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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过九十岁生日,所以要休息半天”——访翻译家文洁若

http://www.newdu.com 2019-08-12 文艺报 云韬 参加讨论

    
    萧乾和文洁若
    与文洁若先生初识是在2015年,当时受内蒙古大学萧乾文学馆的委派,我与几位老师到文先生家办理图书和资料的接收事宜。往后的几年里,每年都至少有两次与文先生的近距离接触,每次的程序基本是拜访、接收赠书或衣物家具、请文先生吃饭这几件事。在老人的“后乐斋”里,我看到了与这个时代全然格格不入的一位九旬老人的日常:没有网络、手机、电脑,维持着最基本物质生活的消耗,保持着最大化精神生活的产出。
    几年下来,每年“二度”的文先生拜访之旅便成了每个学期最期待的事,这样一位以“萧乾夫人”而闻名的老人,在我心中却越来越鲜活、高大起来,以至于我有时会记不起她是萧乾的妻子,更多感觉到她是一个笃志于文学与文字,对待工作和生活有一些偏执的老人。我也目睹文先生的住宅从两间变成一间,照片和生活用品多数被她捐赠给萧乾文学馆和其他纪念馆,虽然屋里一直杂乱,但东西在慢慢精简着,最后,照片只剩下四五个相框,最大的是萧乾先生在欧战战场上的单人照,其次是文先生自己的两三幅,接着是她少年时与家人的全家福,最后是她的儿女、孙子孙女的照片。当然,家里数量最多的,一直是书籍、词典和各种纸张。这就像文先生自己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留下的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结缘于译,成就于译
    在文先生的心目中,萧乾虽然已逝,但她通过勤奋工作的方式延续着另一种形式的相守共处。文先生也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回忆与萧乾共同生活的日子,认为合作翻译《尤利西斯》是他们二人之间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当我像许多慕名而至的粉丝一样问起文先生与萧乾初识的场景时,文先生依然很开心地打开了话匣子,说起当年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成立的整理科做校对时,曾拿着存有疑惑的译稿去请教作为文坛前辈的萧乾,从此开始一段风雨同舟的“文学姻缘”的过往。普通的出版社校对者,只需要做到看着稿件梳理文字,校对错字病句,但文先生的认真与敬业驱使她不满足于这些本职工作,同时拿出外文原件逐字核对。当发现有一些译稿与她的想法不合的时候,作为一位职场新人的她产生了疑惑,不经意间敲开了萧乾的家门。现在我深深相信,萧乾当时也一定对眼前这位扎着两条麻花辫、执著而倔强的小姑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面对她的问题,萧乾提出一个总原则,那就是只要不是“黑白错”,就不要擅改作者的译稿,尤其是对于那些已有成就的文坛前辈。“黑白错就是译得不对的地方。”文先生觉得很赞同。“我被他吸引是因为他英文好,还有,他很幽默。”有一次她给萧乾写信,说他“造诣高”,不小心写错了,写成了“造脂高”。“他说我够胖的了,还造脂!他当时确实挺胖的!”事隔多年,文先生忆起此事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笑了很久。谈起家里摆放的萧乾照片为什么只留下欧战战场上歪头笑着的那张,文先生不自觉提高了音量,笑着说:“因为他笑着可爱呀!他照相就喜欢歪着头!”“他那会儿还喜欢抽烟斗,不过跟我在一块儿之后两个月就戒了,这也算是我对他的健康做出的贡献。”原来,婚后的萧乾发现每当自己抽完烟,文先生会把好几扇窗户都打开通风,便知道她很讨厌那个味儿,就自觉把烟戒了。“他伏案工作时,我偶尔会给他倒一杯茶端进去,本来我还想聊点什么,但看他停下笔,意思是你快走这样我就能赶快写。我就不说话,走了。”两个人都休息的时候,文先生会陪着萧乾听一听古典音乐,还有萧乾喜欢的相声。两个人偶尔会闹点小别扭,但最多就是打打“笔仗”而已。
    生活中,为了迁就对方,两人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更重要的是在事业上,两人像产生了化学反应,都有了新的提升。文先生感觉自己的译笔更灵活了,在“信”“达”基础上有了更多“雅”的追求;萧乾在文先生的带动下,把晚上回家休息的时间也充分利用起来,连着翻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在萧乾的所有译作中,文先生最喜欢的还是《好兵帅克》,虽然这是个节译本,但她觉得萧乾的翻译还原了这部小说幽默的神韵。文先生在她的回忆散文《文学姻缘》中也提到这部小说还曾得到陈毅元帅的高度赞扬。
    萧乾是蒙古族,他的《平绥道上》《殇》《草原即景》等篇章,都体现出了他对故土人与物的别样留恋和关切。也正是因此,文先生放弃了多所院校、各类机构的邀约,选择将萧乾的大量生前藏书、遗稿遗作交付内蒙古大学收藏和研究。萧乾文学馆于2008年正式组建,成了目前国内唯一一家集萧乾文学艺术创作经历和作品收集、研究、展示为一体的文化场馆。文先生的选择是对丈夫民族情怀的理解和成全。
    笃志翻译,矢志不渝
    年过九旬的文先生,在规划未来时不时提到100岁这个时间节点。“杨绛活了105岁,周有光活了111岁,我也还且活呢!”文先生计划在100岁前后开始撰写回忆录,出版作品全集。“等我忙完了手头的这四本译作,以后就不再接翻译的活儿了。”文先生说在自己的作品中,相比译作她更看重创作,尤其喜欢纪实类散文创作。目前文先生的弟弟、远在日本的文学朴,已经给文先生寄了一些他收集的资料,“包括关于人怎样长寿、名胜古迹比如寺庙的材料,都是比较新鲜的,总之我以后要写一些有历史痕迹的东西”。文先生手头有三本“书债”,分别是松本清张的《热绢》、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幸田露伴的《捕鲸记》。听到她正在翻译一本松本清张的小说,我提起现在的大学生读日本侦探推理小说更喜欢东野圭吾,文先生表示惊讶。“还有,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太宰治呢?《人间失格》直译应该是《没有资格做人》。我曾问过人,说读者能理解《人间失格》这个书名。有人表示,还是用《人间失格》吧,大家都认可了,再改不好。”《捕鲸记》由文先生和文学朴合作翻译,文学朴已经翻译了第一遍,就等着文先生帮他对照原文审阅第二遍了。“还有三浦绫子的书我也可能要翻译一些。我翻译过她的《十胜山之恋》,曾经联系她问怎么收稿费,她说,‘本来我也可以按照现在的收费制度向你们收取稿费,但是考虑到日本人侵略中国那么多年,中国经济上很受损害,我就不忍心再去要稿费了,所以你的翻译、中国人的翻译一概不要稿费’!”1985年7月15日至1986年7月14日,文先生作为国际交流基金的研究员,赴日本东京在东洋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她本来想在暑假期间乘飞机赴旭川看望三浦女士,偶然间看到报纸上刊载的一架飞机失事,500多个乘客只有几个人幸存的新闻,因此没去。回国后,她接到房东转来的一封信,才知道刚好在她回北京的那一天,三浦女士和她的丈夫抵达了东京。倘若她早一天知道,她一定会在东京多住上一天的。
    在她目前所有的翻译作品中,文先生还是最喜欢《尤利西斯》。我提到她在另一个访谈中说起最喜欢的还有《莫瑞斯》时,她笑说:“是的,那本书是我一个人翻译的,也是我比较满意的,没有劳驾萧乾。”我想,她最看重《尤利西斯》,除了因为这本书影响最大、难度最高,也因为翻译的过程是萧乾、文先生志同道合美好婚姻的见证。由于她刚才提到的这两本小说都是英译作品,我执著地追问文先生最喜欢的日译作品,她想了半天,说:“还谈不出哪个,如果非要问,可能是有吉佐和子的几个短篇吧。”说着,她起身拿出一本厚厚的大辞典,从中找到有吉佐和子的名字,在她名下罗列的作品中,挨个查找,“这个是我翻译的,这个别人译了”。“《青瓷瓶》《红艳艳的西红柿的味道》和《黑衣》是我翻译的作品。这几篇小说内容好,我翻译得也比较满意。有吉佐和子能从历史中的一件小事延伸出故事,我比较喜欢和时代结合比较紧密的作品,而且价值观也要健康。”
    当我谈及现在有一种说法得到普遍认可,说文先生是翻译日本文学最多的翻译家时,文先生笑了,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毕竟她还在持续地翻译,不过她对目前已有的成果数量、字数并没有进行过精确的统计。“我觉得我的风格主要是忠实原著,在忠实的基础上想办法对其进行点缀。比如原文出现了几次‘忽然’,我就让它变得多样化,改成‘抽冷子’‘猛可里’什么的,这都是我查出来的。我会把好的文章剪下来保存起来,尽量扩充词汇量,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文笔,让读者看了高兴,读起来没有翻译腔。”文先生认为翻译要在“信”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达”“雅”,但“信”是最重要的。前辈翻译家里,钱稻孙是她比较欣赏的,他能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做到文笔优美。
    为父翻译,传承家风
    从家世来说,文先生算是出身于真正的书香门第。据文先生讲,她的祖父做过广西、山西等地的县令,家里之前还留有祖父觐见皇帝时穿过的官袍、祖母的诰封,但后来基本都被变卖了。萧乾文学馆至今还保存着两块大红色的枕套,是文先生用她祖父下属送来的两块红布缝制而成,枕套的一面写满了满文,另一面有“知府愚侄李璲顿首拜书”字样。“大伯父当时在海关工作,大伯母姓吴,是卖茶叶的吴裕泰家的后代。”文先生的父亲文宗淑在同辈兄弟中是最出色的,23岁考上了高等文官,1916年赴日本在神户当过总领事,后来在我国驻日使馆任三等秘书。1936年,他被免职返回北京。一家人回到北京后,生活陷入困顿,文宗淑变卖家产供几个孩子读书。1946年,文宗淑回到家乡贵州定居,贫困潦倒,郁郁而终。“我父亲在老家的房子虽然很破,不过祠堂却很体面,都是砖砌的,据说在当地还成了旅游景点。”
    在与文先生谈起她的家人时,她提及最多的还是她的父亲。“从打7岁起,父亲就使我养成了孜孜不倦地读书的习惯。当时我们住的那座四合院,有祖父、父亲和姐姐三代人买下的几屋子书,我们用不着去图书馆,就可以徜徉于书海中。”文先生在《文学姻缘》中如是说。文先生的父亲勤奋、自律,喜读中国古典文学、历史书籍,古文功底很好,闲时喜欢吟诵诗词,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他自己也会写一些东西,比如他通过阅读报纸分析时局产生的对中日战争格局的深度思考,曾被萧乾看到并感佩其拳拳爱国心,可惜后来没有保存下来。“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一辈子没出过书,所以我从事翻译和写作也是为了完成我父亲未竟的愿望。”说到生活中和父亲的相处,文先生记起她10岁左右的一件事。那一次她的父亲夜里11点多才回家,家里人都已休息,只有文先生还在用功。她听到父亲按门铃的声音后打开了门,发现父亲还没有吃饭,便主动为父亲煮了一碗面,放了西红柿和鸡蛋。“当时我用的是小锅,下面要烧煤球,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煮好,我父亲把汤都喝光了。”文先生忆及此景,露出甜甜的笑容。“还有一件事,家里还富裕的时候,吃饭时备了茅台酒,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我父亲说,这孩子有酒量,我就特别不爱听,后来坚决不喝酒,偶尔在宴会上为了不浪费也会喝一点。”文先生原来叫文桐新,后来姐妹几个都改了名字,大姐给她起了“文节若”,她父亲改成了“文洁若”,就这样一直叫了下来。后来,“桐”字给了萧乾和文洁若的儿子,也就是萧桐。“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启迪就是以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首先要把书念好!”
    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文先生也很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和小说,尤其喜欢杜甫、白居易和《红楼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琵琶行》《长恨歌》等都是她张口即来、背得滚瓜烂熟的诗歌。《红楼梦》是她幼时在父亲的书橱发现的,当时那个版本还是宣纸手抄本,叫《金玉缘》,“如果能保存下来就好了,可惜不见了”。她觉得中国小说里《红楼梦》写得最好,哪怕在亚洲文学中也能排第一。“不过贾宝玉也有伪善的一面,他只会到王夫人那里撒娇,可是不会替丫环们说几句公道话。而且他只喜欢年轻的、漂亮的,这也有问题,谁不会老啊?”
    文先生现在与弟弟文学朴往来密切。姐弟二人常常合译日本作品,比如已经出版的松本清张的《深层海流》(2012),还有正在进行中的松本清张的《热绢》和幸田露伴的《捕鲸者》。
    生活中的文先生
    “人活得不能太轻松,不能放弃不间断地思考,否则就会变成胖子,变成痴呆人,还会一无所成。”文先生不止一次和我们说过,她长寿的秘诀就是不要活得太舒服。但是最近几次见她,我发现她的说法有所调整,她开始量力而为。比如现在她每天要求自己一定要睡够8小时,而年轻时的文先生,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
    对于文先生的工作状态和态度,几乎每一个来访的人都会自叹不如。文先生平时没有任何休闲和娱乐,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基本上都在工作。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去北京为文先生庆贺90大寿,我中午送她回去休息,她很开心,嘴里念叨着,“今天我过90岁生日,所以要休息半天,下午我就不再工作了”,说罢躺在了床上。不过,文先生的那张床,其实只是客厅里的一张长沙发,放了一个厚厚的棉垫子和一床被子,也便成了床。这样,她的活动空间便集中在客厅里,里屋的那张大床反而闲置了,成了储物间,放满了书和杂物。“我现在每天6点准起,7点开始工作。白天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要求,就看能出多少活。中午累了我可能会躺半个小时左右。下午5点我会下楼拿报纸。”吃完晚饭,文先生会看看报纸,晚上再工作一会儿,10点准时上床睡觉。文先生的日历上,每一页都详细记录了当日的成果,譬如2019年2月20日记着:“P19~22,四页(800字)”。
    先生极为大方,屡屡将刚收到的稿费捐给萧乾文学馆,支持我们的工作,即使我们一再告诉她,我们有学校和自治区社科联的专项经费,并不缺钱,依然无法推脱她的好意。每次去,文先生都会主动给我们签名赠书,让我们先把名字写在她的草稿本上,再对照着一笔一画仔细写上。
    “《萧乾全集》会在202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关于未来,文先生的规划就是——多写。可以说,翻译、写作,便是文先生与萧乾和这个世界建立的最深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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