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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逐步进入全球化时代，文学作品中也不断涌现出一批失败者的形象。依据导致失败的背景不同，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着眼于当下时代，集中表现某一个或某一类人的失败，他们通常是在新的改革和发展中边缘化乃至被淘汰的人群。作品通过聚焦于这一群体，或则展现中国步入市场经济后人们焦灼的生存状态，或则反思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另一类则出现在历史书写中，表现在近代斗争中落败的探索方向，提示中国历史曾有过的多样的发展可能。 就第一种类型而言，最先浮现出的失败者形象是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人生》中高加林未能走上他期望的城市知识分子生活，到《活动变人形》中“争取了一辈子幸福、得到了一辈子痛苦”[1]的倪吾诚均是典型。这类书写聚焦知识分子对于个人发展的合理期待如何被权力或者现实的洪流所湮没，揭开历史的“伤痕”。高加林、倪吾诚的悲剧不用说是指向中国一度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压抑，乃至对知识和启蒙的压抑，导致整个社会处于蒙昧昏聩的状态，让知识分子举步维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等社会转型，一些个体陷入生活困境。《兄弟》中与哥哥李光头的发家致富形成对比的弟弟宋钢被映衬为典型的失败者。尽管他勤勤恳恳，仍然免不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下岗，在体力劳动中身心俱疲，最终卧轨自杀。同样，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努力拼搏但终究为家庭贫困拖累而自杀的涂自强，《那儿》中送妻子去做皮肉生意来维生的下岗工人，以及因影像而更容易为人们记忆的《铁西区》《钢的琴》中贫困潦倒的工人群体，无疑以他们的困苦烘托出了生活的沉重。有趣的是，这些失败者的形象恰恰是50到70年代中国或者说计划经济时代、集体化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时代的中国所建立的“英雄的工农兵”群体。尽管文学作品乃至社会将他们的淘汰解读为耽溺于计划经济的安逸而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步伐，但他们整体性的失败反映出中国现代化道路遭遇了瓶颈。《兄弟》从计划经济时期写起，刻画出宋钢始终如一的勤奋忘我，这样的他都无法摆脱困境，可见个人的失败并不是个体原因就能解释的。方方以“个人悲伤”反讽地写出了一个乃至很多个群体受到的关注和扶持不足，带来了发展的整体不平衡，这绝非个体奋斗能够解决的问题。严歌苓在《芳华》中刻画的刘锋更是集当时的美德于一身：家境贫寒直逼《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严守纪律到令人“乏味”，热心助人到得了个“雷又锋”的诨名，舍生忘死到在战场上失血过多近乎昏迷时给司机指路都是指向了前线，屡屡被叙事者萧穗子感慨不像真人。这样的刘锋可谓集体化精神的化身，可他在市场化的时代里落魄潦倒，可见集体化时代的精神相对于市场化竞争时代的失败。他最终的病逝，也隐喻着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内在暗藏着某种病根，终究会在全球资本格局的压力下爆发出来。 再进一步说，这类叙事中的成功者也不能给出一种可复制的成功模式。《兄弟》中李光头的成功充满荒诞，《钢的琴》中的成功者不过是个倒卖假药的，作者显然不认为这种发达是合理且可持续的。即使说哪怕是这些故事中的成功者，也同样深陷于失败焦虑中。朱文那篇宣言一样的《我爱美元》中对消费社会的猛烈拥抱，始终暗藏被甩在时代后面的恐慌；王安忆与之相对的《我爱比尔》中少女阿三为了追求美好生活反而陷入堕落的叙事，都反映出成功是何其不安定；还有一度引起热议的《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等作品中那些奔赴外国追求更好生活的，他们看似光鲜的外表下，生活一团乱麻。近些年一度兴起的底层叙事，其中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一部分人也是少数取得了成功而跻身中产阶层的人们，他们固然在书写“底层”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的励志故事，但他们仍然是“底层”中的少数，这些成功书写反而映照出有更多的“底层”生活在阴影之中，而社会与他们自己都未能找到安顿的出路。 表面看来知识分子的悲剧与工农兵群体的悲剧所批判的是两个方面，但往根源挖掘，知识分子壮志难酬的悲剧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中国未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批判。并且由于中间几十年的顿挫，就算在80年代之后开始获得良好生活的知识分子，也终究会在新的时代浪潮中丧失自己的位置。刘心武笔下那个原本坐在飘窗上俯瞰底层人生活的高级工程师薛去病最终落得为五斗米折腰，描写知识向资本低头的根本目的是诘问中国发展方式。作者都是在通过表现失败，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出现的顿挫。 第二类的失败者则表现为中国政治变迁中失败的一方，而作者往往强调这一方所具有的精神和文化力量，比如自陈忠实《白鹿原》开始及至此后铁凝《笨花》、格非“江南三部曲”、葛亮《北鸢》等作品对乡绅承载的乡土文明精神的探索，贾平凹《山本》中地方豪强军阀的谋略决断，《长恨歌》中暗藏于现代中国角落中的小市民文化，阿来《尘埃落定》《机村史诗》以及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关于少数民族失落的文明等等。这类失败者正好构成了第一类失败者的补足“第一类失败表明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出现的问题；而第二类失败则发掘曾经有过的其他可能性，探索借由这些路径来提供当下中国发展问题的启示。刘醒龙在《黄冈秘卷》中设计了走上资本发展道路的刘声智与坚守革命道路的刘声志，两兄弟同音不同字的名字暗示了二者的一体两面，他们各自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两大类失败者的叙述看似对失败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但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却有一致性，即书写者都面对置身全球关系中的中国，产生出巨大的落后者焦虑。 实际上中国作为晚发现代化国家，身为落后者的焦虑早已有之。《猛回头》中“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却“为什么，到今日，奄奄将绝；割了地，赔了款，就要灭亡”，早在20世纪的开幕之时呼喊出了因落后要沦亡的岌岌可危，《沉沦》中那句“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2]更是振聋发聩。到了1930年代《子夜》中民族资本主义的失败、《春蚕》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以为继，都表明了中国作为落后一方的压力。这时的创作展现出一己之力无法抗衡的庞大力量，既以这阴暗力量映衬出“大写的人”的生命力，也营造出世界的纵深感，更加立体地突出英雄人物的形象。这种书写方式多少受到西方文艺的影响。西方文艺自古希腊时代便出现了众多失败的悲剧英雄形象，普罗米修斯盗火、俄狄浦斯弑父，到特洛伊众英雄的陨落，再到麦克白被贪欲反噬等等，英雄的主人公在与命运或时代的对抗中碰得头破血流，既证明了宿命的难以抗衡，又以命运的厚重底色来映衬英雄的崇高。学习了这样的表现手法的中国现代文人，借此呼唤人的觉醒，进而推进中国崛起。 到了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国其实仍然带有身为落后者的焦虑，只是此时中国看到苏联十月革命提供了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因此选择走上苏联道路，发展集体化经济，意图借此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此时的中国叙述反转了近代以来中国遭遇的种种苦难，将苦难视为通往成功道路上必将克服的磨砺，只要所有的阻碍被克服，那么中间遭遇的任何失败都算不上失败。而且文艺作品正是通过展现中国人百折不挠地冲破重重障碍之下获得胜利，建立起中国与中国人的崇高。 1980年代后的书写者毕竟是在集体化时代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固然颠覆了社会主义文艺叙述下的成败观念，利用“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厚重感，呈现难以战胜的敌人来映照立体的英雄光晕，特别是初期的知识分子形象，显露出明显的“未能完成的五四”式的个体绝望。但经历了集体化时代的艰难叙事，他们对失败者的书写也极少落在一个走投无路的终极处境，它总是留有一丝希望。比如《活着》中的福贵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失败：因为赌博散尽家财；好容易幡然悔悟却被抓了壮丁；回家后发现家里只剩下孤儿寡母，女儿还因病致哑；儿子因献血而惨死，女儿死于难产，妻子因病亡故，女婿在建筑工地遭遇意外，本以为留下个小孙子可以相依为命，却因为过度疼爱而让他吃了太多豆子而噎死，最后只剩下一头老牛为伴。但小说到最后仍留下了一丝温暖，福贵在和老牛相依为命中传达出了与生命的和解，生命再沉重也没有彻底压垮他，他因此获得了胜利者的光晕。一些角色虽然自身没有走出困境，比如涂自强、宋钢选择自杀，但大量文学文本的叠加，让他们每个人成为前仆后继的斗士。《钢的琴》中最后陈桂林及其工友们在制造“钢的琴”的过程中重建了主体意识。影片中他们跳起了西班牙斗牛士舞，以昂扬的姿态面对一场必输的角逐。他们仍然是生活的失败者，并没能为陈桂林争回抚养权，但他们最终都重建了对自己的认同。这又形成了当下的叙述范式，在这样的叙述中，失败并不是陷入虚妄，它更接近于磨砺，帮助人反思发展中的问题并调整方向。像竹内好将鲁迅以及孙中山都定位为“失败”的，指出正是因为失败，中国才能持续地革命，因而才是真正革命的。绝大多数的失败者书写仍是在寻找一种探索道路，相信中国终究会克服自身以及全世界在现代化中遭遇的困境而勇往直前，在这路途上遭遇的种种困难，终究不过是历练而已。韩少功正是在2018年这样一个改革开放4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以《修改过程》为题书写知青一代人在此后人生的多种发展方向，也在启示读者：不论是一个人的人生还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都需要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推进。 参考文献： [1]王蒙：《活动变人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40页。 [2] 郁达夫：《沉沦》，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