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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满眼是绚 烂的风景。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以他们天然的艺术悟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强烈的责任感，创作出一批受众广泛、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从审美的层面看，优秀的民族作家的叙事与书写，总是从触动最深的地方着眼，从发现美的原点出发。他们总能把个人体验与群体记忆很恰当地结合，把自我追寻与家国走向乃至人类文明有机地联系起来。因而，在他们的创作中，读者很难感受到虚假的记忆，看不到勉强的叙事与矫情的标配。在体现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同时，体察到他们开阔的文化视野与时代情怀。这些作品所凝结的成功经验和文学魅力，必将启示与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更加美丽的艺术景观。同时，也势必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一 文学的民族性与人类性问题是个百年话题，又是个不断更新与丰富的新课题，也是个在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中绕不开的问题。直到目前，还有作家说他的脑际时常萦绕着两种声音，一种是“回到你的民族去，用你民族童年时代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 另一种声音是“走出你的民族，你和你的作品属于全人类”。这个间或会流于玄惑、模糊，甚至偏颇的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引领下，结合文艺理论、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民俗学等学科，也曾经有过较为清晰的 解读与阐释。文学承载精神、情感、知识与智慧; 文学也寄寓进步、美好、价值和理想; 文学相侔于时代，有现代性的向往与追寻。“时运交移，质 文 代 变，古 今 情 理，如 可 言 乎。” ( 刘勰《文心雕龙》) 时代的进步，人民的呼声，一向是文学发展的推动力，更新着文学的创作风貌。优秀的民族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与杰出成果对文学的民族性与人类性，对个人体验与家国情怀的蕴含及其相互关系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给出了最好的诠释，丰富了文学创作的经验，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版图。文学的显著特征与品格是审美、自由、想象、人道、载道而担当的。作家总要聆听历史的回响，更要关注现世的苦乐、美丑与清浊。文学不能是某种时代观念的生硬枯燥的传声 筒，也难于规避与疏离社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精神母体，必然始发于个人的生命体验。树有根，水有源，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方可流长。文学的本土性、原创性与民族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传承性，是审美想象与文学创作的依托和起点。另一方面，文学的民族性不是凝固的抽象物，不是静态的符号，不是孤芳自赏的藩篱，而是动态的流程，是航行而不是停泊。那些被风干、被掩埋与被定格的特点和价值，它的精魂是游走的，从不曾停滞。作家的眼光、悟性与责任，就是要把这些特质和价值发现、开掘与表现出来，并和时代的发展实现有机对接与转换，把传统文明中潜隐的活力、价值与美的元素，用现代文明的杠杆加以激活，给予张扬与传播。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在这些方面有成功的探索。 藏族作家丹增自传体性的散文集《小沙弥》整体上体现着浓郁、鲜明与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在《生日与哈达》中读者可以看到，他三岁时就被削发剃度，送入佛门。因此，他五岁的生日在那时就显得不同凡响。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佛门弟子从这一天起，奠定人生的起点，他在此际所经历的宗教仪轨是培养敬畏感的重要程式，是一种熏陶和训练，是让他在进入佛门的第一步台阶，即便不能即刻产生皈依之情，也会把他引导到既定的模式和轨道。这个难忘的洗礼，成为他一生规约的提醒与道德的警策。 在《小沙弥》和丹增其他作品中，每字每句，每呼每念，都散发着作者个体经验与生命禅意，都把作者的经历、成长和向往审美化，使这一切都化为美好诗篇与隐喻空间，蔚为地域与民族形象的神圣表达，呈现了西藏神秘而圣洁的历史文化，揭示了民族审美结构的原型。作家丹增虽然经历过佛门洗礼，但在灵魂深处，始终保持着世俗的清醒与进取的精神姿态，时刻关心时代的发展进步与人间冷暖，对新鲜事物热心感知、积极吸纳。人民解放军来到西藏时，不仅带来了农奴的翻身解放，带来社会进步的全新观念，也带来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对新知的渴望和对更美好愿景的追寻，使他心甘情愿地跟随着解放军来到汉地，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在《早期恨与近期爱》《忆母校念恩师》《折嘎的新生》《生命的意义》《香格里拉》和《昆明印象》等作品中，他对内地文化投以感恩与温润的目光，他满怀欣喜与热情地赞颂了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与自己新的成长。在现代意义的文化高度上，回顾了自己所受到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汉文化及汉文学的影响，讴歌了各民族兄弟之间的友谊和各民族优秀人士的高尚品德。 与丹增有相似经历的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通过生动离奇的情节，神秘莫测的迷局，讲述了发生在19 世纪鄂尔多斯草原的故事，塑造了一群为保护和利用民族文化遗产而调动智慧与胆识的僧人形象。作品不仅表现了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也体现了鲜明的现实品格与时代精神。作品所守望与表现的价值元素，即如何有效地保护利用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把秘方向社会向公众开放，使之服务于时代的珍贵理念，与现代精神实现了创新性地对接与转化。 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所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和《雪》，都源自鄂温克狩猎文化的精神母体，扎根于苍莽的山林。在他的创作中，他以既熟悉而又富于深情的笔触，描绘了森林猎场的草木流水，飞禽走兽，风云雷电，真切地再现了鄂温克猎人的生存状态与民族心理。但从他作品中流露的鲜明价值倾向是，不沉迷于远古的荒蛮和定格的陈迹，而是以时代的眼光去开掘与鉴别民族文化中潜隐的美好元素。例如，中篇小说《雪》以救赎的语调，哀婉的歌吟，表现了鹿等野生动物的可爱情态与可怜境遇，从而发出“让天下猎枪都颤抖”的呼吁，体现出深刻的生态环保意识与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白族作家景宜在童年时代就牢记茶马古道上从大理走向外界的两条路。一条是老保姆讲的去缅甸、去拉萨的路，在这条路上凝结着老保姆辛酸的记忆。另一条路是母亲讲的，在这条路上记录着她童年跟着外公，接触各族商贩游人，观看多彩景色的童年时光。这样的童年积淀与成长中的启悟感召，促使景宜在《茶马古道和一个白族女人》《节日与生存》等作品中，不仅写出了生命的茶马古道，也呈现了时代大势与中国宏图中的茶马古道。 总而言之，由于特殊的地域、特殊的积累、特殊的经历与特殊的体验，使得我国优秀的民族作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乡愁、反思与创新多重张力的驱动下，从生长美感与诗情的地方出发，在叙事书写中抓住了民族性格 里最突出、最深刻的地方，写出了族群记忆与审美心理的关键之点，展示出各地区、各民族丰富多彩的自然、历史、社会、风俗和风景的壮丽画卷。同时，他们的创作还证明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必须扩大文学视野，只有放开眼界审视自己的民族与文化，才能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天地。只有超越自己，才能提高发展自己。他们积极关注国家与时代思想文化的全局和走势，把对往昔的回忆与现实的思考结合起来，把民族性书写与家国情怀乃至人类意识结合起来，让审美想象在学习和借鉴中升华。” 二 民族文学的创作与评论，和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及民俗学等学科有紧密的联系。而这些相关学科谱系繁杂，倾向多元。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醒人们要把这些问题“彻底了解清楚”。只有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方法，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 我国的民族问题，不能同美国这类国家相提并论。美国是移民国家，而我国的各兄弟民族几乎都是原住民，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同一片热土。文化是国之所维、民之所系。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现当代，进步中国、和谐中国和文化中国的理想，一直是推动中华文化发展延续的主导力量和正确方向。儒家认为: “严夷夏之防，其原则是礼仪道德。诸侯行为不合乎礼仪道德的，便以夷狄看待; 夷狄行为合乎礼仪道德的，便以中国看待。”( 笔者注: 夷狄是当时对少数民族带有轻视性的称谓，下同。) 汉代的文人学者也认为: “夷狄与中国的区别，并非种族或地域的不同，而是文化道德的有无。夷夏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及至晚清近代，谭嗣同、梁启超等 改革家、思想家们都有更开明、更包容的论 说。这种华夷之辨并非民族情绪的外化，而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超越，不同文化特征的包容。它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突出了文化的超越性和重要性，强调了中国各兄弟民族多元共生、互补互促、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传统。在中华文化同构视域下的各民族文学创作，很有感染力、生命力和影响力，最能渗透到心灵情感的深处。从古到今，我国很多兄弟民族都有这样的作品传世。例如，晚清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不仅蒙汉文兼通，还掌握 了藏、满及梵文等语言文字。他不仅精通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也了解熟悉满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典籍。他清醒地意识到长期受黄教窒闷中蒙古族精神文化的缺失，便非常开明通达地把汉族诸子百家的文化成果及其他民族有益的文化元素，引介入本民族，并且吸纳到他所创作的《一层楼》《青史演义》等文学作品中，从而为蒙古族的文化繁荣与文学发展拓展了新路。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与情感的交流。在近现代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中，各民族作家诗人都以强烈的身份认同，把民族的自由与解放，与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统一的多民族的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优秀的民族作家以崭新的主人公姿态，热情地歌颂人民的翻身解放，表达对祖国无比热爱的炽烈情感。如维吾尔族杰出诗人尼米希依提在1956 年 8 月发表的诗歌《无尽的想念》，抒发了在出国访问途中对国家刻骨铭心的怀念: “想念啊想念，无尽的想念，我这贮满你的慈 爱的心窝，荡漾着感情的波澜，美丽的祖国，我把你想念! 就是死，我也要死在你的怀抱里安眠，做你最纯洁的儿子是我终身的心愿。渴望着早日回到你的身旁，我的归心像射出的箭。”诗作反映的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他们深沉忠贞的感情，淋漓坦诚的胸臆，既体现了诗人的个性气质与情怀，又是对祖国繁荣、人民解放的讴歌，对新时代的礼赞。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们国家面对世界应有的姿态，是国家繁荣强盛的根本保证。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怀着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担当，在自己的创作中不仅体现着期待民族团结、国家强盛的鲜明倾向，也传播着边疆与民族地区鲜活的生活状况与文化信息，为国家整体的文化建设输入了宝贵的元素。同时，也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为更科学的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珍贵资源与新的可能。 鲁迅在 30 年代把所编的《汉文学史》称作《中国文学史》，体现了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与关怀，也体现出鲁迅严谨的治学精神。郑振铎在1958 年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强调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对国家发展进步的历史贡献，启示人们要重视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性与整合性。他还特别提到鲁迅在这方面的想法和做法。我国各民族的文学本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的; 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相互渗透和相互激发的历程。新时期以来，我国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大都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和重视。存在不足的地方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基本上还是一种板块式的拼贴，表现为平面的、浅表的、花边的与单向的，缺乏结构性的联系和整体性的态势，缺乏精致有机的梳理、归纳与分析。 文学理论与批评同民族文化观、文学史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当前很需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与研究。这就要加强对《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福乐智慧》和《蒙古秘史》等民族史诗与典籍的研究传播，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的研究传播，更要加强对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同时，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推广。通过这些工作的加强，达到“以文学生命特质的体验去激活和解放大量可开发、待开发的文学文化资源”，“藉以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提供精神共同体的人文学术资源”。 文学民族性与时代性、与人类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久远绵长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整合建构任重道远。完全可以期待，我国各民族作家会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赋予民族文学话语以更鲜亮的时代特色，寻求更新的艺术突破，从而把最新、最美、最博大、最有价值的东西贡献给国家，展示给世界。 原文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包明德，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兼文学所副所长、《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编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委员。自70年代初开始，陆续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博览群书》《文论报》《语言文学》《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实践》《草原》《中国美术》等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100余篇。研究方向侧重于中国当代文学和民族文学中的理论与批评问题，评论作家作品。包明德被收入《中外文学评论家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略》等辞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