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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20世纪的两种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和借鉴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霍尔的学术活动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主线，而接合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并加以超越则是其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前提。霍尔把该方法运用于对电视文化的编码和解码方式以及表征的不同路径的分析和批判之中，从而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研究范本。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斯图尔特·霍尔/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项目(2015WLJH02)。 作者简介：杨建刚，1978年生，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文学博士。 学术的发展往往是在不同方法的相互交融中向前推进的。作为20世纪的两种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和借鉴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在被符号所充斥的当代社会，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忽视符号在认识中的巨大作用，正如保罗·利科所言：“如果不分析认识的符号学来源，如果不了解科学和艺术中所使用的符号学形成的具体特征，如果最终不了解符号作为社会和个人的行为的中介者所起的作用，那么就不可能对哲学问题做严肃、系统的论述。”[1]另一方面，符号学研究要更好地介入社会文化现实，就必须超越纯形式分析的瓶颈而持一种坚定的批判立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之所长，因此符号学要取得发展自然也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就明确指出：“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意指看成文化编织话语权力网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在精神上至为契合。”[2]精神本质和价值取向上的高度契合使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接合与对话不但可能而且双赢。马克思主义为符号学提供了一种介入现实的批判立场，符号学则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因此在两者的张力中进行探索就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学术路径。 文化是承载意义的符号的集合，文化研究也是符号学发挥作用的最佳领地。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诸流派要么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要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因此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张力与对话的最佳切入点。尤其是，文化研究的巨擘斯图尔特·霍尔及其领导的伯明翰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关系都至为密切。霍尔的文化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张力中得以建立的，并通过对两者方法论的超越而得以推进和完善，最终深深地影响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走向。 一、霍尔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霍尔的学术活动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主线，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过程则直接影响着其学术研究不同阶段的立场、对象和方法。早在1951年之前，霍尔还在牙买加读书并准备留学英国的考试之时就已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此时，他接触到的主要是马克思著作中的《共产党宣言》《工资劳动》和《资本论》等内容。留学牛津期间，他深深地被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等英国第一代左派理论家的学说所吸引，并与好友合作创办了《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后来又接管并全面负责汤普森所创立的《新理性者》。这两个刊物合并为《新左派评论》之后，霍尔成为这份影响甚大的左派杂志的重要奠基人。1964年霍加特创办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但实际工作由霍尔主持。1968年，霍加特正式调到教科文组织，霍尔此时开始担任中心主任，直到1979年离开伯明翰大学赴开放大学任教。霍尔1997年退休后还担任着《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杂志的编委。这种贯穿始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使霍尔通常被学术界定义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并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弟子们以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如马克·吉布森所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观点，他所造成的影响超过他人，被公认为这方面的权威。如果有某一个时期文化研究的确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么一定是霍尔掌管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间。”[3]霍尔的弟子托比·米勒(Toby Miller)也明确指出英国文化研究至少“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深远并持续性的关联才成就了自己”[4]，而格劳斯伯格则直接称伯明翰学派的工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非始终如此密切，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而且，马克思主义内部本就流派纷杂，经典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之间差异较大，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霍尔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有正面的继承，也有反思和批判。因此，不能简单笼统地给霍尔和伯明翰学派理论家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而要对其详细辨析。 霍尔的这一学术定位是自身的身份体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和英国文化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个混血儿，在孩童时期霍尔就常常受到身份认同问题的困惑，后来移民英国更使该问题被几何级数地放大了。他早年热衷于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在后来领导伯明翰学派时注重于对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核心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有助于回答他所遇到的困惑。真正促使他走上文化研究道路的是英国左派文化理论家，其中，霍加特和汤普森都与霍尔在工作上有直接的关联，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威廉斯则是霍尔学术研究上的精神导师。但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本身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比较复杂。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虽也提到“中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表现出忠诚，甚至有人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相反，汤普森是一个态度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共产党的长期成员和党的历史小组的积极参与者，以及马克思主义刊物的建立者。相对而言，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威廉斯指出，当他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利维斯和马克思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揭露，以及苏联军队对匈牙利革命的干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受伤害和打击，一度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怀疑，并出现了退出共产党的高潮，而威廉斯此时也犹豫和彷徨过。这都影响了霍尔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回顾伯明翰学派的发展历程时，霍尔明确表明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就有意识地保持距离，“在消除了对文化研究理论的抵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我们还是围绕着欧洲思想转圈子，就是为了不轻易向当时的时代精神——即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条件的投降。”[3]106 度过这段迷茫期后，伴随着对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霍尔和伯明翰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变得日益坚定。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多元决定论等学说为霍尔提供了思考文化问题的新方法，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则为其提供了切入问题的新角度。70年代后，葛兰西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再也不能忽视他的著作，而是从其思想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事实上，今天，不更走进葛兰西或者不更明确地运用他的思想，就难以或不可能讨论大众文化或任何文化问题。”[5]葛兰西俨然已成为后威廉斯—霍加特时代英国文化研究的精神领袖。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所从事的书斋里的革命，葛兰西不是纯学术型学者，这与伯明翰学派把文化研究看作一种非纯粹学术性的活动的观念相一致。他们不赞成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文化看作资产阶级霸权的表征，以及他们在文化问题上所持有的精英立场和悲观态度，而是继承了威廉斯等人的平民化立场和乐观态度，认为大众文化作为大众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形态体现着大众阶层的观念、情感、精神和趣味，其自身之中就具有反资产阶级霸权的力量，可成为工人阶级争取和建立自身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正因如此，他们集体性地“重返葛兰西”，并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6]。这一转向进一步加深了霍尔和伯明翰学派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并积极地将葛兰西式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之中。因此，通常认为，在70年代中期霍尔做掌门人之时，伯明翰学派已真正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战后英国激进思潮中的一台“动力无限的发动机”[7]，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强劲而持续的原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