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灿然，出生于福建泉州，1978年移居香港，诗人、翻译家，曾于香港《大公报》任职国际版翻译工作。著有诗集《十年诗选》《世界的隐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奇迹集》；评论集《必要的角度》《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译文集《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曾获得第六届及第九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评论组推荐奖。  相信读者比译者聪明 李浩荣：最近您翻译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在内地出版，销量火红，可以谈谈那本译作吗？ 黄灿然：约瑟夫·布罗茨基名气大，在内地影响也大，但过去没有充分翻译过来，所以最近《小于一》甫出版，便引起轰动，销量甚佳。《小于一》是一本评论集，十八篇文章，原版五百多页，中文版四百多页。以前零零星星地有人翻译过，这是首次全译，由一个译者负责，风格会比较统一。最初怕没有销路，只印了三四千册，一推出即断货，至今已是第六、七刷。 李浩荣：曾经听您讲过，您的翻译观跟傅雷很接近，但方法有别，可以阐述一下吗？ 黄灿然：读傅雷的任何译本，像巴尔扎克系列，你会发现他的节奏缓慢，根本无法快读，要很用心，跟读一般的流行小说不同。傅雷讲究用字，不赞成太浅白的白话文，反对官腔，时或以僻字、方言入文，文字结实不虚。尽管他也用上不少成语，我不太赞成，但还过得去。我不是不讲究文字，但一般的直述句，我倾向直译，让它变得复杂。如果句子真的长得无法移植过来，那只好把它打碎重组，把最难的稍为淡化。我可以写出一句百多字的句子来，但可能连自己都读不来，只要我自己可以接受，我便直译。我相信读者比译者聪明，既然我自己读得懂，那么读者就一定能懂。你总不能把读者想象成一个白痴，那是不负责任。太难的地方，我把它简单化；浅白的地方，我尽量一字一句移植，增加一点难度，那就取得一个平衡。有的译者提倡“好的中文”，其实他们的中文一点都不好。简单的地方，他们用成语来代替，复杂的地方，他们却译得非常欧化，根本不通，风格上形成了很大的落差。 “让散文来反对散文” 李浩荣：诗集《我的灵魂》中，您的诗歌很多都是四行诗节、五行诗节等等，格式化的处理是押韵等的需要吗？ 黄灿然：在写第一节的时候，诗可能会自然成段，那就一生二、二生三，经常会这样。有时候写自由诗，不单是句末押韵，也可在句中押韵，譬如第一行的结尾与第二行的句中押韵。古诗都是句末押韵，而我们现在可在句中押。押韵可以是无意识的，跟随语感，隔一两行不知不觉间押韵。另一种是有意识的，尽可能地去押韵，但也不勉强。如果我想在那押一个韵，但真的无法做到，便放弃算了，不要那么执着。为了押韵，会随时改动内容，背后的一个条件，是要改得比原来的好。可能长话短说、压缩、或删减。如果没有形式限制，原来可以删掉的内容便都保留下来，其实是在积藏糟粕。 李浩荣：您对巴赫等人的古典音乐非常热爱，那是否影响到您诗歌中的音乐性处理呢？ 黄灿然：我现在也会采用“让散文来反对散文”，一般诗的形式已经无法容纳音乐了，我干脆不用诗的形式，而用上很长的、散文式的句子，那其实有着很强的音乐感。一般的诗虽然押韵，但在我眼中，还是散文，包括自己的诗，所以我想写一种更具音乐感的诗。听交响乐，有时候你很想把一种很特别的音乐拿出来，但现有诗的形式很难做到。听古典音乐的人，有两种倾向：初听者，喜欢轻快的，到了慢板，会很不耐烦；另一种听惯了慢板的，到了听轻快的乐章时，也会很不耐烦。读诗也类似，一般的读者读节奏平缓的诗歌，会较容易接受，但突然读到一首节奏很慢的，也许会觉得不耐烦。然而，当你读过大量诗歌以后，会发现节奏正常的，喜爱，但只有慢板的那首，特别钟爱。这需要靠气氛的烘托，细节的经营，主旋律才可以出来。《斜阳下》我写给多多的，诗本身包含着一种深沉雄厚的音乐在里面，很慢的，需要耐性，慢慢铺排。诗一开始，我只写自己行山见到的景物，最后才提一下多多，其余皆是点缀。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个别几位朋友也很喜欢。 最欣赏的中外诗人 李浩荣：如果要您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您会选哪一位？ 黄灿然：我会选叶慈。相比艾略特，叶慈的诗艺更高一筹。叶慈的诗歌，语言极为精炼，写得很玄，愈深挖下去，愈觉得奥妙无穷。“大诗人”中也有等级之分的，像杜甫，等级最高，韩愈、苏东坡都比不上他。叶慈作品的多样性、复杂性，皆比艾略特丰富，整体气派胜于艾略特。艾略特属于革新者，叶慈是英诗传统的集大成者。但另一方面，叶慈写的诗评，见解也许更高明，但在系统论述方面，便不如艾略特的了。这说明一个问题，诗评写得好的人，诗歌也一定写得好，毋庸置疑的。从未有二流的诗人能写出一流的诗论，三流的就更不消说了。然而，这不表示最伟大的诗人可以写出伟大的诗评。恰恰相反，他们都把理论融入进诗歌中去了，密不可分。 李浩荣：内地诗人中，您特别推崇多多？ 黄灿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多多开始写诗，出手已然不俗。他为人孤僻，高傲，脾气暴躁，但天真如小孩，是中国少见的天才型诗人。 李浩荣：香港的诗人里，您最欣赏哪几位？ 黄灿然：当我认真研读香港诗人的作品以前，我已经有系统地读过古今中外大家的作品，所以对香港诗人的作品，没有太大的惊讶。同代人的很难看出同代人的好处，所以同辈的我不会去比较，我会把眼光放在前人身上，那才能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李浩荣：平常多看小说吗？现在还有写散文？ 黄灿然：现在我都不太读小说，因为小说的语言跟诗歌比起来，实在太啰唆了，而我追求的是一种简约的语言风格。好像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我也没有特别去翻读他的小说，以前读过他的《红高粱》，写得还可以，但后来读他的《酒国》，就完全读不下去了。散文我最近也不太写，因为一旦进入了写诗的状态，我就不想被其他的文体中断那种很精粹的思维。散文毕竟需要依赖逻辑的铺展，那是另一种思维模式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