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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的某一天，《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老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梁庄》在杂志第9期发表之后，有很多读者给他写信、发短信或打电话。他非常意外，很久以来，文学很难激起读者如此大的反应了，杂志也好久没有因为发了一篇文章而如此热闹。 之后而来的一切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在车站了，看完《梁庄》，他要回自己的家乡看看。我开始陆续接到读者来信、微博私信留言、辗转打来的电话，这些人中有退休官员、在职县长、普通城市居民、农民打工者，等等，都是素不相识的人。其中，一个天津的出租车司机辗转给我打通电话，说，他一定要告诉我，我写的就是他的村庄，他要谢谢我。紧接着，各类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来联系采访。2010年结束后，因为《梁庄》，我又得了一些奖项。 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文学》杂志一直在跟进。2010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召开一个研讨会“非虚构：新的文学可能性”，讨论《梁庄》以及《中国，少了一味药》（慕容雪村）、《南方词典》（司马相风）等文本的特点，讨论“非虚构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可能性和方向。在这次研讨会上，《人民文学》又启动了名为“人民大地 行动者”非虚构写作的计划，拿出资助资金，吁请海内作家和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吾国吾民”的生活现场，探索田野和都市，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 在这一倡导中，我又开始了新的准备和调查。这一次，我沿着梁庄人在城市打工的足迹，跑了二十几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至少在当地停留10天左右，并且尽可能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工作。这样下来，前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做调查，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作，最后，以《梁庄在中国》之名发表于《人民文学》2012年12期（单行本时改为《出梁庄记》）。 好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燃点，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我顶着“非虚构作家”之名进入文坛，并且，在持续“行走”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力量和思考的动力。但是仔细想来，如果没有《人民文学》的持续推进，如果没有《人民文学》一系列研讨、命名和活动，可能《梁庄》就不会得到那么多持续的关注，可能就不会有接下来《出梁庄记》的写作，更重要的是，我个人的文学结构、心灵状态就不会有如此深刻的变化。 说实话，写作“梁庄”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非虚构”这一概念，更不知道《人民文学》杂志开办了这一栏目。当我把稿子给李敬泽老师时，我并不知道这篇稿子放在什么地方更合适，我没有任何的预设。但我内心清楚，它肯定不是小说，好像也不太像通常的散文或者别的传统文体。我没有给《梁庄》归类，我只是按照我写作时所想到的最好形式把它写出来。 当“非虚构”这一命名和“梁庄”之间产生关联和对应时，突然间，就好像旧颜换新貌，新的意义和空间产生了。这就好像是T.S.艾略特所言的“化合作用”，概念彰显了文本内部所蕴藏的空间，反过来，文本为概念提供了可靠的阐释内容，两者互相照亮，照出了一个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在“非虚构”这一“新的写作观念、伦理和写作方式中”（李敬泽语），“梁庄”那样危险的写法变得有所倚靠，而文本中对当代乡村生活的真实呈现也找到了恰当的命名。“梁庄”里面的“真实”和“非虚构”这一概念放置在一起时，读者内心的缺失得到了某种确证和回应：他们渴望在混沌、复杂的中国当代生活中找取到某种真相，渴望能够有什么东西呼应他们内心的忧伤——时代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整体失落和某种说不清楚的晃动之感。 与此同时，因为“非虚构”概念的出现，“虚构”作为一个概念和文体也被重新思考。并非是谁高谁下、谁优谁劣，而是在相互观照、较量和相互思辨、确证的过程中，双方都得到新的发展。换句话说，它也激活了“虚构文学”的内在机制。 一本好的文学期刊和作家之间是相互生长、彼此激发的关系。它会不断开拓新的文学空间，让作家重新思考写作的意义和写作的方向。在此意义上，《人民文学》杂志引领、甚至可以说是创造了一种文学形态，使当代文坛形成新的格局和风貌。毫无疑问，这是《人民文学》杂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贡献。 就我本人而言，正是《人民文学》最初的鼓励和指引，让我成为一名文学的“行动者”，并且因为能够行走在“大地”，能够感知到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而无限幸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