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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于文明璀璨的巴尔干半岛，现在却生活在瑰丽魔幻的墨西哥城；她的母语既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汉语，却成为中墨两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会晤等重要双边活动的权威译员；她不是中国人，却在拉美高等学府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她将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译成西语出版，让墨西哥及拉美读者领略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魅力。她，就是拉丁美洲知名汉学家、翻译家，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莉莉亚娜·阿索夫斯卡。 她如何与中国结缘？又如何在墨西哥走上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翻译之路？母语是马其顿语的她，为什么能在汉语和西班牙语之间切换自如？不久前，笔者通过社交网络，对这位传奇的女汉学家进行了采访。 18岁出门远行中国改变我的命运 万戴：您与中国的渊源很深，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呢？ 莉莉亚娜：长话短说吧。我那时候是一名出色的学生，读高中时我的成绩很好。毕业后，马其顿（当时还是南斯拉夫联邦的组成国之一）政府给我提供了一份去国外学习的奖学金，可供选择的国家也很有趣：英国、中国和美国。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总是吸引着我。我必须承认那时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有关中国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毛泽东，他是20世纪最令人敬佩的领袖之一。在那个年代，全世界都对中国知之甚少，这就是中国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之一。此外，我出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想去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我对美国从来就没有兴趣。英国呢，又太近了，而中国仿佛就是世界尽头的那种感觉。 就这样，18岁的我在1981年到了中国。学校的人来机场接我，他们带我上了一辆红旗轿车，车窗上还有帘子。我来到了北京语言学院，它后来更名为北京语言大学。 万戴：一位年轻女孩，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是不是有些紧张和不适应？ 莉莉亚娜：我得承认，一开始我有点……想象一下吧，没人能听懂你的话，突然间你无法和别人建立起有效沟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在北语，外国留学生约有1500人，但来自西方国家的学生很少，甚至来自苏联的都不多。最初的几个月过得有点艰难。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大约三四个月后，我有了一点中文词汇的基础，生活就没那么困难了。作为学生，我有个特点：不怕犯错。因此，我会把当天学到的每个词汇都拿去实践操练。 当时，北语旁边就是五道口，但是1981年的五道口和现在的五道口完全是两个世界。我记得有个商店——只有这么一家商店，里面卖的衣服很少。我就去店里练习汉语。“这是什么？这是铅笔；那是什么？这是钢笔。这是蓝色的，这是红色的……”迄今为止，中华民族都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民族，非常乐于帮助别人。我记得商店里的店员或是街道上的行人，他们会怀着极大的耐心去听我错误的声调、错误的发音，给予我帮助和支持。 到了第二年和第三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有了更多的自信。另外让我永生难忘的就是老师们的热情，他们犹如我们的父母。比如，我因为冬天太冷，偷懒不想起床而没去上课。到了中午12点，老师就会来到我的宿舍，然后说：“莉莉亚娜，你为什么没上课？我来给你辅导，我们今天做这个、那个……”想象一下，如果你这么被照顾、被关心，你会是什么感受？我那时很年轻，并不觉得我有多么思念我的父母，因为这些老师很好地代替了父母。我记得每年春节，老师都会在他们家里组织聚会，邀请学生去，然后教我们包饺子。老师的生活条件实际上并不是很富足，他们的住所很小，但是非常温暖，并且永远对外国学生敞开大门。我在中国待了4年，1981年至1985年，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有价值、非常宝贵。 万戴：真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您在中国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有了一段个人体验。您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吧？ 莉莉亚娜：当然了！说到这儿我必须给您讲个故事。其实我是一个很开朗很友善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寻找跟外国人、中国人打交道的机会。学校里有很多中国男生和女生学英语、学西班牙语，我特别想找一个中国男友（笑）。但是，怎么说呢，可能是语言原因吧，也可能因为中国人那时对外国人并不是很放得开，我跟北语的中国同学建立关系就没那么容易。 但北语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在他们之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墨西哥人小团队。您知道中国对墨西哥前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是非常赞赏的，因为他曾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中国伸张正义，并较早地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当总统时成立了一所很有趣的学校，好像是叫作第三世界研究学院（莉莉亚娜指的可能是“第三世界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作者注），他支持墨西哥的年轻人去中国，这非常有趣。尽管在1981年的北语，西方国家的学生不多，但是却有大约30名墨西哥学生。其中有一名青年叫罗贝尔托，他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医科生，受墨西哥政府资助前来中国，还拿到一份中方的奖学金。他是来学习中医的。我们认识了，但我那时完全不懂西班牙语。刚开始的时候，我跟罗贝尔托的交流基本上是用中文。我觉得这也是我学汉语学得比别人快一点的原因之一吧，因为我对用中文交流有很大的兴趣。 于是，手里拿着一本汉英西词典，我跟他就能磕磕巴巴地交流。罗贝尔托成了我那4年的男朋友，现在是我的丈夫和我两个孩子的父亲。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样，中国之于我，无论是个人方面，还是工作方面，真的给了我一切。那段经历不仅让我在墨西哥有了家庭，还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语言工具——中文。 我现在生活在美洲大陆上。我虽身在墨西哥，却仍然和中国人共事，研究关于中国的东西以及属于中国的东西。我在私人生活和工作中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不热爱中国就是不热爱我自己，因为归根结底我是中国的产物。 万戴：您这种与中国之间无比深厚的关系，对您的孩子和家庭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莉莉亚娜：我的丈夫是一名中医，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律师，在墨西哥工作，会说一点中文，去过很多次中国。小儿子在北京语言大学读完了本科，之后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研，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去了福州，现在厦门工作。他已经在中国待了7年，还有了一位中国女友。我感到难以置信，我问他：“伊万，你什么时候回墨西哥？”他说：“不回去了，妈妈。21世纪是用来待在中国的。”（笑） 借助多种语言研究中国是一种优势 万戴：您在中国的学习始于汉语，止于一篇写得很棒的有关《红楼梦》及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为什么会选择《红楼梦》作为毕业论文的课题？ 莉莉亚娜：在马其顿上初中和高中时我就很喜欢读书。我一直觉得书是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窗户。之所以选择《红楼梦》，是因为一位女教授在中国文学课上谈到文学经典时，特别强调了这部小说。而在去中国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我记得教授在讲这本书时非常细致、非常虔敬，她讲得是那么动人，以至于我对自己说：一定得读读这本书。于是我就用自己在北京学了三年的汉语水平开始读《红楼梦》，结果读起来异乎寻常的吃力，一页要读好多遍。我一趟趟地去找教授，让她为我讲述、解释。 对我来说，《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一本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包含了中国的两大基本构成：家和国。阅读《红楼梦》就是一个理解中国家庭是如何运转的过程。《红楼梦》里有很多人物：大姐、二姐、三姐、四丫鬟、母亲等，还有人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称呼。它向你讲述一切、解释一切。对于外国人来说，其感知能力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同，理解《红楼梦》一点都不容易。比如说，我花了好多年才明白，中国家庭的等级观念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称呼来体现。比如，老三显然要服从老二和老大，却可以对老四和老五施加权威。但是在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中，就很难理解这点。这本书也向我们讲述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让我了解到中国人是如何处理他们的感情的，跟西方人的做法十分不同。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性情的另一种对比。 《红楼梦》是一部需要反复阅读的作品，因为每一遍阅读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认识、一种细微的不同。这是一部屹立在文学之巅的作品。把《红楼梦》翻译成任何一种外语都实属难事。之所以难，并不是因为语言，而是蕴含在作品中的文化差异。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我会感到困难，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中国的古文不仅优美，而且在语言学结构层面上很有象征感，这里面大有学问。 万戴：您是一名居住在墨西哥的欧洲学者，在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个人经历和学术经历对您起了多大的帮助？ 莉莉亚娜：就像您所说的那样，我的母语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汉语，而是马其顿语。马其顿语并不属于罗曼语系，它跟汉语或西班牙语一丁点儿关系也没有。但我出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起那些来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半球的人们，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我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时，我并不需要看很多注解，而对于西班牙人、墨西哥人、法国人来说，很多东西就需要向他们解释。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个人阅历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它让我能够认识多个不同的世界：认识巴尔干半岛——我来自那儿；认识拉丁美洲——我在这里居住和工作了30多年；认识中国——我曾在那里待了整整4年，离开后还经常回去。 当然，西语不是我的母语，在墨西哥的最初几年，这确实是一个障碍。但是，凭着一股韧劲儿和不懈的努力，以及长期阅读西语、用西语工作，我现在觉得运用得很自如，这让我在职业和学术生活中能做很多事情：教中文、研究汉语，把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成西班牙语。所以我认为，身为一个马其顿人，生活在墨西哥，借助多种语言研究中国是一种优势。 万戴：您的身份很特殊，不仅是学者，还是墨西哥最重要的中文译员。 莉莉亚娜：我是从口译开始做起的。1988年开始，我偶尔会做些同传和交传。到了1990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来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当时墨西哥会说汉语的人屈指可数。就这样，命运把我放在了这条道路上。 我承认自己第一次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做翻译，紧张得要命，当时我也就翻译出了40%—50%的内容。然而，正是这独一无二的经历，使得我在之后的日子里，给迄今为止所有的墨西哥总统都做过翻译。我也曾有幸近距离地接触过中国各届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及很多国务委员等。在我30年的口译生涯中，墨西哥和中国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之好，墨西哥领导层对中国始终抱着一种赞赏的态度，直到现在两国关系都很不错，对于一个译员来说，这是非常幸运的。 汉语教学桃李芬芳，文学翻译激情澎湃 万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您投身于汉语教学和语言研究工作，并且编写了拉丁美洲第一部供母语为西语中文学习者使用的汉语语法教材——《实用汉语语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对于汉语教学和研究，您有何深切的感受？ 莉莉亚娜：我在墨西哥教汉语已经30多年，主要是教墨西哥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这是一段神奇的经历。我觉得研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语言已经不能说是一个必要的工具了，而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没错，我们确实能够通过英语、法语甚至西班牙语来了解中国。但是，当你去了解一个社会时，除了要知道人们是怎么描述这个社会的，还需要知道这个社会里的人如何看待自己和自身所处的环境。我很想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和哲学的，是怎样用汉语来思考的。刚开始读中国哲学和文学著作时，我都是用英文读，直到后来才能用中文阅读。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只有读中文版本才能明白中国人是怎么看待他们自己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教中文非常重要。 我认识很多人，汉语说得很好，但是他们缺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是汉语的灵魂。汉语有着3000年的历史——我指的是书面汉语——您想象一下它在这么久的时间里所产生的丰富内涵以及它所具有的表现力。当然，要用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去学习一门演变了3000年的语言，是个很有野心的举动。然而，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我会始终努力去学习，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万戴：您曾表示，这些年来，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工作，让您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快乐。 莉莉亚娜：是的。有一天我意识到我读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读了很多小说，但是由于我的母语不是西班牙语，多年来我都在犹豫要不要从事文字翻译。后来有一天，我坐下来，开始把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翻译成西语，我很喜欢这篇小说，它很好地展现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及存在的矛盾冲突，很有意思，也很搞笑。我对自己说：“好，我要把它翻译出来。”我把译文拿给墨西哥学院的几个同事看，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出版这篇小说——我生活的激情就此开始。这是迄今为止最让我激情澎湃的事情：文学翻译。 我也喜欢口译，但我更喜欢文学翻译。让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吧。我觉得口译会随风而逝——当然，它也有些许回响，会造成某些改变，有助于双边交流，也确实很重要。但是文学翻译则是用西语为墨西哥及拉丁美洲读者打开了许多扇窗户，让人们看到了别样的中国风景。 我经常会思考，一个简单纯粹的墨西哥人，学生也好，从业人员也罢，他们通过何种途径去了解中国？我不觉得他们会一头埋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里去研究。我不是说这些数据没意思，而是觉得它不如一本好的小说有意思。小说除了向你描述中国、展示中国，还让你看到一门美丽的语言，向你介绍一些活生生的人物，你读着读着，就会突然意识到中国人和我们并无不同，跟我们一样思考着同样的事情，用同样的方式去爱、去恨、去承受痛苦。尽管如此，我并不想说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我在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成西语时就感觉到了这种差异。 万戴：那么您是如何处理这种文化差异，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的？ 莉莉亚娜：因为我跟中国打交道打了30多年，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出版之前，当我把译文给我那些不了解中国、和中国毫无关系的同事或朋友看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因此我意识到，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比语言要难得多，这就是文化差异。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词作为例子：旗袍。中国的旗袍非常精美，非常好看。但是怎么把它翻译成西班牙语？是将其翻译成“中国服装”，还是“一件……样子的服装”？需不需脚注？再比如中山装，怎么翻才能让那些不知道中山装的人看懂？是译成“毛装”，还是译成“孙中山的服装”？还有成语、谚语、歇后语和许多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表达形式如何处理？是用文学性的语言去翻译，还是用西方相近的概念来代替？如何解释这些西方思想体系中没有的理念？等等。总之我被这种文化差异吸引住了。有时候我在电脑前就像个疯子一样，面对这些难题，我异常激动，想着如何去解决它们。有时候我会想，应该简化，不应该在阅读中给读者制造这么多困难，但是接着我又会想到，读者有权利认识中国，有权利了解中国的不同之处，而我有义务让他们去接近中国，而不是尝试着让中国变得像墨西哥，恰恰相反，我要夸大这些差异。尽管有时我会为了阅读的流畅性和美感，为了故事本身而牺牲掉一些文化差异，但是我觉得世界有权利去了解那些让中国成为中国的东西。 培养中国文学的西语读者之必要性 万戴：在您看来，哪类中国小说及作品最受墨西哥读者的青睐呢？ 莉莉亚娜：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正在就此话题写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培养中国文学作品的西语读者之必要性。当然这个过程不会那么快，毕竟读者已经习惯了某种类型的书写方式和某种描绘事物、讲述事物的方式。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古典文学，拉美读者接受它们不会像接受同种文化、语言和宗教氛围的文学那么容易，不管全球化有多普遍。 我们来讲讲刘震云，如今他的小说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出版，卖得不错，很受读者欢迎。那么问题来了，他的一部小说名为《我不是潘金莲》，我们现在按字面意义把它翻译成西语。一个西语国家的人走进书店，然后看到《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要是你，你买吗？你不会买。潘金莲是谁？ 万戴：是的，这确实是个问题。不过您处理得挺好，把“我不是潘金莲”译成“Yo no soy una mujerzuela”，意思是“我不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莉莉亚娜：这就是我所说的培养读者。用什么方法去培养呢？用一部小说，用一系列的小说去培养。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出版直接从中文翻成西班牙语的作品，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给这些书做推广。针对具体的作品，最好能有一场小型的座谈会，同时还有不定期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关于文学的不同趋势、关于作家的探讨，甚至是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探讨的小型座谈会。我认为，是时候让学术界、译者、社会学者、外交官等所有人一起为一项工作而努力了，那就是在墨西哥、在拉丁美洲，培养中国文学的西语读者，让翻译成西语的中国小说能够成为一本包含丰富知识的中国之书，同时也成为一本在阅读中可以体味美学和语言学之魅力的奇妙之书。 万戴：您不仅是一位译者，还是一位培养译者的导师。给年轻译者上课是怎样的一种经历？ 莉莉亚娜：事实上笔译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墨西哥学生，汉语水平很高，但是他的西语非常糟糕。很多人误以为只要学了汉语，就能做翻译，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还有几个学生，他们是很优秀的墨西哥语言学家，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读了文科，西语水平炉火纯青，但是他们的汉语水平还不够高。我很喜欢和他们共事。我特别喜欢西语好的人。我在将汉语翻译成西语时，必须要兼顾西语的美感，要让西语读者感受到这种美。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翻译的是文学，你不能把它翻译成一份报告，你必须赋予译文那种美学的修饰，以及语言所具有的美感。所以，当我跟我的学生一起处理汉西翻译时，我总是强调两点：首先是了解相关知识，其次是对汉语的掌控。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我会反复强调：不仅要正确使用西语，还要美丽地展现西语。 万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语译介方面，您觉得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莉莉亚娜：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做的工作无穷无尽。这就好像追着野兔子跑一样，你永远赶不上它，因为你翻完一部小说，市场上又会冒出100部（笑）。我刚读完贾平凹的最新小说《极花》，我特别喜欢贾平凹这个作家，他的这本书已在墨西哥出版。 我会继续专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我们有一个团队，同事们研究的内容都很有趣。比如我现在就有四五个学生，他们不仅汉语水平高，西语也很好，有很强的文学表达能力。我们个个都很兴奋，手头有满满的工作。我们研究方方，她是个美女作家。我们研究阿来、麦家，还有徐则臣等。我们会尽量选择一流作家来研究，以及那些讲述更多个人经历的作家。我觉得文学有两种话题，一种话题基本是写个人，另一种是写集体。我这样说可能有点简单化，那些重要而有价值的个人经历也是能够反映集体生活的。比如说贾平凹的《极花》，里面讲的既不是贾平凹的问题，也不是莉莉亚娜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中国发展的问题。1980年，中国近9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10%是城市人口。到了2017年，中国城乡人口比例各为50%。您想象一下中国在人口层面上发生的变化。贾平凹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讲述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在这种境况下农村所经历的一系列问题。我很喜欢这样的小说，因为它们不仅帮助西语读者享受了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还让他们了解到一个中国式的问题。 在全球化进程中，借助文学让中国走近墨西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本文系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