我到了北京，到了会议召开的地点——虎坊桥的远东饭店，我这个刚刚“冒”出来的“工人业余作者”，参加了由主编张光年亲自主持的“短篇小说座谈会”。 我无须重复那次会议的内容，也无须细述第一次见到所尊仰的长者们的难以言喻的激动，记忆中特别难以抹去的，是以往不曾道出的铭感在心的细节。《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涂光群曾经告诉我：“光年同志看了我们送给他的《丹梅》清样，很兴奋地对编辑们说：读了这篇小说，心绪很愉快，我一推窗子，外面刚落过雪，一股清纯清亮的空气扑面而入，这和小说带给我们的清新气息是多么相似……听，光年同志在用诗人的语言称赞你呢！” 对我来说，一位文坛前辈、众所尊仰的诗人、文艺评论家、《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以如诗的语言勉励我这个刚刚冒头的业余作者，这暖心良言无疑是最及时的春雨。 泪别光年老师已有十几年，如果他老人家在天有灵，我只想对他说： 光年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1980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无花果》时，是你委托文艺评论家孔罗荪先生为我写了序。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梦谷》出版后，84岁高龄的您，竟以“日记体”加“书信体”的文本方式，写了一篇“读后感”，重践了19年前“以信代评”的承诺。 我想，对于这些编辑老师来说，继续坚持握紧自己手中的笔，是我们这些作者能够给予他们最好的回馈与报答。 与新中国同步诞生的《人民文学》，在广大读者和作家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当然极为崇高。毋庸置疑，一本文学杂志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非只是由我们这些写作的人赋予的，还取决于那些在背后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编辑，是他们审慎而大胆的选择，是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是他们对文字以及文学、文化的卓越感知与衷心热爱，以及他们勤勤恳恳、不遗余力的皓首穷经，才让那些优秀的作品与作家得以昭之天日，流传世间。 据我所知，早在成立之初，《人民文学》便白纸黑字地为作者写下“尽量做到一星期内就给回信”的承诺，对于这样一家全国排名第一的文学期刊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属非常。而根据我的亲身体会，他们也确实做到了。朝垠老师在为我编发文章时，先后书信往来十余回，端的是“句句在理，字字从心”，是我一直奉为圭臬的珍藏。 而这么多年下来，虽然一代又一代的编辑业已老去、离开，但是这种对作者、对读者极端尊重和负责的态度，却始终未见丝毫消减。 2012年袁鹰老师以“我们伟大的母亲”为主题向我约稿，请我写一篇散文，我于是写了《还魂记》。后交与施战军主编，发表在2013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这也是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倍感与有荣焉！由是，我真切地感受到《人民文学》一以贯之的编辑精神，几十年如一日，从未稍离，一直坚守，一直存在。 虽然作者和编辑会逐渐老去，读者会更新换代，然而《人民文学》的光芒，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退。它属于人民，也属于文学，因为它的名字就是《人民文学》，我以自己的名字曾经与它联系在一起而骄傲，我更祝愿70岁的它青春不老，万古长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