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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幽暗生态学的物性悖论与诗性吁求 幽暗生态学的激进生态立场，实际上趋向于设定一个生态乌托邦，或者绿色乌托邦，其核心所指，则是要建立一个“物”的乌托邦，这种“物托邦”实际上将幽暗生态学自身的诸多学科悖论问题凸显出来。 1.言论与意致之外的“物性”问题。从幽暗生态学的立场上来看，即使是细微的人类行为干扰，任何理性或情感的介入，都会影响到生态环境，因此要对自然最大程度的“无为”，不仅不能敌对和破坏，也不能“友爱”或“赞赏”之。但是事实上人的存在即意味着介入，人类发展是与自然生态相裹挟的，“有为”有其历史现实性。因此，幽暗生态学大致是将自身置于一种批判性的立场，拒绝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话语，而是一种悖论式的政治诉求。幽暗生态学试图恢复物本身之“道”，强调自然环境物有其本身的自在性、能动性，强调要让自然物脱离人的视角及任何思维、情感和想象活动，从而保持其自在能动的神秘“物性”。关于这种神秘物性，正如《庄子·秋水》所言，是“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的物之“不期精粗焉”，即是一种偶然的、流动的、境遇的、潜在的、活态的物性。对此，庄子只能以否定描述和诗性譬喻，来最终指向一个同时悖论式“在场/不在场”的“无言无意之域”。 幽暗生态学将事物幽暗的神秘性置于意识和人类思想之上，将“心/言”与“物”之间的位置颠倒，“这可能是让我们保持‘绿色’的唯一方式”，因为“言说即意味着消失”[4]187。万物之道是不可人为询问的，是在人的语言命名之外的，但对这“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隐而无名之“道”，老子却又“强为之说”[7]。这种“道”与“不可道”、“言”与“不可言”之间的悖论，正如佛家龙树所言之“中道”：“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是为假名，亦是中道义”[8]，龙树认为，佛法的“真谛”是无法用“名”(言说)来表述的，但佛为启迪大众，却只能借助“名”来说法，这便是“俗谛”，“名”只是“假名”。由此，在有无之间、真俗之间、言语表征与事物本性之间搭建起一道桥梁，这就是“中道”。 莫顿指出，幽暗生态学关注的是“不掺杂人性地思考非人类他者”[4]188的可能性问题。这种主张去人化、完全地让物成为其自身的“物托邦”主张，实则在根本上指向了生态学自身的言说悖论——言说如何才能够不干扰物？语词作为一种重复性的符号，语词是无法穷尽事物之万有的，“语词的秩序”无法对等于“事物的秩序”。莫顿反对本质化、理念化、形而上、先验的“Nature”这一概念，认为它是对事物的无限丰富性和潜在可能性的宰制和剥夺，但是依此推开，那么如“鸟”“鱼”“树”同样如此。因此，具体来说，如何具体界定“言”与“物”之间的关系？幽暗生态学如何才能以一种类似于“中道”的方式来言说“物托邦”呢？ 2.“诗性”语言与事物去蔽问题。幽暗生态学将问题引向了自身的学科领域，将“生态学”本身抛进了一个悖论的境地，使得幽暗生态学获得了一种“元生态学”(meta-Ecology)的反思维度，吁求进行一种“元学科”式的反思。“言/意”与“物”之间的悖论，老庄和佛家使用了大量的诗性譬喻，努力来连接言说与事物之间的悖论。同样地，在阿瑞多拉基斯看来，幽暗生态学在本质上只能是诗性的，建立一种幽暗生态学，需要一种非工具主义的“语言之诗性维度”，诗性话语是生态语言的基础，它不是“为了让事物更好地被使用、而是为了让事物的存在在语言中去蔽而命名事物”[4]174，与“科学的”语言则倾向于通过大量生产“强硬而迅捷”(hard-and-fast)的话语规则来客体化、对象化自然不同，文学的、诗性的语言能够赋予客体足够的呼吸空间来对主体进行“模糊”和“漫散”[4]174。 然而，这种观点仍然需要进一步追问：语言的诗性维度如何能够让事物去蔽呢？语言的这种力量，绝非源于人之“言说”的创造性(人文主义式)，也非“语言”“文本”“话语”本身的生产性和建构性(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式的反人文主义)，或者无意识的、神秘性的启示(近于“神本论”的反人文主义)。幽暗生态学如何避免重新滑入人文主义或反人文主义的陷阱，而真正成为后人文主义的，需要提出新的思路。正如沃尔夫(Cary Wolfe)所言，后人文主义除了立场的转变，更是运思路径上的突破[9]。 四、走向一种后人文主义范式的生态诗学 言与物之间的悖论式关系，实际上是“文化/自然”或者“人/物”之间的两难，不管是自然“人化”或者人“自然化”，人“物化”或者是物“人化”，实际上都会陷入一种本质主义和中心论。一种新的人文思想需要破除旧的二元分立，在根源处寻求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这种思路在后人文主义思潮中成为主流。 1.事物操演与事件关联。巴拉德以一种“后人文主义操演”来反对一种文化主义的“表征主义”[10]803，力图重新赋予“物”的重要性。在她看来，福柯和巴特勒等人过度重视语言(话语)是存在问题的，它掩盖了实在的“物”及其重要性(matter)问题，反人文主义式的“文化主义”“文本主义”总是将“物质”置于“表征”的视域下，“物”仅仅是所“言”之“物”，言与物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疆界和等级制。而在一种“后人文主义操演”中，“言”与“物”的两分和等级制被消解，物并非语言建构之物，而是内在参与的、能动的，物是世界形成的主动参与者，参与世界的“内在互动”’[10]828。 诗性话语并非仅是一种人的言说和命名，或语言的生产和建构，或事物的神秘性力量和启示，而是一个将这些维度消解开来、同时又关联起来的“存在事件”。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参照海德格尔艺术观来加以论述。在海德格尔看来，幽暗遮蔽的物质性“大地”作为与澄明敞亮之意义“世界”相对的存在，它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并且是作为这样一种把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起来的涌现”[11]。大地正是如此这般具有“涌现”与“隐匿”的双重存在，即“意义化”(被世界开启)与“去意义化”(隐匿世界)的双重存在。正是在大地与世界，即幽暗的物质要素与人之意义化行为的“裂隙”中，艺术得以现身，诗性得以涌现。正如海德格尔的分析，诗性的艺术品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物，而是一个关联物，将天地人神这“四重整体”关联其中，并一起现身在场[12]。 因此，只有将“诗性话语”视为一个真正关联性的存在事件，而非人的命名言说，才能使之成为生态的基础语言，因为“生态思想乃是关于互相关联性的思考”[13]。事物的现身在场，并非仅仅是作为语言的表征物而存在，而是在“言”与“物”的关联关系(包括悖论式的关系)中现身出来——言与物之间的关系，并非主要是表征与被表征的主动/被动、在场/不在场关系，而是在于语词首先作为“物”本身与事物之间的多维度关联，语言被拉回到物质网络之中。正如奥斯丁所谓之“以言行事”，言说作为一种行为(action)是“述行”(performance)的——言说不仅在于“说”什么，还在于这种言说作为一件事情“做”了什么，它将言说内外的那些事物勾连打通，并使之俱现身在场，这就是言说作为一种“事件”的去蔽力量所在。 2.事物间性与生态诗学。后人文主义反对视人为“离身”和“超越”的存在，认为人是“具身”和“嵌在”于包括自然物在内的物质网络中，是与生态系统关联生成的[14]。因此，后人文主义反对决然自足的“人性”，认为人性是与物性无法割裂的，人无法摆脱其生态系统属性。如此一来，后人文主义便持一种“后主体”立场：人不是主体，但同时动物、植物、技术物也不是主体；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主客关系，也不是“主体间性”，而毋宁说是一种“事物间性”，“人”在其基础层面即是为“物”。 这种“事物间性”也是保持张力的一种悖论式关联，在本体论层面，这是融合他者而又拒斥他者的一种关联，是一种生态的“系统性”而非身份的“同一性”，正如哈拉维所言之“赛博格”，其中人与技术物关联一体、界限消解，但同时又各自现身在场，悖论式地保持之间的差异性。在认识论层面，这种系统性是一种“后表征”，即表征媒介(语言)首先是作为一种物而存在，并非仅仅是人之延伸或外化；同样，文化与自然、主观建构与客观物质之间的等级和二元分立也被消解，人、语言、文化、物都在表征活动的网络系统中现身在场，无主/客、主动/被动之分。阿瑞多拉基斯指出，为了保持自然作为“原始他者”的完整，诗歌需要避免将其视为与人类的凝视(gaze)相关联的、甚至是被人类所亵渎的“表征”。 基于“事物间性”的诗性言说，实际上舍弃了蕴藏主体性的“美学”概念——这也是莫顿等人去审美化的观念主张，而激活了“诗学”(poetics)这一概念原本包含的“生产”内涵，这种内涵在当代的理论实践中被广泛地运用，强调的是“诗学”这一概念的生产、建构和创造力量，如“历史诗学”所强调的是一种双向的建构——历史的文学性和文学的历史性[15]。幽暗生态学关于物的诗性言说，实际上乃是一种“生态诗学”，“生态诗学”具有双向的内涵——诗学的生态学维度和生态学的诗学维度，或者说文学的生态性和生态的文学性。诗学与生态学、文学与生态、诗性与物性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关系[16]：诗学作为一种天地人神多重事物之间的关联缘构，它在本质上是包含有生态维度的：而生态学也在本质上必然要求一种诗学的而非科学的维度，真正“生态的”本质上需要一种诗性言说。总之，“诗学”与“生态学”的本质到底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关系决定的，“生态诗学”并非仅仅是一种偶然性的视角交叉。 一种后人文主义范式的生态诗学，将生态系统“开放-封闭”性、事物之间的“关联—间性”、诗学事件的“生产—缘构”性同时蕴含在内，同时指向生态学的学科本身。正如沃尔夫等理论家所强调的，后人文主义并非决然地与人文主义决裂，也并非仅停留在反人文主义的主题上，而是同时对二者的解构和突围。幽暗生态学作为具有后人文主义内涵的、对深层生态学的反思批判，它实际并非与深层生态学决然分割的，“它需要以深层生态学为跳板来提出自己的后人文伦理主张。幽暗生态学不可能僵化成稳固的、积极的一种话语”[4]188。同时，莫顿主张抛弃“自然”并非是“全面声称自然只是一种社会建构”，而是指某种“离弃的和难以预料的”事物[6]70。因此，幽暗生态学必须走向一种更具理论系统性和反思性的后人文主义范式的生态诗学，如此才能避免滑入一种它所反对的本质主义和形而上陷阱，也才能走向更具建设性的生态立场，而非流连于激进的生态乌托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