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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 绷住、隐藏，我身体里抽出的蜘蛛丝 包倬 像一个玩笑，我写了三个以快乐为题的短篇小说。它们是《圣诞快乐》《新婚快乐》和《生日快乐》。这三个小说，写的都不是快乐的事。甚至，它们看起来不像是小说的题目。但我需要“快乐”这件外衣，讲出看不见的悲伤：无法相认的骨肉、回不去的故乡和如影随行的过去。 我的浅见是：文学不是看见，而恰好是看不见。它如烛火，照亮我们幽暗的内心。如果写作是一台手术，那么，我愿自己是那个通过微创便直抵病灶的高明医生，而非开肠剖肚的屠夫。病灶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但表面的快乐随处可见。我看到他们在人前，春风得意；我看见他们在台上，口若悬河。精神与灵魂共舞，悲悯与仁心齐飞。我只能看见我看得见的。至于那些看不见的，就交给文学吧。 《新婚快乐》有两个版本。或者说，同一个真实的核我写了两遍。我总是需要一个与自己相关的核方能写作，像一只蜘蛛需要一根来自自己身体的丝才能编织一片网。我需要那种感同身受。某次家庭聚会，一个亲人讲起一桩隐秘的事：阿尼卡的某人曾将一个孩子给了一个昆明人。这话吓我一跳。我见过那个胖胖的女孩，是某学校的一名足球小将。我也见过她的父母，算是富足的生意人。当然，这不是一个小说。小说的生发点是：某次，她的生父外出打工，路过昆明，求见这女孩一面。这次见面，就是一个短篇小说。它符合我对短篇小说的理解，一个横截面，意味深长。这正如王安忆在为“短经典”系列写的总序里说：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如今想来，《新婚快乐》的材料纯度是足够的。难的是匠人的手艺。在第一个版本中，小说的场景是客厅。在第二个版本中，变成了婚礼现场。当然，我更喜欢第二个版本。我觉得婚礼现场的欢乐让那隐藏的悲伤具有了更强的冲击力。 是的，隐藏。欢乐的婚礼现场，空气中隐藏着无数看不到的高压线。我让老莫试探着朝前，尽力去靠近亲情，而又不至于捅破最后一层纸。绷住。所以，这个小说，与其说讲了什么，不如说没讲出的是什么。而且，关于这个小说，我已不想再讲什么。它只是我的一个短篇小说。谢谢《人民文学》和《小说选刊》的编辑老师，让这个关于阿尼卡的小说，让更多人读到。巧合的是，我第一次跟人聊起这个小说，是在颐和园。 评论 | 悬念，或小说的桃花源 贾想 《新婚快乐》是一个关于悬念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婚礼司仪，在一场平常婚礼上，他遇见了奇怪的中年彝族男人老莫。老莫是新娘家以朋友身份邀请的座上宾，但在酒席上，他表现出了远超普通朋友的喜悦。举手投足，仿佛自己是婚宴的主人，而对于成婚的新娘末末，他压抑不住内心对女儿一样的爱护，甚至不惜不合时宜地破坏闹洞房的丑剧，令宾客好不尴尬。 他到底是谁？他和新娘末末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对末末的爱，是父亲的爱还是有别的成分构成的爱？他因为什么等了24年？这种种悬念，小说直到结局都没有点破。因为叙述者“我”是一个局外人，而作为局内人的老莫以及末末的父母，全部发过毒誓一般守口如瓶。“我”问起时，老莫说：“想说的太多了，三天三夜说不完……但有些话，死也不能说。” 这种对于悬念的处理，估计会让读惯了当代短篇小说的读者感到意外。痒没有挠，瘾没有过，故事就结束了。我们的阅读习惯是要求悬念弹无虚发，每一个导火索都要引爆一颗炸弹。这种写作引发的阅读快感会和审美快感混淆，从而让那些在谜底的揭晓中浑身战栗或者泪流满面的读者，错以为这是具有强烈艺术冲击力的好作品。继而是读者判断力的丧失、艺术感觉的钝化、阅读趣味的同质化，最终的恶果，就是文学好坏标准的混乱。 《新婚快乐》绝对不是一部“悬念有用论”的小说。它不利用悬念，不制造有关谜底的奇观。然而，老莫绝不泄密的嘴巴和处处泄密的举止，构成复调一样参差的交响，就是小说的诗意所在。老莫对于秘密的保护也就是对于末末的保护，这种保护的过程本身，就是曲折的爱散发的过程——这已经足够美。作者吹大了一个气球，但不去刺破它，不去靠刺耳的爆炸来刺激读者。相反，他吹胀气球之后，死死扎紧气孔，而后摊开双手放气球升空，升往无边无垠的蔚蓝。这种处理，让小说脱离了那种习焉不察的技术至上，重获了辽阔的迷惑。迷惑是小说的造血细胞，这部小说在护佑它的迷惑。 事实上，悬而未决的小说，恰恰暗示着日常生活对于我们的教导：作为人而不是全能的神明，作为一具单一皮囊内寄居的生灵，我们看到的是有限的，我们听到的也是有限的。生活不爱提供跌宕起伏、渐入佳境的完整戏剧，生活提供的往往是只言片语，是冰山一角，是枕边的泪痕、河边的空鞋与街角的一尾孔雀羽毛。我们的生活中多的不是肯定句，更不是感叹句，而是一个个平淡的问句。毕竟难以探幽索胜的景观太多了，没有小口可入的山峦太多了，无法复行数十步便豁然开朗的事情太多了。 在过于赤裸的世间，保有一些矜持的悬念，一些无法问津的迷障里的桃花源，不是很好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