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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表征的路径与方法论批判 霍尔关于文化理论的系统论述成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表征理论。在霍尔看来，表征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通过语言符号进行意义生产和信息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根据语言符号如何再现世界并生产意义的方式，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征模式：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反映论的观点认为意义是一种客观存在，语言单纯反映已存在的关于物、人和事的世界的意义，只是意义得以呈现的载体和工具，并不参与和生产意义。意向性的观点持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表现主义方法，认为语言只是个人意向或情感的表达，其缺陷在于把语言看作完全私人的东西，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系统，个人言语必须与语言系统相妥协，其所传达的意义才能够得到理解和实现。构成主义认为意义的产生并不依赖于物质世界的存在和言说者的意向性，而在于语言或符号的意指实践。也就是说，意义是实际的行动者运用语言或符号系统而建构起来的，并伴随着言说的展开而一并形成并呈现出来，这些语言符号就构成了意义的表征系统。 从构成主义的角度看，文化并非一系列诸如小说、戏剧、绘画、音乐、建筑等现成事物的堆积，而是在人们对这些事物的使用、言说、思考和感受并赋予其意义的表意过程和意指实践中所呈现的一种状貌。文化研究的核心即是研究人们言说这些事物并赋予其意义的方式和过程。构成主义的表征方法有两种路径，即索绪尔开创的符号学路径和福柯开创的话语路径。前者侧重于语言和符号生产意义的运作机制，属“诗学”范畴；而后者侧重于意义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即表征的后果和影响，属广义“政治学”范畴。 依据表征的符号学路径，意义并非内在于事物之中，而是通过语言符号等信码被建构和生产的。因此，“思考‘文化’的一种方法是以这些共享的概念图、共享的语言系统和驾驭它们之间转化关系的各种信码为依据。信码确定了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它们使意义在不同语言和文化内稳定下来”[19]29。在霍尔看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转化为约定俗成性时，人际交流方才可能，而这种转变过程依赖于社会惯例，以及对这种惯例的学习、遵守和传递。文化的习得过程正是这种“信码内在化”过程。 霍尔充分肯定了索绪尔语言学对表征的符号学路径的开创性意义，但又明确指出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两大缺陷。一是索绪尔只关注能指和所指，很少关心或不关心指称物。这一点正是皮尔斯的三元模式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霍尔对皮尔斯的符号学方法也格外关注。二是索绪尔只关注语言系统(深层结构)，不关注日常言语(表层结构)，而文化恰恰是在个人言语行为或表述的过程中才得以呈现的。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这两大缺陷在巴特的符号学中有所弥合，因此霍尔把巴特的神话符号学作为表征的符号学路径的代表性方法。巴特对时尚服装、意大利面广告、摔跤比赛和《巴黎竞赛》中黑人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的分析，都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学的范畴而深入到了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层面。但总体上，符号学把语言当作一个封闭的、相对静止的系统，将表征局限于语言中，言说主体以及言说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关系被忽视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从索绪尔和巴特式的以‘意指结构的支配’为基础的方法，转向以他所谓的‘诸权力关系、战略发展和策略’的分析为基础的方法”[19]63。这样，霍尔就将表征理论由符号学路径转向了话语路径。 话语本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指各种相互联系的书写和演讲的段落，但福柯赋予了其新含义。作为一个后结构主义者，福柯感兴趣的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语言系统，而是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生产意义的陈述和合规范的话语的各种规则和实践。知识是主体经过话语而被建构的，有了相应的话语，比如疯癫、惩罚和性等这些知识才得以被创造出来，没有这些话语，相关知识就不存在。而且，所有的话语、表象、知识和真理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脱离了历史语境，知识和话语也不可能产生，或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类似于库恩的范式理论，福柯认为同一种话语就构成了一种知识型话语。 福柯把关注的重心转向知识是如何通过规范他人的行为而设置的特殊制度来运作的。这些制度的设立本身蕴含着一定的权力关系。在福柯看来，话语是包含着权力关系的言说，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它构成了一般的文化实践的基础部分。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在所有话语的背后，都是欺和骗的结构……不论福柯关注什么问题，他所发现的都是话语；而无论这些话语从哪里产生，福柯看到的都是一场争斗，一方是那些生成自己对话语拥有‘权利’的集团，而另一方则是那些被否认他们自身的话语拥有权利的集团。”[20]显然，福柯的话语理论超越了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排除了结构主义的非历史化倾向，将表征从纯形式理论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并置于一个历史的和实践的运作语境之中。通过把语言与权力及其产生的历史语境联系起来，福柯最终进入了语用学领域。霍尔将表征问题由符号学路径向话语路径的转变标志着构成主义表征路径的一个巨大发展。巴特的含蓄意指分析虽然也运用话语，关注意识形态，并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但他侧重于符号学的结构分析，并没有将话语延伸到历史层面。福柯不同，他对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想起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社会理论。但霍尔也看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福柯反对把话语、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置于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的层面进行讨论，而是认为所有形式的政治和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卷入知识和权力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限于阶级问题。可见，霍尔并不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接受福柯的，他的表征理论中的福柯明显具有葛兰西的影子。可以说，霍尔表征理论的“话语转向”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的一部分。再加上霍尔的人生经历和种族特性，最终决定了他一改文化主义的路径，将种族、差异、身份、认同等作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在霍尔看来，这些问题都是通过一定的文化符号和知识话语所生产和建构出来的，也就自然成为其表征理论的组成部分，可通过表征的两种路径来分析。 通过对《星期日泰晤士杂志》封面上照片的符号学分析，霍尔明确提出了黑人运动员所具有的“他者”身份以及在英国社会所遇到的认同困境。在巴特的神话学的意义上，这张照片是在神话的层次上发挥作用的。“有一个字面的、直接意指层次上的意义——那就是一张百米决赛的照片，跑在前面的人物即本·约翰逊。然后，还有一个较含蓄的或主题性的意义——兴奋剂报道。而在此范围内，还有一个次要的‘种族’和‘差异’的主题。”[19]337与巴特相同，在霍尔看来，同一个文化符号的直接意指是单一的，但其含蓄意指则是丰富和模棱两可的，包含多种潜在的意义，有待解读者去发现和挖掘。在该符号中，意义“漂浮着”，无法固定下来。而把这种不确定的意义固定下来，就是一次表征实践的任务。读者的解读即表征的意指实践的介入，从多种潜在意义中最终选中一种而将其确定下来。因此，我们看到，对符号表征的意义解读不可忽略语境的重要性。有人对巴特的批评正是由此出发的，认为巴特的含蓄意指分析忽视了历史语境对符号意义的生产和解读的影响，而霍尔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借用和丰富巴特的表征的符号学方法的。 霍尔指出，所有的他性、种族、身份和认同问题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差异原则而被固化和自然化的。西方世界中有色人种的他者地位就是文化的差异原则的一个典型例证。无论是商品、广告、言说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强化着白人/黑人、文明/野蛮、先进/落后、文化/自然等差异。肤色的差异衍生出文化的差异，而当代西方文化则用一系列符号来强化和表征这一差异系统，从而将其定型化。这种定型化便是通过确定符号边界、排斥不属于它的任何东西，来使差异固化和自然化，以此保持其文化和种族的“纯粹性”。霍尔认为，这种符号的定型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其本质是一种阶级划分的策略，它通过对符号权力的掌控来确立文化和社会中的规则和秩序。要改变这种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突破这种定型化的符号边界，揭示其表征系统及其运作方式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表明这种差异是一种人为的文化建构。可见，在霍尔对黑人的他者地位的表征系统及其运作方式的分析中，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福柯的权力学说是被融合在一起的：“对于葛兰西，就像对于福柯一样，权力既卷入了经济压迫和物质限制，又卷入了知识、表征、观念、文化领导和权威。两人都会同意，权力不能仅靠想到武力和强制而引人注目：权力还吸引、拉拢、诱惑、赢得赞同。”[19]386符号和表征的权力不是一种强制性权力，也不是在宏观层面运作，而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在微观层面通过诱使和吸引人们自觉并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运作的权力关系。 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认为，在经历了与马克思主义持续20年的蜜月期后，从80年代末期开始，霍尔乃至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21]。这个论断表面看来似乎如此，因为在霍尔于90年代发展成熟的表征理论中几乎没有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也极少出现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概念，而是把重心转向了权力问题。但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此时的霍尔较少提及经典马克思主义，但阶级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一直贯穿始终。而从其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来看，他只是把讨论的重心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转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学说。这些都渗透并贯穿在他分析以索绪尔和巴特为代表的表征的符号学路径和以福柯为代表的表征的话语路径的过程之中。在霍尔的表征理论中，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福柯的权力学说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各种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说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达到了很好的融合与对话。也正是这种融合与对话，才使霍尔乃至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充满了张力与活力。 尽管文化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性学术活动，并不以理论见长，但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实践不能脱离基本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的指导。在霍尔乃至整个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并为其奠定了批判性的学术立场，而结构主义符号学则为其提供了剖析文化文本的科学方法。通过寻找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之间的内在张力并予以超越，霍尔确立了自己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并为整个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研究范本。 在20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与对话并非霍尔和伯明翰学派所独创。事实上，包括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鲍德里亚等我们所熟知的文化理论家，以及以沃尔佩、亚当·沙夫、罗西-兰迪、杰夫·伯纳德和奥古斯托·庞其奥等为代表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理论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张力中建立其学术高地的。分析霍尔文化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仅仅是介入这一学术论域的一个尝试。寻找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张力及其对话的可能性，建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