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语 本期讨论疾病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虽然疾病之于文学，不论是作为表现对象还是内在驱力都已被学界反复言说过，但由于疾病的种类繁多，而且诱发作家灵感的方式也各自不同，因此就很难用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去探询其内在规律。科学如弗洛伊德主义者，也大抵是在作家的创作心理层面有所突破。至于作为方法的疾病，则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作为一位小说家，曹军庆对疾病的理解至为深刻。这么说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讨论了失明症的方法论价值，而且还提出了疾病书写的另一种方向：与意在疗救病苦的作品相比，作家也可以“像一个真正的病人那样如实‘陈述’自己或世界的病情与病因，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作家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他人或自我暗疾的释放和治愈。其实，后一种选择同样也具有深刻的写作‘良知’。”这当然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方法论，在叙事手段之外，疾病让作家独处一隅，不做史铁生所说的“天命教导员”，而只是以病患的身份，体察这个世界的病象与病因。推己及人处，自会升华文学的价值功能。 蔚蓝的文章，深入概括了疾病的内驱力问题。虽然疾病激发作家的灵感已成常识，但这种激发的后续效应，包括读者接受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却仍然值得追问。在她看来，“疾病会让人情愿或不情愿地沉淀下来……在灵魂深处产生哲思之光，在苦心孤诣中抵近文学的至高境界。”疾病当然令人痛苦，不过对作家而言，它却是一剂苦口的良药。 林翠云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那就是作为哮喘病患者的普鲁斯特，如何“从一个受疾病影响的气味‘过敏者’走向了一个气味舞台上的真正掌控者”。在这个过程里，疾病完成了一次从对象到方法的转换。哮喘病让普鲁斯特不去书写那种“平庸、懒惰、沾沾自喜的生活”，而是以此为方法，“嗅到”了这个世界复杂又不失隐秘的种种“气味”，对普鲁斯特来说，气味就是表象世界下幽暗领地里所发出的召唤——哮喘病也因此成为了一种馈赠。 ——叶立文 被忽视的作家疾病：从哮喘病者到“气味捕手” 林翠云 疾病，不管是作为一种反映在身体上的真实痛苦，还是一种精神崩溃的隐喻，亦或是一种社会疾病的象征，都是现当代文学中最为频繁出现的文学主题之一。法国十九世纪末发生的象征主义和颓废运动就将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作为艺术家和作家本来就该有的状态之一。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作家兰波就认为，有远见的诗人必须经历彻底的感官紊乱后才能达到写出杰出诗作的目的。在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中创造出一种“反英雄”的现代人物形象——一个罪犯（一般带有人格分裂、幻觉、癫痫、狂躁、酗酒等性格特征）或是一个社会边缘人物，作家将这些行为的原因定位于人物大脑的疾病。1930年，疾病缠身的英国作家伍尔夫在她的《论生病》中写道：“想想看，生病这件事情如此司空见惯，而它所带来的精神变化又是如此巨大，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时暴露出来的以前从未发现过的领地是多么令人震惊……当我们想起这些，发现生病竟然没有能与爱情、战争与妒忌一样在文学的基本主题中占据一席之地时，这一事实就变得的确有些令人奇怪了。”伍尔夫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也在他的重要作品《魔山》和《浮士德博士》中探讨了与个人相关的疾病主题，并且进一步拓宽了疾病隐喻的范围，用它来暗喻现代欧洲社会的弊病。这种疾病象征随后也被加缪等法国作家采用，在代表性小说《鼠疫》中暗喻了二十世纪欧洲社会大规模的腐败现象。除此之外，与作家本身所患疾病紧密相关的还有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他的《癌症楼》中，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癌症痛苦和如何最后征服了这一疾病的经历写入其中，在其最基本的内心和精神层面接近了这一重要的主题意义。 尽管这么多的重要作家在不同层面对疾病这一主题都有所涉及，但在这其中，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疾病书写依然展现出他的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几乎伴随其一生、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他写作《追忆似水年华》的疾病——哮喘也常常被研究者们所忽视，或是寥寥一笔带过。自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问世以来，由于这部作品自身的阅读和解析难度，使得目前看似丰富的理论解读史依然只停留在作品所展现出的时间观和时间美学上，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真正打开普鲁斯特创作核心之门的钥匙——气味，以及这一关键词“气味”背后的哮喘病症的深刻影响。 哮喘这一疾病虽然早在古希腊时期便有记录，但在十九世纪以前，对哮喘这一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多停留在简单病症的记录上。这一典型与空气、粉尘、气味紧密相关的人体病症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得到重视，但是这一研究的推进随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另一与呼吸系统紧密相关的疾病——肺结核的流行又再次陷入了停滞状态。正是在这一时期，作家将创造力与肺结核联系起来，天才和疯狂的关联被扩展到肺结核这一疾病上，甚至于这一时期“肺结核象征着艺术天才”这一文学与疾病的概念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因此，在这一时期，不仅普鲁斯特的哮喘病症没有发现有效的治疗方法，更为不公平的是当时不少研究者们都认为普鲁斯特哮喘病症的起因多源于心理因素，认为他在书信和作品中多次强调的那可怕的窒息感来自于心理上的郁结以及渴望得到他人关怀和注意的诉求。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们经常会将普鲁斯特与母亲之间的书信往来作为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因为在他与母亲的通信中，对每一次哮喘病发的痛苦和恐惧都详尽描述，比如过敏、窒息、对花粉、尘土、甚至于周边空气的恐惧等等都做了一番夸大描写，研究者们以此来证明他的哮喘病症仅为作家的臆想，如同一直以来受到争议的在十九世纪文学中频繁出现的脑热症（brain fever）一样，认为普鲁斯特同样也是一个典型的病痛幻想者（maladeimaginaire），是一个无事生非又过于夸张的忧郁症患者。 这也是为什么长久以来普鲁斯特的哮喘病症为人们所熟知，却始终被忽视的原因，那么，与历史上那些傲视一切的英雄主义，突破疾病作为资深弱点的那些天才艺术家们相比，普鲁斯特哮喘病症的文学意义特殊在哪？具体来说，像契诃夫、卡夫卡、劳伦斯、曼斯菲尔德和奥威尔这些死于肺结核的作家们很少仔细书写关于自己疾病的小说，这些作家往往将对于肺结核疾病的痛苦和焦虑描述安放在他们的私人信件中，而患有肺结核和癌症的作家，如索尔仁尼琴等，都是在疾病治愈后才能将疾病转化为艺术，并且能够更加有能力地客观感知他们的疾病。但是，普鲁斯特与所有这些同样罹患呼吸系统疾病的作家不同，他的艺术创造性呈现出一种与他的哮喘病症紧密的共生状态。可以说，要不是他被哮喘折磨的痛苦是如此巨大并且逐年递增，他与周边生活、世事进程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会不可避免的将他引向一种平庸、懒惰、沾沾自喜的生活，然而，他的哮喘病症却注定要由一种没有欲望和悔恨的激情来把他安置在伟大作品——《追忆似水年华》的创造过程中。 现如今，在精神分析学领域，直接将某一气味唤醒遥远童年记忆的这一现象称为“普鲁斯特效应”或“普鲁斯特时刻”，然而，从一个受疾病影响的气味“过敏者”走向了一个气味舞台上的真正掌控者，最终使得他的哮喘病症成为他艺术创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鲁斯特也经历了一条漫长且充满焦虑的道路。 普鲁斯特研究者和其传记作者们都认为作家本人是在三十五岁经历人生巨大的疾病痛苦后，才真正找到了开启创作之门的钥匙，不管这个钥匙是主动还是被动地交到了作家手中。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对气味的绝对敏感，使得普鲁斯特在三十五岁之前还能偶尔出门上学和社交的时间中已经开始逐步累积他独特的气味语汇库。相较于为我们所熟知的本雅明笔下十九世纪视觉领域中的“游荡者”而言，普鲁斯特更像是一个在嗅觉领域中的“游荡者”，一个带有好奇、闲逛、迷失等文化符号的真正气味“吸入者”。在创作《追忆似水年华》之前，普鲁斯特的作品并不多，他在为其所翻译的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的作品《芝麻与百合：读书、生活与思辨的艺术》所写的译序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对比室内和室外、外省与巴黎之间的气味的细微差别。从这篇目前少有人关注到的译序中已经可以看到《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口吻的影子，与作家在第一卷中谈到贡布雷时的表达几乎一模一样。作家用敏锐的观察以及持续不断的对混合感官刺激的异化描述，如用“暖煦甘美的空气”为“房间里的肥皂味”上釉，用水果的香气勾勒出“玛瑙般的纹理”等，这些表达都与《追忆似水年华》中那些以复杂著称的句子几乎有着相同的结构构成。 除此之外，普鲁斯特在气味的现代性表达上另一无可替代的贡献便是大量扩展了气味的语汇库。气味，之所以常常受到忽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气味的语汇库是极其贫瘠的。无论是在哪一种语言中，对气味的概括也多半只能用“香”或是“臭”来形容。但是，哮喘病症的影响反而为普鲁斯特在创作上开启了另外一条不可复制的道路。普鲁斯特对于嗅觉体验的表达，有着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气味难以描述的问题在普鲁斯特这里都迎刃而解，在作家的想象世界中，可以毫无困难地连结气味，创造出全新的嗅觉体验，他不可复制的前半生疾病和生活经历使得他早就拥有了一个庞大而且能够自我生产和复制的气味语汇库，他可以繁密地编织出他所需要的那些气味语汇。这些丰富的想象体验同时也给普鲁斯特的真正创作带来灵感，让他从小就产生的写作欲望得以释放，那些被无能为力的感觉所束缚的真相也即将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时，也使得他真正可以呈现给读者一种繁复交错的时间，真正找到这个观察时间流逝的真实形式的突破口，得以真正展现时间流逝的内在和外在表现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漫长的拖延随着他在经验和语言上的双重累积，普鲁斯特终于得以真正利用他的哮喘病症，成为他气味舞台上的真正导演，同时也结束了城市街道中的气味漫游，成为一个真正的气味“捕手”。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改变了嗅觉长期以来处于经验和语言双重缺席的位置，正如本雅明所强调的：“如果我们知道气息——哪怕它不在记忆中——能多么强烈地保存记忆，我们就绝不会认为普鲁斯特对气味的敏感是偶然的，他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气味书写与气味表达已经证明了“对于把渔网撒向temps perdu(逝去的时间)的大海的人来说，嗅觉就像是分量感。”这一“分量感”最早便是由那一块享誉世界的玛德琳蛋糕和椴花茶的气味开启的，而在这背后是普鲁斯特深受哮喘病症影响的痛苦身影。  林翠云 林翠云，文学博士，讲师。现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文化诗学研究。曾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法国巴黎七大联合培养，并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翻译《回眸中世纪：中世纪研究导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