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09页. [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6页. [3]马克·吉布森:《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王加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4]Toby Miller,"Cultural Studies in an Indicative Mode",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2011,No.3. [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9页. [6]李艳丰:《重返葛兰西:文化政治的理论溯源与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5期. [7]武桂杰:《霍尔与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8]道格拉斯·凯尔纳:《批判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接合》,陶东风:《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9]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4页. [11]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詹悦兰等译,周宪、陶东风:《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3]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第1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页. [14]劳伦斯·格劳斯伯格:《为文化研究而工作》,周宪、陶东风:《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8页. [15]Raymond Williams,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London:Routledge,1990. [16]安吉拉·麦克罗比:《文化研究的用途》,李庆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17]杨建刚:《批判理论的符号学拓展——让·鲍德里亚学术研究的符号学方法》,《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5期. [18]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页. [19]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20]海登·怀特:《福柯》,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渠东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