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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学科优势，夯实研究基础，彰显学术特色，这是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收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设置13大学科门类，文学是其中一大门类，下属的3个一级学科，即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包括8个二级学科：1.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汉语言文字学；3.文艺学；4.中国古典文献学；5.中国古代文学；6.中国现当代文学；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系统等，其学科布局主要基于国家战略与学术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设计，有别于教育部的学科设置。譬如文学研究所下属研究室，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是分开的，近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是各自独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在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专设“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组”。后来，中国民族文学学科独立出来，成立了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尚保留民间文学研究室。网络文学方兴未艾，未来的发展未可限量，已成为重点关注领域。 （一）文艺理论研究 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来就与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相伴相生。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从《文心雕龙》到《沧浪诗话》，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学批评传统。近代以来，传统的诗文评逐渐为新的文学理论形态所替代。 党领导文艺，主要是通过文艺政策的调整实现自己的主张。这个主张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70年来有关文艺问题的诸多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譬如，文学作品是否应该暴露社会阴暗面，就有一个如何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文学作品当然要反映现实，但是这种反映又不是对于现实做机械的翻版。作家除了要熟悉生活以外，还要对现实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并选择相应的题材、体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概括，编织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文学理论中文学真实性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问题，还涉及如何选择题材、如何塑造人物等问题。这些题材、人物是否能够反映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80年代以后，关于形象思维、人性、人道主义、异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大讨论，关于科学方法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借用，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等问题的论争，依然是这些讨论的延续和深入［2］。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全球化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与传统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相对稳定不同，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日新月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及其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研究，阐释学、触觉美学、视听文化、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等，不断地拓展着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文艺学的整体发展必然要顺应这一学术潮流，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力图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 （二）比较文学研究 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20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比较的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郑振铎是开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以《汤祷篇》为代表作）。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以及《七缀集》等，虽然没有冠以比较文学之名，实际上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以及“比较文学研究学术丛书”陆续出版，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成立。80年代初，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正式设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10年后北京大学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进入到高等教育体制。 1985年，在原《文学研究动态》编辑部的基础上，文学研究所组建文艺新学科研究室，并首次把比较文学研究列为重点学科之一。1990年，文艺新学科研究室改名为比较文学研究室，先后组织编纂完成“文艺新学科建设工程”丛书30余种，“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以及“文学人类学论丛”等数种，引起广泛关注。 近年来，学术界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这种跨学科与十几年前的所谓“新学科”不同，它并不以建立新学科为目的，而是立足中国社会状况、文化传统、文学实践，通过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深入到文学关系、文学翻译、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以及海外汉学等不同领域，逐渐改变过去“西方中心”倾向。 （三）民间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设立了“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组”。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最早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劳动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从1953年开始招收和培养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同时，在原文化部支持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并组织开展多民族民间文化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1958年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合作，对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选编了100多种资料。1984年，原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项目正式启动，其成果被视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宝库。文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华民间文学史》，涉及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族史诗、民间歌谣、民间小戏以及谚语、谜语等多种民间文学内容，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具有开拓意义。 70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研究对象主体从“劳动人民”转向“全体人民”，研究方法从文化史转向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建设，也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史悠久，传统丰厚，在所有科研教学系统中，科研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丰富、研究方法稳定，讨论的问题也相对集中。中国历代文学发展史（包括断代史、分体史、文学批评史等）、历代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是这门学科重点研究对象。 从50年代初关于中国文学史撰写与评价的广泛讨论，到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出版，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国文学研究基本解决了这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3］。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部最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八九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以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文学研究所还组织编纂了“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以及《中华文学通史》等。后者不仅贯通古今，还包含中华各民族文学，都体现了一种文学本位视野下开放与更新的文学史观念。 关于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持久而深入，古代文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命题，诸如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等。随着讨论的深入，又引发出山水诗、山水画等表现自然美的作品是否也会具有阶级性，其人民性又如何表现以及文学是否有超越阶级性的共鸣等问题。上世纪80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及影响，关于先秦两汉散文研究范式的开拓，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以及《文选》学的复兴，关于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的讨论，关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关于域外汉学的研究，关于文学地理与家族文学的研究，关于古籍数字化、出土文献对文学研究的促进作用等问题，更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的学术方法问题、理论方向问题。 （五）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桐城派研究、清史馆文人群体研究、近代学人研究、来华传教士研究、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等，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密切关联，更与国外文化传入息息相关，这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 1978年，根据何其芳所长生前指示，在时任副所长陈荒煤主持下，文学硏究所组建近代文学研究室（初名近代组）。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学术机构。以季镇淮为代表的北京大学、以任访秋为代表的河南大学以及苏州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也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镇。1988年，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成立。 为总结20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研究成果，检阅近代文学研究队伍，进一步推动近代文学学科发展，近代文学研究室编纂了《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7卷（辑录了1919年至1979年间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为950余位近代文学家立传）、“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分为小说卷、戏曲卷、诗文卷等）、苏州大学又接续编选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80年至2017年间成果），凡5册，是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型学术工程，为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教育部设立古典文献学，主要是为培养文史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是这门学科的基础课程。这门学科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各个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并不相同。譬如复旦大学以明诗文献研究为重点，浙江大学以敦煌学研究为重点，北京大学以传统经典研究为重点，文学研究所以历代文学总集、别集研究为重点。近年，敦煌文献、名物与图像文献、佛教、道教文献研究，成为新的攻关对象，试图在中国中古三教融合和中外文学文明交流等方面有所拓展，有所成就。 在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敦煌学研究、域外汉学研究、经典文献研究、历代文学总集整理、别集校笺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举世公认。 （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紧密相连。1950年，原政务院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确认“中国新文学史”为大学中文系必修课程。王瑶根据自己授课教案编写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第一部从“五四”贯穿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文学通史，同时也是第一部力图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的新文学史著作。60年代，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汇集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精英，集中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编著领域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成立于1954年，陈涌任主任。后来，唐弢加盟其中，引领学界同仁积极开展对20世纪初以来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史的研究，在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史料整理等方面，在鲁迅、茅盾、郭沫若、叶绍钧等左翼作家研究方面，在翻译文学、解放区文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4］。 （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门学科的建立，首先从文学史的书写开始。文学研究所的前辈学者如郑振铎、何其芳、唐弢、蔡仪、陈荒煤等，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积极投身到当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当中。在他们的领导下，1958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研究组”。翌年，编写出版《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一书，首次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共和国初期文学成就做了初步描述。后来，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张炯主编《新中国文学史》《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杨匡汉主编《共和国文学60年》《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等，都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具有时代特色。 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3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郭志刚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陆士清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3卷，都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密切跟踪当代文坛近况，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内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坚持40年之久。由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主持的《中国文学纪事》（1999年启动）、《年度文情报告》（2003年启动）以“文情现状考察”和“中国文学经验”为两大主攻方向，以时文选辑、考察报告的方式切入当下，把握走向，成为当代文坛一份重要的年度报告，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资料。 （九）中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曾开设“台湾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等栏目，说明这一学科原本系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前沿地带，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刘登翰等主编的《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为本学科的拓荒性成果，涉及到殖民地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华文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道路研究、中西文化交往研究等，在当代中国文化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早在1988年，文学研究所就创建了台港文学研究室。早期的研究主要由现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学者来承担，在台湾小说史、新诗史、文学理论发展史、两岸文学交流和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等方面，推出了一批成果（如《香港小说史》《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小说香港》等）。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所以院重大课题“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及“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为重点，系统梳理明末与清代台湾传统文学、日据时代的文学线索，考察台湾、东南亚、北美、欧洲、澳洲等各地华人作家创作，在全国起到学术引领作用。 （十）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古代和现当代文学，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及文学理论，民族语言和汉语作品等。譬如蒙古族的《蒙古秘史》、史诗《江格尔》《格斯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还有突厥语民族的《玛纳斯》《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等，是中华各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精品。 中华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首先是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全国组织开展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收集整理，许多作品第一次被记录出版。80年代，马学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共收入55个少数民族古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作品600余篇，成为首部少数民族文学总集。历时多年完成的《格萨尔文库》分3卷30册出版，是少数民族史诗整理的重大成果，再次印证了中国是史诗资源丰富的国度［5］。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办了《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主要有鲁云涛等编《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概览》、彭书麟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思想研究丛书”等。文学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梁庭望、张公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李鸿然主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吴重阳《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刘亚虎《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等。此外，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的当代文学史部分，不仅分门别类地论述了诗歌等各类体裁的作家作品，还涵盖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包括台港澳）的文学，是中华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文学简况），按族别撰写文学史或简况，使55个少数民族文学第一次有了单独的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跃上新台阶。 随着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适时提出“中华文学”等核心概念。“中华文学”不仅仅是横向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简单整合，也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笼统叠加，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学”是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6］。 （十一）网络文艺研究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2018）》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8年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络文学作者多达1500万，原创小说已超过1600万部。零门槛使网络文艺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作者队伍，最丰富的文艺作品，最独特的术语行话，最灵活的评价标准［7］。可以说，以网络文学、影视和游戏为代表的网络文艺与媒介文化，正在改写中国文学与文艺的历史版图。截至2018年，近70部中国网文作品外语版本的点击量超过1000万，累计吸引访问客户超过2000万，遍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华语文学写作、阅读、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事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动案例［8］。 2019年，邵燕君、薛静主编《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分《好文集》和《典文集》，在海量的网络文学创作中，披沙拣金，选录40部网文，希望可以据此谈经论典，为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做了强有力的前期准备［9］。与此同时，《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经典解读》等研究论著亦相继问世，网络文学或将成为时代新宠。相比较而言，网络文学研究总体上尚处在“理论滞后”和“批评缺席”状态［10］。为适应国家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形势需要，1987年，在钱锺书的提议下，文学研究所就成立了计算机室，完成了所藏图书编目检索程序。2002年，文学研究所筹备创立数字信息中心，2004年正式成立数字信息工作室，创办“中国文学网”（http://literature.cssn.cn），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中国文学知识、推广科研成果，为文学研究所与海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进行快速而高效的学术交流搭建数字化平台。 余 论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继续重申这一基本观点。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70多年风雨兼程，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变，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没有变。 民族化，就是民族文化的形式和特性。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报告中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成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民族形式”问题引进文化领域，认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习近平也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12］ 科学化，就是用科学的态度，清理中国传统文化，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反对一切迷信教条。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再次强调，我们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无论是古代的遗产，还是外国的精华，最终都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过滤，然后决定选取哪些有益东西播种在自己的土壤中，生根结果。习近平也说：“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13］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14］。 大众化，就是要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总结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最根本的经验，就是要在研究中回答“为了谁”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为谁立言，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最终落脚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关注社会；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自然应有人文情怀。只有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我们的研究才能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统一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文学研究的价值，才能更深刻地彰显学术成果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