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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源深，浙江新昌人，1940年出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硕士。1961年参加工作，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等。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有《简·爱》《道连·格雷的画像》《隐身人》《我的光辉生涯》《露辛达·布雷福特》等30余部作品。 黄源深（1940-）是我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上世纪60年代，他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了他的高校学者职业生活。但是，由于社会政治原因，他回忆自己年轻时的高校教师生活“是在浑噩无为中度过的”。他曾撰文写道：“虽然谋职于高等学府，却总是远离学术和课堂，长年奔波于田野、车间和红旗林立的群众大会，投身没完没了的自我改造和政治运动，空耗了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生命期。”直到1979年，经过考试和选拔，他获得了到澳大利亚公派留学的机会，悉尼大学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权威利昂尼·克拉默（Leonie Kramer）教授成为他的导师。在克拉默教授的指导和引领下，黄源深从本来感兴趣的、主流的英国文学研究转向了处于边缘、少有人问津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后来他在这方面的建树有目共睹。同期一起前往澳洲的9位高校教师在学界被称为“九人帮”，成员包括：黄源深、胡壮麟、胡文仲、王国富、杜瑞清、杨潮光、钱佼汝、侯维瑞和龙日金，他们回国后经过几年的努力都成为我国早期澳大利亚研究的领路人和中坚力量，其中，北京大学胡壮麟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先生和华东师范大学黄源深的贡献尤为引人注目。黄源深在中国澳大利亚研究领域开创了多个“第一”：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了全国高校第一门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撰写了全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澳大利亚文学史》（1997），领衔主编出版了国内惟一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系列丛书》以及《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除此之外，他还倾情翻译了多部澳大利亚经典名著，其中包括迈尔斯·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马丁·博伊德的《露辛达·布雷福特》、艾伦·马歇尔的《我能跳过水洼》、肯尼斯·库克的《惊醒》、蒂姆·温顿的《浅滩》等。 译文中有一种审美创造 在中国外国文学界以英美文学为主流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翻译家，黄源深的译作中为人所关注的还是一些英美文学经典的重译，其中包括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最后一片叶子》等，他的译本在学界被普遍认为是最好或者较好的中译本。其实，除了重译英美文学经典，黄源深花费心力更多的是在澳大利亚文学方面。多年的澳大利亚文学阅读、研究与教学的积累，为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产出优秀译文、形成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铺就了通道。评论者注意到，在黄源深的译文中有一种审美创造，他力求通过对语言的控制，让译文与原文相贴切，甚至在氛围和情绪上都能吻合，使得原著艺术风采和审美价值的再现达到了较为完美的境界。正像朱光潜先生所言，“有文学翻译价值的作品必是完整的有机体,情感思想和语文风格必融为一体，声音和意义也必欣合无间。所以对原文忠实，不光是对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必同时忠实”。这一点，黄源深是做到了。他曾在多篇短文中阐述自己的翻译态度和翻译观。他认为，要译好一篇小说，“必须处理好准确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译者和作者所用的语言不同，但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思想，经过译者的手之后，这个‘思想’是不应该变样的，因此翻译必须以准确为前提。然而，译、作者所采用的两种语言差异毕竟很大，译者必须灵活地把作者的语言，转化成能为本国读者所接受的语言。没有这种灵活性，生硬的译文纵然准确，也是要受到拒斥的。所以译者必须在准确的前提下求灵活，所谓‘带着镣铐跳舞’也就是这个意思了。”他指出，翻译家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但是同时翻译家的风格又必须与作者的风格一致，决不能“我行我素，让自己的风格恣意流露，或者是用自己的风格替代原作的风格”，“译者要抑制自己的风格，以再现作者的风格为重”。在他的翻译理念中，“译者应当尽最大努力，调动自己的文化素养和中外文功力，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风格”。所以，他提出，最好的译文应该“于准确中见灵活”，最好的译者是让译文显现出“有抑制的灵气”。品鉴理解原文并忠实于原文、有节制地在原文中融入自己的风格、展现原文中的激情与诗意，这是黄源深翻译中的追求，在他所翻译的澳大利亚小说《惊醒》《我能跳过水洼》《露辛达·布雷福特》《我的光辉生涯》《浅滩》等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现。 《惊醒》：故事节奏的控制 《惊醒》是澳大利亚作家肯尼斯·库克的中篇小说，中文版由黄源深翻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收入“《译林》澳大利亚文学专辑”出版，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给专辑写了“祝词”。在当时的世界情势中，怀特的祝词颇具深意。他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写了一些小说和剧本，但到1984年年尾，我觉得它们并没有太大的重要性。今天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作家们应该热情地致力于促进和平和核裁军。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否则，当我们的星球和人类遭到毁灭的时候，文学、绘画和戏剧也就不再存在了。”作为对怀特祝词的回应，叶君健撰写了《艺术的重任——读帕特里克·怀特的来信》一文，强调“艺术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一种美，也是一项重任”。澳大利亚著名小说家兼评论家朱达·沃顿（Judah Waten）为专辑写了“致《译林》并中国读者”，文中提到，理解外国文学就是理解外国的人民，而要理解外国人民，外国文学作品是最好的方式，沃顿写道：“文学作品把我们引进人民心灵的深处，帮助我们触觉人民感情的脉搏，向我们展示出事物的真理。因为文学就是真理，如果说它是真正的文学的话。”黄源深撰写了“前进中的澳大利亚文学”一文，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专辑中除了《惊醒》之外，还有马祖毅、陈正发、杜瑞清等翻译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诗歌和电影文学剧本。这部后来被中国研究界忽视的书实际上是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最早的重要成果，它为后来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定下了基调。 作为黄源深的处女译作，《惊醒》中已经显现了他作为一个翻译家的才华和态度。库克的这部作品自1961年出版之后被多次重印，1971年被改编成电影，1976年又被改编成电视剧，在欧美以及澳大利亚国内甚为流行。《惊醒》描写青年约翰·格兰特与政府签订了到边远小镇当老师的合约，在一个“仅有一名教师的学校充任一校之长”。艰苦而又乏味的乡村生活让他厌倦，在圣诞假期来临之际，他准备去悉尼见女朋友，“想要在海边度过6个星期，泡在水里，把渗进躯体的灰尘全部泡掉。”他乘火车从学校到镇上去搭乘飞机，在镇上被陌生人蛊惑参与了赌博，最后输掉了所有的钱，不仅悉尼之旅泡汤，更要一路跋涉回乡，路上靠射猎或别人施舍保命，丢尽脸面。悔恨中，他欲饮弹自尽，但未击中要害而被救治，最后，他历经千辛万苦重新回到了乡村学校。“小说塑造了一个富有真实感的澳大利亚青年，并准确地再现了小镇的乡情和朴实粗犷的生活。”确实，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生动真实地描摹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澳大利亚乡村人的简单生活和粗陋的乡村风情，揭示了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躁动、贪婪、恐惧和野蛮，故事的节奏感很强，情节惊心动魄，引人入胜。黄源深的译文实践了他后来提出的“准确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翻译原则，译文与库克的原文保持了同样的基调和节奏，同时还适时地融入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恰当地传达了原文的神韵。 《惊醒》的开头被认为是文学作品中最好的开头之一： He sat at his desk, wearily watching the children file out of the room, reflecting that, this term at least, it wa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none of the girls was pregnant. 开头很有画面感：简陋的教室，疲惫的老师，听话的学生，充满了歧视和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社会的写实。这个开头给全篇小说定下了基调：主人公的情绪是郁闷的，他看起来对当下的生活是不满意的；但是他毕竟又是年轻的，心理活动节奏是快速的，思路是敏捷的。原文中的短句式，像是在为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打节拍，既显轻快，又反映出其难以遮掩的压抑。事实上，主人公外表虽平静，内心却狂野；虽然厌倦当下，却又期待未来。他并不想在无趣中打发一生，希望快点结束合约，快点离开乡村，快点回到女友的身边。黄源深的译文采用了保留原文句式的策略，句读停顿与原文一致，使得原文的节奏在译文中重现： 他坐在写字台前，疲惫地目送着学生们挨个儿走出教室，心里暗自思忖，至少在本学期内，他有理由认为没有一个姑娘怀孕。 当我们读着这句的时候，心里忍不住会想：让这样一个疲惫不堪的乡村教师身上发生点故事吧。他内心里到底在思忖什么呢？我们好像也和主人公一起期待着某种事件，比如女孩子怀孕之类，直到后来看到他对赌场动了心，便觉得有点难以预测了，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结局会这么惨。在黄源深的翻译理念中，“准确性”是第一要素, 他强调译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准确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要再现原作的风格，“首先就要吃透它，把握它，其次才是努力将它传达出来”。准确性自然指的是忠实于原文本，然而，作为文学翻译，译文需要忠实地再现文学文本中的文学形象和作品风格，“流畅，有文采”也是衡量译品优劣的重要条件。 澳大利亚文学中特有的风景和风俗使得它与英美文学不同的地方，在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中时常会遇到奇异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在翻译小说某些段落时，黄源深并没有完全依照原句的句式，而是做了适当的调整，将长句改短，保持了与前文一致的节奏，以体现年轻主人公的个性以及他的思绪的变化，从景（平原、灌木、旱土）到人（半沙漠地带为谋生而劳作的牧民），再到事（到市场上用牲畜换钱），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带着一脸疑惑和不屑的城市青年呆坐在窗边的样子：他显然无法理解当地人的生活，也没有去理解的意愿，能够激起他好奇心的事也就只有赌博这类危险的游戏了，只是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同一首歌有一个主旋律一样，一部小说也有它的基调。好的译文是在译者充分理解原著的基础上，将原著的基调在译文中以另一种语言重现。正如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指出的，“翻译家的任务在于在译作语言中创造出原作，为此他必须找到作用于这种语言的意图效果，即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可以理解为基调和节奏。格兰特被赌博所吸引，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不应该对赌博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口袋里没有钱，另一方面他还有点大城市里小知识分子那点装出来的孤傲，心里想但是又不愿意承认。 黄源深在《翻译断想——〈简爱〉第二版后记》一文中提出，文学翻译是“一种在原文束缚下的创造”，“译者面对作家用语言所创造的广阔世界，必须用另一种语言忠实而又灵活地再现这个世界”，因此，译者“需要充分把握两种语言，并具有运用的娴熟技巧，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广博的知识。与此同时，还需要灵气，否则译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出色的匠人”。要传达原作的风格，并非易事。这一方面要求译者对原作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审美能力，以及对文体的敏感性；另一方面译者必须要有相当高的中文造诣，把自己对原作风格的感悟，化为译文实践。从《惊醒》中能看到黄源深的这种功底，虽然是早期的译作，但即便今天来读，仍然能够感受到译文与原文的丝丝入扣，确有钱锺书先生对文学翻译所描述的“化境”的感觉，即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 《我能跳过水洼》：细节描写的揣摩 《我能跳过水洼》是艾伦·马歇尔自传性三部曲小说中的第一部，也是一部具有正能量的、脍炙人口的儿童小说，1955年出版，1970年被改编成电影。马歇尔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劳森派”现实主义作家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文坛上身残志不残的典范。《我能跳过水洼》以作者少年时代的经历为主要故事素材，小说展现了患病少年艾伦眼中淳朴的儿童世界，塑造了乐观顽强的少年形象，歌颂美德和勇气。小说中充满了儿童生活的趣味场面：打架、掏鸟窝、捉野兔、钓鳗鱼、遛马等，作者风趣的描述引人入胜。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我能跳过水洼》中译本与读者见面，译者正是黄源深。 为了表现儿童的情态以及心理，黄源深在翻译中对原文中的一些细节描写进行了仔细揣摩和重新加工创造，以突显少年口吻和少年情怀。以小说第二十章中描写“我和乔”一起“钓鳗鱼”的细节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黄源深这种翻译策略的应用，译文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使得人物形象比原文更为生动。 Catching eels with a hook can be exciting but with a bob the excitement is continuous and the catch much bigger. 用钩子钓鳗鱼可能很有趣，不过用钓饵圈更来劲，钓的鳗鱼也多。 “the excitement is continuous”被译成“更来劲”，这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表达，给人很多关于钓鱼的想象。根据本雅明的翻译观，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可以将“异国情调”改造成“本国情调”。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读“更来劲”的表达比“激动”更长久、更生动、更通俗易懂。译者擅长运用动词，将钓鱼人如何钓到并抓住鳗鱼如影像似的呈现，有点类似于摄影时的连拍，对于孩子们来说，将钓上来的鳗鱼抓住放到袋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沃尔特·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将翻译的过程比喻为将“把一个容器的碎片重新粘合成一个容器，这些碎片的形状虽然不必相似，但必须能彼此吻合”。“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将纯语言从另外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是通过再创造将囚禁于一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 从“白化政策”到“多元文化主义”，从殖民主义到世界主义，从丛林传统到环保争议，对于澳大利亚社会的种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和熟稔无疑是他翻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并产出高品质译作的重要支撑，使得他的笔下原汁原味地呈现了如此生动的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风景和澳大利亚社会。 对于一个翻译家来说，要确保译著的质量，除了要研究源语言国的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静得下心来去品读原著，抓住原著的精髓，“在对原文精辟的理解和对原作风格充分把握的基础上，灵活地传达原作的精、气、神，力求形神兼备，保持原有信息”。黄源深曾说，翻译家可能不是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翻译成精品的，要选对文本就像演员选对剧本一样。在选对了文本，并且准确地理解了文本之后，一个在使用本国语言方面已经形成独特风格的翻译家，还必须在译文中适度地、有控制地、灵活地“化境”，在力求与作者的风格吻合的同时，自然地却又是顽强地表现出译者的风格，最终才能产出高质量的译文。 译文： “哎呀，孩子，”外婆关切地说，“何必使自己这么烦恼呢？我记得你总是那么容易动感情。当你还是个小娃娃，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为一件普通孩子一小时内疚忘掉的事情而苦恼一整天。我会告诉霍登，让他安分守己。我不会要你顷刻之间考虑去嫁给你所厌恶的人。不过老实告诉我，你同他调过情吗？我会相信你的话，感谢上帝，你从来没有对我撒过谎！” “外婆，”我大声喊道，“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打消他这个念头，我不屑与任何男人调情。” “好了，好了，我只要听你说这句话，你把眼睛洗一洗，我们备好马，过去看一看希克莱太太和她的小宝贝吧，带些好吃的东西去。” 到了下午我才与弗兰克·霍登再次照面，他得意洋洋地乜着眼瞅我。我强硬地避开了他，仿佛他曾是什么可恶的动物。对这种态度，他有些抱怨，所以我同意跟他把事情谈清楚，一刀两断。 他正要给狗子擦洗身子，我陪着他走到外面马厩边，靠近狗窝的地方，免得家人们听见我们的谈话。 我没有绕弯子，直接向他开火了。 “霍登先生，如果你还有男子气概的话，我求你从现在起，别再以你那种愚蠢的爱情表白来折磨我了。对爱情，我怀有两种情感。在任何一种情感的支配下，你都使我感到厌恶。有时我根本不相信有爱情这种东西，也就是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在这种心境下，就是天使来表白爱情，我也不会听。而有时候，我又相信爱情，把它看作庄严神圣的东西。怀着这样的心情，我觉得听你无聊地唠叨这个神圣话题，实在是一种亵渎，因为你还不过是一个孩子，不懂得怎么去体会它。要不是你那种没有男子气的行为，我绝不会那么刻薄地说你，因此你只好自作自受。我已经直截了当地把话说清了，这个话题我原本不屑于你谈的。我很愉快地祝你午安。” 我匆匆地走开了，没有去理会他的规劝。 我原想激起他的大丈夫气概，但毫无效果。无论是我骑马出游，还是下午出去溜达，欣赏落日的壮丽，或是在古园中慢步拾趣，我总是发现弗兰克·霍登在我身旁，不停地抱怨我对他的态度，直至我希望他最好被打入红海的海底去。 然而，在那些灿烂的春日里，人对生活的感受总是十分愉快的，所以弗兰克·霍登所给我带来的小小烦恼，并不足以给他蒙上阴影。雅致的野铁线莲，给小河两岸的灌木丛装点了大片动人的白花，微风吹过，送来阵阵清香；大河两岸，番泻树翠色诱人，花儿盛开，与蔚蓝的天空争辉；喜鹊在高高的桉树上筑巢，凶猛地袭击那些不经意冒昧靠近它们领地的路人；马儿体壮膘肥，不由得叫人想骑上缎子似的马背，飞驰一番；樱桃成熟的季节近了，听得见秃头鸟在果园中嘀啾。啊，活着是多么美好！ 我在卡特加也像在波索姆谷一样，大多置身于我所渴望的生活的洪流之外，不过在这里，生活的溪流中有够多的、愉快的小涟漪，权且起着替代主流的作用。 ——选自《我的光辉生涯》，迈尔斯·富兰克林著，黄源深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