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台湾到香港 李浩荣：上个世纪60年代，您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寒山诗呢？ 钟玲：1967年，我去美国。我生性好强，想研究一个题目，是中国文化如何影响西方，尤其是影响美国。那个年代，美国诗人盖瑞·史耐德（Gary Synder）翻译了一些寒山诗，震撼了“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但中国只有胡菊人一篇相关研究《诗僧寒山的复活》，发表在《明报月刊》上。我不会写西方文化如何影响中国，像我的老师刘绍铭教授是写曹禺如何承传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我不会写。有趣的是，三十年后，内地开始了这研究的方向。在1970年，我也把硕士论文的一章写成文章《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发表，到二十世纪末开始，很多国内学者都在探讨这种方向。 李浩荣：台湾和香港，您都长期生活过，比较两地的文化气息，分别如何？ 钟玲：台湾的文化气息，对作家而言，是蛮友善的。其背景与早期的一大报，及后来的两大报，关系密切。台湾以前的报业跟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新闻审批严谨，所以只有六大版三张纸。老百姓不太看新闻，因为新闻都经过审查，反而人人喜欢看副刊，像中、小学老师皆会追读，他们还带领着学生去读。60-80年代，台湾作家是有社会地位的。举一个例子，那时候我结了婚，移居香港，开始大量写作，登在台湾的报刊上。出入境，关员看见我的护照，会问：“你就是作家钟玲吗？”十次有五，可见他们都有读副刊。行李过磅，超重了一点，关员会说：“作家嘛，没有关系！”报禁开放，作家地位骤降，老百姓转去看社会版了。读者少了，副刊萎缩，编辑部也由以前的八人左右，减至两三人。而香港的副刊逼着作家写方块文章，日夜赶稿，难以精练。有的作家不顾这一套，像西西、董启章，写自己喜欢的东西，现在他们的读者也多了，境况不错。 李浩荣：您早期小说中的香港，总是给人一种唯利是图、人情淡薄的印象，多年以后，您的看法有改变吗？ 钟玲：我对香港的看法已经改变了。1978年至1989年，我住在香港，早期的印象，来自亲身的体验。好像前夫胡金铨导演，才华横溢，但在香港，奋斗还是很艰苦的。另一位像徐吁，浸会大学前文学院院长及中文系主任，在内地时，红遍大江南北，《风萧萧》一纸风行，备受崇敬；来港后，尽管温饱不成问题，但作家地位尽失，终日愁容。艺术家在香港，立于小小的一片绿洲之上，四周却是无垠的沙漠。胡金铨和徐吁虽然常获富豪邀宴，但一谈到集资拍电影、办杂志，人人避之则吉。沙漠里，文化人互相取暖，胡金铨与文友一起，日子过得蛮快活的，当中有胡菊人、戴天，《八方》的人我比较熟悉，《素叶》的活动我也有参加。虽然是小集团，但水平奇高。千禧过后，重临香江，情况改善了许多。靠着有心人的捐款，我办起了“红楼梦奖”和“国际作家工作坊”。以前的西西，只获文艺青年崇拜，现在的董启章，读者众多，连中学生都爱看。香港已经由文化沙漠，变成文化花园，比起台湾、内地，毫不逊色。 创作以短篇为主 李浩荣：您的小说以短篇和微型为主，那是因为报刊篇幅限制，还是工作太忙，无暇分身之故？ 钟玲：是你讲的第二个原因。90年代起，我开始行政工作，干了二十年，担子愈来愈重。起初只是研究所所长，后来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在浸会大学是全职行政。浸大九年，全心全意应付院长职务，长篇小说、散文固然无法写，甚至短篇、微型小说也未曾写过，只写了几首诗。我举办了很多文学活动，但都属于行政范畴。创作比较费神，偶尔还会写短篇散文，写新诗，诗集《雾在登山》便是那时期的作品。 李浩荣：您的小说喜欢加插口语，如台语的“败势”（害羞之意）、粤语的“手揪”、“衰仔”等，可以谈谈这种特色吗？ 钟玲：如果整句用上口语，大部分的读者都不能看得懂。写作时，我会尝试从读者的角度思考，“移位思想”。口语的后面，我还会加上注脚，那读者就更容易明白。为了好玩，我就用上口语，增加点幽默。 李浩荣：您任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时，设立“红楼梦奖”，是华文长篇小说最高荣誉，您觉得“红楼梦奖”的优势和不足是什么？ 钟玲：“红楼梦奖”完全由六位独立评审作主，互相讨论，再下决定。六位评审的学术训练各异：黄子平、陈思和熟悉内地的文学批评，我和白睿文是美国的批评系统出来，陈义芝代表台湾的评论界，王安忆则以作家的身份参与，更具国际性。“红楼梦奖”的讨论过程，评委意见纷纭，那绝不是因人而论，而是由于所受的训练不同而生。细节上，我想“红楼梦奖”能做得更好。初选二三十本书，现在主要方法有二：第一是由优秀的出版社提名一两本，但出版社提名的，未必就是最好的。第二是那两年间，凡曾获奖的，皆可入选。另外，有两届，我还召集了黄子平、葛亮、危令敦，利用一个下午，研究一份千本书的书单，先念一遍书名、作者，听到名声不错的，便买下来看看。透过这种办法，盼无遗珠。  钟玲，1945年生于重庆，广州人，成长于台湾，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艾伯尼校区）、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执教。曾任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协理副校长，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院长。著有诗集《雾在登山》，散文集《大地春雨》、《日月同行》及小说集《钟玲极短篇》、《生死冤家》、《天眼红尘》、《深山一口井》等。 写阳光的一面又不流于肤浅 李浩荣 烈日炎炎，暑假了，高雄钟家的院落幸好撑着三把大伞，一棵芒果树，两棵凤凰木，遮得院子阴凉阴凉的。小女孩闲坐屋内，读起《蜀山剑侠传》来，薄薄的，一册册，着迷不已，满室兰香，剎那间，仿若仙界。女主角李英琼十四岁，小读者钟玲十五岁，紫青双刃，结伴历险，救猩猩，灭僵尸，夺宝剑，终拥立为王。“李英琼比阿瑟王厉害多了！”半世纪后，钟玲接受我的专访，谈到鬼魅幽深的妙笔经营，亦归因于还珠楼主对她的影响。 刘绍铭教授推崇钟玲的灵异小说，其中纵然不会出现青面獠牙的大魔头，但“夜雨秋灯下读来，也会骤生寒意”。 “老师，您见过鬼吗？”我好奇。 “我没有阴阳眼，但有的朋友有，能感应鬼异。”钟玲淡淡道来。“旺角弥敦道，从前有一幢大楼的卡拉OK房发生火灾，死了许多人。重装后，我的一位朋友上到那里，在洗手间，还能感应到死者的存在。”听着，我毛骨直竖，遍体冰寒。也许都是小说家之言。 钟玲还继续讲到亲身经历的一段异事。说台北的舅舅罹患末期癌症，弥留之际，她人在高雄，正准备前往探望舅舅时，忽感身子一轻，轻得六神无主，魂荡脚软的，但觉不妙。不久，钟玲便接获舅舅去世的消息，不差不假，就在那恍惚的一刻。钟玲相信，第六感人人有之，只是一般人不加留意而已，但过分关注，却很容易把人弄得精神崩溃。 纵然已年届不惑，面对人生，钟玲仍满心困惑。台南关庙菩提寺，千佛山峦，潭水泓顷，夕照映印，霞光氤氲。有一年新春，钟玲随友访寺，拜见白云方丈，方丈喜问，她是否就是研究寒山的学者钟玲，说起从前曾在副刊拜读过她论述诗僧寒山的文章，又取出一沓唱和寒山的诗稿给钟玲评品。钟玲抚摩那一沓写作多年的墨迹，完全没有想到，学院的论文竟与少林的诗稿相印证，世事真的无奇不有。“念多少个学位，皆无助于我们了解生死的奥秘，解脱无常的苦恼，唯有宗教可以。”钟玲从此皈依释迦，《心经》、《金刚经》随白云方丈一本一本地细细诵读。 “很多作家都在写负面的事情，背负着人生的十字架。苦痛够多人写了，用不着我，我要写生命阳光的一面，但不想流于肤浅。”天生乐观，年岁愈老，钟玲愈感乐观，甚至不敢相信人死了以后，便一无所有，而相信轮回。万物不断轮回，积善成人，作恶为兽，钟玲信佛，就把信仰写出来，添油燃灯，唯愿普照友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