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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否定 2003年，德国发生了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这一年是阿多诺百年诞辰。整个国家倾巢而动，以一些实在令人惊讶的方式来拥抱这位变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全国各地都有阿多诺“纪念活动”——这种尊崇让人想起卢梭笔下的“公民宗教”。在法兰克福，现在有一个阿多诺广场及其胸像。阿多诺一家位于不远处的阿莫巴赫的度假屋变成了准官方的朝圣地。举办了太多讲述他生平与思想的公开展览。甚至举办了以他的作品为主打的公开音乐会——大部分都类似于维也纳派音乐的拼凑。这些还不够，另外，他的音乐还出了价格实惠的CD。考查他重大思想轨迹的纪录片在德国电视上播出。广播节目关注他对战后德国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影响。此外，理所当然，必须发行印有他肖像的邮票。主要大学都举办了沉闷的学术会议，德国教授们悉心索解阿多诺神秘的话，比如“哲学家是救赎动物的凝视之中的内容。”（阿多诺曾提过“真正的思想是那些不理解自身的孤独”。）许多卷册先前未发表的信件、讲座课程的转录稿，以及一批简明的传记纷纷问世。 自居为诗人与思想家之国的德国对这个死了三十四年的左翼流亡哲学家如此上心，为什么说这是一件奇事？因为，自他大约在1951年结束美国流亡回到德国，到他在1969年早逝，阿多诺专注于告诉德国人他们不愿听的真理。这些努力的最高峰乃是他在1959年的演讲“修通过去意味着什么？”——这一演说在今日重读依旧有敏锐而坚定的政治洞见。而且，这个讲座的时间十分关键，此时联邦政府正受制于战后以来最糟糕的一次新纳粹崛起。那一年，右翼暴徒在全国各地以万字符亵渎犹太墓地。一个小规模却顽固的极右翼政党国家民主党（NDP）开始了它令人忧心的政治复出。 如阿多诺那时观察的一样，相比正面反对联邦共和国的反民主力量（国家民主党不久前的得票），他更关注联邦共和国内部的反民主潮流——这股潮流在人员构成和心态上都与纳粹时期一脉相承。他的演讲来得恰逢其时，正面迎接了这个挑战，抓住了弗洛伊德“修通”（work through）这一比喻——这是对德国1933到1945年灾难的一次算不得隐微的影射。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直到那时，阿多诺的同胞们还尖锐地反对承担这一灾难的责任，更愿意安然满足于一系列华而不实的半真理与合理化说法：德国人同样也是希特勒的受害者；盟军的战争责任与德国同等；由“世界共产主义”形成的战后威胁证明了，就他对东线战场的顾虑而言，希特勒归根到底是对的。从这里到得出“希特勒在其他方面也是对的”这样的结论就只是一步之遥了…… 阿多诺对此毫不苟同。他认为，但凡涉及到这个国家过去的罪恶，他的同胞德国人就屈从于一种使人变得孱弱无能的集体压抑（Verdrängung）。为了利用弗洛伊德的“修通” (Aufarbeitung)过程这个概念，阿多诺试图将精神分析概念从个体层面上升到社会心理层面上——这种做法乃是193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法论标志。这位哲学家凸显出德国人那臭名昭著的“无力哀悼”（这是亚历山大·米切利奇和马格丽特·米切利奇二人的一本突破性作品的标题）已经到了造成强烈而持续的大众心理惰性的地步。而这是因为，一个系统地拒绝承担其历史过去的国家是不能超越这些过去的。过去总是作为“创伤”而无法逾越；民族意识的前进之路被阻断了。相似的说法在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中也出现，小说中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嘲笑他同胞战后感情淤塞，以至于他们为了流出眼泪必须组织切洋葱仪式。 阿多诺因其努力而遭到嘲笑和轻蔑。因其勇敢地刺破德国的集体自我合理化，他被人粗暴地指责为白眼狼。这是因为，随着战争爆发，阿多诺没有得到终身教职，德国同胞们嘲弄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的职位乃是“补偿教席”，即暗示他根本配不上。讽刺的是，他在1950年代受到不公平嘲讽的原因正是他在百年诞辰受到过度恭维的原因。 如果说在1950年代阿多诺遭受了德国右翼不公正的诋毁，那么到了1960年代，他则受到相反方向的攻击——也就是左翼学生。令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哑口无言的是，德国SDS（社会主义学联）挥舞着盗印的法兰克福学派经典文本，抢占了政治舞台。德国政治变得过热。激进学生认为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于是他们就采纳了一套反法西斯信条（antifa），并自认为是一场新“抵抗”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次，他们将赢下他们的德国左翼先辈在1930年代早期屈辱失败的内战，这真可谓“强迫症”的经典案例。 面对左翼威胁，德国右翼反而能够安然退回到其标准的备用威权主义政治模式。政客和舆论领袖怒斥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培植了一种导致恐怖主义的知识氛围——这里恐怖主义暗指的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可笑的恐怖行动。那他们何罪之有？他们罪在鼓励“批判思维”，从而摧毁了家庭、教会与国家的权威，由此招致无政府主义。德国保守主义者重新搬出经典的（尽管也是老掉牙的）欧洲反启蒙论调，认为批判理论家公开地实践一种“文化恐怖主义”，威胁之大，足以动摇基督教西方的基础。至于阿多诺等人其实明确地反对过“议会外反对党”（APO）或反威权左翼学生的盲动，虽是事实，却无关紧要了。在德国右翼看来，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着“自由思想家”的巢穴。如此一来，他们“客观上”就是有罪的。 随着红军支队的恐怖分子绑架并处决了雇主协会会长施莱尔（Hans-Martin Schleyer），一种类似的歇斯底里症在1977年“德国之秋”再一次以一种类似的歇斯底里侵袭了这个国家。“思想根源”的罪名又一次指向了法兰克福学派，尽管此时包括死于1969年的阿多诺在内的几乎所有学派创始成员都已经身故。法兰克福学派在战后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引发了如此多的聚讼与纷争，有鉴于此，阿多诺在2003年被封圣似乎加倍令人称奇。 天才崭露头角 西奥多·阿多诺是一位法兰克福商人与一位意大利歌剧演唱家玛利亚·卡尔维利-阿多诺（Maria Calvelli-Adorno）的孩子，后者赋予了他异乎寻常的音乐天分。托马斯·曼在《小说的故事》中毫不夸张地把阿多诺形容为“智慧超卓之士”，并引用一个美国歌手的观察：“简直不可思议！他（阿多诺）了解世界上的所有音符！” 作为一个年轻人，被熟人们亲切地称为“泰迪”的阿多诺十分早熟。在15岁的时候，他与比他年长14岁的评论家、电影学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克拉考尔的最知名的作品乃是他对魏玛时期电影的经典研究《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1918年，他们两人共同逐字逐句地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们也频繁地一起度假。他们的友谊包含了一种深厚的同性恋部分，让人想起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圈子。（格奥尔格圈子当然是一个男士俱乐部，以其天赋异禀而又魅力非凡的领袖的种种带有威权风格的行为著称。）这件事在2002年克拉考尔给社会学家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的信发表后泄露出来，激起了关于这层关系的流言蜚语。如克拉考尔在1924年的信中所坦承：“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对这个人（阿多诺）感到了不自然的激情，对此，我终究只能用一个事实来做解释：我在非肉体意义上是一个同性恋。如果不这样解释，我能否认为我想念他并因他而受罪就好比一个爱人想念他心中所爱？” 1924年，阿多诺观看了阿尔班·贝尔格歌剧《沃采克》（Wozzeck）的一次惊艳的演出，这巩固了他对维也纳派“新”或“现代”音乐的嗜好。这些作品刺激他搬到了奥地利首都，直接向新音乐大师学习。阿多诺随后以勋伯格的阐释者而扬名——后者十分难处，据说他对独裁权力有着贪得无厌的需求，较斯特凡·格奥尔格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阿多诺来说，勋伯格音乐（尤其是中期勋伯格，“无调性”音乐的大师）的品格就在于坚定地拒绝提供意识形态玻璃窗，用来装饰一个颠倒的社会世界：在这个社会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日益被物或商品之间的关系所支配。无调音乐作品坚定地拒绝以音乐为“慰藉”的观点：为一个“彻底宰制的世界”裹上糖衣。以阿多诺的观点，拒绝协调、支持无调，让新音乐坚定地阐发了一种有关社会痛苦的语言。在晚期资本主义之下，音乐像所有艺术一样，早已变成了对无所不包的消费社会服服帖帖的奉承。音乐堕落为应用音乐：成了百货商场的“装饰”伴奏。如阿多诺所观察的：“如果说音乐因其视觉意象的缺席有优于其他所有（艺术）形式…那么，它终究还是充满活力地扮演了资产阶级艺术工作的虚假角色…勋伯格宣称他独立于此类艺术…。他的音乐拒绝宣称普遍与特殊已然和解。” 但为了胜过“全面宰制”的恢恢天网，新音乐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坚定地弃绝消费资本主义的诱惑，新音乐变得日益晦涩而又难以接近，以至于只有“专家”才能理解并欣赏。如此一来，它就丧失了宝贵的交流潜能，并陷入了在自我孤立的小圈子内孤芳自赏的危险境地。 阿多诺对新音乐的许多洞见都成型于1923年前后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这能解释为何他有时过于焦虑地力图将音乐的发展视为资本主义发展或“社会现实”的表现。不过，阿多诺对音乐问题的认识是如此深刻而透彻，以至于他在做出上述对照之时会让精力不足都显得是愚蠢。 在1924年的《音乐哲学》中，阿多诺将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加以对照并推崇前者，而后者致力于吸收阿多诺视为“倒退”的传统民间主题，他认为这是企图为物化社会中的公众提供一个兄弟情谊和社群关怀的假象，而就在这个物化社会中，其实大型组织（包括公司与国家官僚）正持续不断驱逐社会自由的潜能。对这位俄罗斯作曲家，阿多诺如此直率评说道：“表面上是主动回归到过时的主，但这种回归透露出与这个时代的毁灭趋势更为根本的合谋”——就此他就暗示了斯特拉文斯基的作曲实践与欧洲法西斯主义（即所谓“时代的毁灭趋势”）的直接联系。 勋伯格本人对阿多诺的这些想象性的阐释突袭战异常疏远。他私下对阿多诺评价颇低，而阿多诺就其外貌来讲也确实成不了任何“选美小姐”活动的候选人。他有一次曾直言不讳地说：“我真的没法忍受他。”虽然勋伯格并非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爱好者，但在读了阿多诺持续不断的控诉之后，他立刻想跳到维护作曲家的立场：“（阿多诺）谈论斯特拉文斯基的方式令人作呕。我当然算不上斯特拉文斯基的仰慕者，尽管我喜欢他作品中的一些片段——但也不应该这么乱写他。” 艺术的救赎香膏 1920年代，阿多诺在法兰克福与结识了瓦尔特·本雅明和马克斯·霍克海默，这两人都对他发挥了决定性的思想影响。本雅明具有十分罕见的哲学与文学敏锐性，他在很多方面都为阿多诺的未来发展树立了尺度。在1920年代，本雅明已然认识到法国文学先锋派的精湛之处，比如波德莱尔、普鲁斯特（两人都是本雅明译介的）和超现实主义，这比这些先锋派流行起来并成为学术界“研讨班文学”磨坊的原材料可要早了许多年。本雅明相信他们的文学努力的关键就在“体验”这个，而这个概念近似于柏格森的“被体验的时间”（temps vecu）的概念。借助这个概念，这位法国哲学家试图将西方科学所规划出那种贬值的、“工业化”的时间与人类主体性所特有的那种非量化的时间之流加以对比。以狄尔泰、斯宾格勒与路德维希·克拉格斯为代表的德国生命哲学家也有相似的关注。然而，他们的论述却怪异地以一种反动与反民主（更不必说还有反犹）语调来表达。 本雅明矛盾而冒险的终生计划就是挽救活力论（vitalism）的解放潜能，以为政治左派的目标所用。在他关于超现实主义的里程碑式论文（1928）中，他把这些意图做了恰当的总结，宣称他的目标是“为革命争取那种令人陶醉的能量”。他关于巴黎拱廊街的残篇——也就是如今被称作《单行道》的作品——代表了这些努力的极致。 如果没有本雅明的这些开创工作，那么如今以《文学笔记》为名出版的阿多诺文学批评集就是无从想象的。依据他的判断，在一个主导的哲学方法（即实证主义和生命哲学）已经放弃了自身的批判使命的世界，只有艺术作品具有诉说真理的准神学能力——或者用阿多诺所偏爱的一个表达，就是“用合适的名字称呼事物”。 比阿多诺年长11岁的本雅明于1925年向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递交了《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以申请教职。审阅者粗暴地驳回了他的论问，将认为他上交的作品就是一种挑衅。其中一位审阅者说他一个字也读不懂，另一个则用讽刺而精炼的口味宣布：“不能让幽灵取得授课资格。”本雅明的学术生涯就此告终，从此他也千方百计地奚落这一行当。 不过，这部作品深奥而复杂的《认识论批判 代序言》之中却蕴含着一种革命性的哲学方法的萌芽，在很多方面对阿多诺未来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文中本雅明哀叹系统哲学在经验上的贫瘠，并提出他自己的“意象主义”方式——用“星丛”来思考。“理念与物的关系就如同星丛与群星之间的关系。”本雅明富有诗意地论述道，“理念是永恒的聚阵结构，包含着作为这样一个结构之连接点的现象元素，由此现象既被分解又得到了拯救。”理念通过将洞见聚合成一个类似蒙太奇的构造，就能避免实证主义者对哲学原初使命与视野的拒斥，那就是把握绝对。通过使用“星丛”这个概念，本雅明指向了柏拉图形而上学（即理念论）的本体论-神学渴望。 阿多诺对并列式哲学方法的偏好（这在后来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与《否定辩证法》等巨作中得到了示范）就是直接受到了本雅明上述段落的启发。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反复表示他对本雅明深刻而富有灵感的本体论渴望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与真正的唯物主义方法不符。相应地，阿多诺自己的星丛理论接近“否定神学”。本雅明思想倾向于救赎或“和解”（Versöhnung）的状态只能以否定的方式（ex nagativo）演绎出来：拯救或和解将是当前这种堕落状态的反题。基于这一原因，阿多诺喜欢引用F.H.布拉德利的洞见： “当一切都坏之时，了解最坏的那一个一定有好处。”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就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针解毒剂，黑格尔辩证法混淆了“真实”与“合理”，从而对历史性的当前状态大加颂扬，连所有弊端都不例外，这种辩证法也因此受到应有的指责。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都厌恶黑格尔意义上的“合题”环节。但一定意上，对“否定”的不懈坚持在理论上却似乎是自我挫败的。毕竟，如果所有改造“彻底宰制的世界”的努力到头来都不过是增强其全知全能，那么所有实践上的干涉——即所有实践——就会显得毫无意义。在1960年代，阿多诺被迫回应“辞职”的指控。如人们意料的一样他极其优雅而有力地做出了回应。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阿多诺与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初次邂逅让他时来运转。1940年代，在流落加州的太平洋帕利塞德地区期间他们合作写出了《启蒙辩证法》：从纳粹的野蛮主义这一史无前例的文明倒退出发，全盘重新阐释西方文明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接受史中的一大悖论就是这样一部明显没有代表性的作品却阴差阳错地成为该派的标志性理论成就。 鉴于这一怪异的事实，就很有必要指出一点，尽管两人有一系列显著的生平联系——两人都是左倾的，都是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有一个相同的哲学导师（新康德主义者汉斯·科内柳斯[Hans Cornelius]——讽刺的是,他就是拒绝本雅明职位论文的人）——但是，他们在知识上的合作并不是天造地设般地契合。早期霍克海默深受“哲学唯物主义”的影响，这种哲学取向源于鼎盛时期的启蒙思想（拉美特利、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以及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他关于这些人的讲座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发展是有趣的读物与谈资，如今可见于他的作品集）。照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类唯物主义者的看法，德国观念论（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与谢林）的学都是在认可并赞美德国的专制主义社会关系。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就将普鲁士美化为“历史理性”的巅峰。他们的哲学本身就应该经受一次去神秘化，也就是使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溶剂，来一次知识与政治的大揭露。 虽然阿多诺也偶尔调用唯物主义观念，但这些引用总是看起来近乎敷衍。鉴于他在美学与音乐方面的背景，更不用提他亲近的本雅明公然着迷于卡巴拉派数字占卜的神秘之处，他的方法就与霍克海默拒斥的所谓观念论幻想更为亲近。德国观念论的一个标准比喻是认为每当世俗知识有缺憾时，艺术就要填补这一空缺。这一趋势明显见于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与谢林的《艺术哲学》中。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如法炮制，宣称音乐拥有表述自在或本体真理的救世能力，这种能力非人类认知所能企及。 阿多诺的哲学发展以死后出版的《美学理论》告终，也走上了相似的路径。他相信那种哲学，在二十世纪以实证主义为体现的哲学，已经放弃了自身的批判角色，并自贬为科学与工业力量的仆人。他认为社会批判的薪火已然交接到一小部分“艰深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典范手中：勋伯格、普鲁斯特、卡夫卡与贝克特。在阿多诺看来，只有他们还保有通过“用合适的名字称呼事物”这种准神学能力来揭露社会压迫的能力。阿多诺日益不相信推理式理性的诡计，他效法尼采，将这一理性与一种宰制和掌控的意志联系在一起。他在《否定辩证法》中简洁有力地说道：“哲学的原罪就是它试图通过概念手段抓住非概念的东西。”换言之，对阿多诺来说，认知行为本身就变成了社会控制的一种表现。只有艺术与美学——艺术的哲学补充——保留了消解由科学和知识（这里的知识就是“工具理性”的体现）所造成的伤害的能力。然而，很明显，一旦将知识割让给敌人的领地（即宰制的力量），那么批判思想的出路便不复存在或至少聊胜于无了。因此，阿多诺的哲学冒险就变成了对自身知识上的无能的一种诡异的宣告。这就仿佛哲学的存在理由被削减成为对其之前的罪恶的认错。 解除禁忌 欧洲的自由派认为犹太问题可以通过同化来解决。然而，等到这个办法的成功远超任何人的预期之时（事实上，到19世纪晚期，接受了德国生活方式和道德的犹太人无论在职业上还是文化上都很繁盛），诋毁者也接踵而至。反犹主义者声称，无论犹太人多么努力，他们还是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德国人——这种指责我们可以在瓦格纳的《音乐中的犹太人》（1850）这篇具有瘆人的先见之明的文章中读到，这篇文章结尾处很露骨地呼吁将犹太人逐出（Untergang）德国人的生活。种族反犹主义正是这种心态的一个有害后果。因而，就连改宗信仰的犹太人都被拒绝接受。有些悖论的是，有时候，犹太人自己都对他们惊人的社会融入深感恐惧。毕竟，如果“成功”最终意味着抛弃一整套挚爱而历史悠久的信仰体系，那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当代犹太人中流传着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正因为有了大屠杀，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反犹主义者曾几十年不懈地抱怨犹太人对德国生活的过度影响。诡异的是，在大屠杀之后，他们最深切的恐惧似乎真的实现了。在德国—犹太问题上，奥斯维辛成了早已失去的天真的一道护身符。如今，一旦面对犹太问题，德国人必须谨言慎行。战后，在康拉德·阿登纳主掌之下，赔偿犹太人成了德国重新被国际社会接受的一项核心前提。对德国人来说，大屠杀的沉重遗产之一就是，哪怕最轻微的恐犹言行听起来都与“最终解决”脱不了干系。 极端的历史与心理负疚不可避免地会滋生怨恨。而在德国，这种情况更被一个事实进一步加剧，那就是，这个国家负疚的对象——犹太人——恰是其一度打算从这个星球上抹除掉的。在德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很多人都暗中希望希特勒真的干成了才好，要想否认这一点就是幼稚的。 这种对道德负疚的极端不适所采用的表现形式就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见诸行动”（ “acting out”）。近来的德国文化生活充满了反犹妄想症的粗鄙宣泄，一些人力求“平衡”出自官方命令并且给人造成沉重心理负担的爱犹主义。1980年代中期，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提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正当的，因为犹太事务局曾说过，在世界大战中，犹太人应该将自己的命运投注在西方民主国家那边。若干年后，电影制片人汉斯·尤尔根·西贝尔伯格（Hans-Jürgen Syberberg）出版了一本恶毒的小册子，题为《论战后德国艺术的幸运与不幸》，声称战后的德国文化生活已经被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本雅明之类犹太移民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所霸占。于是，西贝尔伯格毫不客气地重新搬出了瓦格纳的话，犹太人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德国人。 在1990年代两德统一之后，这股潮流声势渐长。很多书和文章冒出来，呼吁德国人认真考虑纳粹的“正面”意义——就仿佛可以把纳粹政权造成的数百万人的死亡仔细切分一般。像《水星》（Merkur）杂志的主编卡尔-海因斯·博雷尔（Karl-Heinz Bohrer）这样的舆论领袖和文化要人出来指责他们的同胞缺少做德国人的勇气——至于德国人要怎么界定，那就不管了。（公平起见，有必要指出，战后几十年内，存在一个不明说的禁忌，就是在纳粹之后不去触碰德国人认同这个话题。）很快，禁忌纷纷解除，防洪闸门渐次开启。1999年，德国小说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声称德国人已经被犹太人拿着大屠杀当“道德短棍”打得服服帖帖了。两年之后，瓦尔泽又证明了他之前引发的乱子绝非侥幸，因为他写了一部小说，其中幻想着要谋杀德国最杰出的犹太文学批评家马塞尔·雷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 Ranicki）。 气焰最盛的报刊是《法兰克福汇报》（FAZ），这是该国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自统一以来，《法兰克福汇报》越来越趋向右倾：贬低六零年代的遗产，迎合历史修正主义的论调，推崇民族同质性的价值，颂扬类似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这样有污点的文人，大肆鼓吹德国中心论的地缘政治要求。《法兰克福汇报》还曾不声张地给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登出了一份大大的讣告，并且还曾刊登了苏台德日耳曼人民族统一党人的来信，信中声称他们也有权参与决定捷克共和国的未来。《法兰克福汇报》的社论作者们幻想着德国在东方的“地缘政治使命”，这个概念不禁让人想到众所周知的“东进运动”（ “Drang nach Osten”），而这个“东进运动”的理想早就已经随着陆军元帅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废墟中的投降而奏响了哀乐。 在其最近被译为英文的《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Adorno: A Political Biography）一书中，《法兰克福汇报》记者洛伦茨·耶格尔（Lorenz Jäger）频繁运用了德国极右翼所钟爱的一项修辞策略。他引用一些先由其他人流传开来的反犹谣言，这样一来就聪明地同时一方面将他自己与这些人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赋予他们一种貌似言之有理的假象。这就好像他在说：“我并不分享下面这种观点，但有一些人是的，而他们要说的则是。”等到读者读完了这个段落，好也罢坏也罢，谣言已经放送完毕，而伤害也已经造成了。 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纳粹炮制的所谓“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战争的最后几年就是靠这个修辞将纳粹政权的两大敌人，共产党和犹太人，在宣传上绑成一对“双胞胎”。众所周知，纳粹拥护一种虚假的“具有救赎作用的反犹主义”，在这种主义中，犹太人就成了纳粹所要反对的一切东西的替身，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神论、现代主义、工业主义，等等。无论是什么挡在第三帝国面前，背后一定是犹太人。在1943年的一场演讲中，戈培尔为了在惊人惨败之后争取国内对东线战事的继续支持，公开声称只有犹太人是唯一从战争中得利的群体——尽管他明知最终解决当时正在逐步完成。 而在他的叙述来的一个紧要关头处，耶格尔战略性地提到了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他看来，这个词尽管“言过其实”，却仍然是一个很有解释效力的概念。读者被无情地引向这样一个结论：“好吧，也许希特勒和他的团伙的恐犹症终究算不上彻底疯狂。”如此一来，耶格尔就将修辞上的花招变换成一种高超的技艺。 一开始，为了先发制人地将自己排除在外，耶格尔欣然承认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正是种族灭绝的一个借口。但是接着他以一种侧翼包抄的战术，用左手拿掉了他右手立起来的东西。正如耶格尔在紧接着的下一句所说：“尽管有着蛊惑人心的夸张，其中还是有着些许真理。”最初似乎只是纳粹妄想症经典例子的东西现在却应该加以严肃的细查了。 证据呢？诸如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和科特·艾斯纳（Kurt Eisner），贝拉·库恩（Béla Kun）和卢卡奇（Georg Lukács），罗莎·卢森堡和保罗·利瓦伊（Paul Levi）这样的犹太人都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换言之，只要搜查得足够卖力，那么几乎在每一张床底下都能找出一个犹太共产党。但在这群凶神恶煞般的犹太共产党人之间却有着重要而巨大的学说差异。罗莎·卢森堡就是布尔什维克专制主义的一位尖锐而又坚定的批评者。而对于兰道尔和艾斯纳所拥护的理事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的那种“直接民主”气质，最大的赞扬者莫过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位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极权主义批评者。 耶格尔对这些差异一笔带过或者忽略不提。此外，如我们所知，大约到一战时，欧洲犹太人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行业都取得了成功。被共产主义吸引真的如此不同寻常？尤其还要考虑到这是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在这些地方，作为对犹太人同化惊人成功的一种恶毒抗拒，反犹主义获得了新生。也许这是耶格尔有选择地忽略掉的又一件小事？几乎所有法国共产党都是天主教徒。那么在共产主义和天主教之间是否也有特殊的亲和关系？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耶格尔都公然沉默不语。 耶格尔的另一个大有问题的做法就是投机取巧地引用一些贬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评语，而做这些评价的人本来是耶格尔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宁愿回避的。最严重的例子就是他极大地倚仗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因为这位共产党剧作家写了一整本书（就是所谓Tui这本小说）来嘲笑法兰克福学派的奇形怪状，所以他就成了一个特别丰富的源泉。例如，下面是布莱希特在1941年的流亡者晚会之后的一则尖刻的日记：在鲁尔夫·纽伦堡家中的花园聚会上，我们遇到了两个小丑，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两个来自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的衰人（Tuis）。霍克海默是个百万富翁。波洛克来自一个只能算过得去的家庭，所以只有霍克海默花得起钱，到了任何地方都出资买一个教授席位，为“研究所的革命活动提供一片阵地”。这回是在哥大……靠着他们的钱，他们养活了十几个知识分子，作为回报，这些人要为他们提供著作，但不保证有杂志会发表。所以不妨说“这些年来他们主要的革命义务就是为研究所省钱。” 布莱希特的刻画诙谐有趣。然而，我们不禁好奇，耶格尔把这则逸闻放进书中背后有何意图，这事可与他的主人公阿多诺没多大关系。耶格尔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德国反犹主义背后“真正的原因”，他暗指法兰克福学派不敢提及这些原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原因足以证明反犹主义至少具有部分历史合理性。如此一来，耶格尔就与德国极右翼圈子中另一个流行的论调眉来眼去：犹太人自己要为反犹主义负责。因此，在德国人这里，反犹主义就成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正当防卫。 耶格尔的副标题，“政治传记”，有些怪。因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可能是政治上最为单纯的人。在某些方面，他就是托马斯·曼所谓“非政治的德国人”这个类型的左翼版本。1930年代期间，纳粹日益勒紧了政治绳索，但阿多诺并不情愿离开德国。1934年，他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施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的诗写了一篇阿谀奉承的评论，希望以此改善自己的发表前景。当这个妥协在战后曝光之时，它成了一个大大的尴尬。阿多诺为了自卫，把矛头对准了他的死敌海德格尔，他说海德格尔的哲学跟他自己的哲学不一样，“其最深处的内核就是法西斯主义的”。 写一部阿多诺的“政治传记”似乎有些不合算。只有在一种意义上耶格尔的研究可以被理解为“政治的”，那就是，这本书为作者本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能够一次性解决与一大串敌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共产党、犹太人，以及前68年人（ex-68ers.）。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 任何试图理解阿多诺政治遗产的人都必然要遭遇一个悖论。一方面，他是《启蒙辩证法》背后的哲学灵感，而这部著作以一种反直觉的方式，在启蒙运动时代那里探寻纳粹野蛮主义的根源。在一个以攻击启蒙运动为乐的文化中，这本大受追捧，这并不足奇。这本书的论点大错特错。纳粹的兴起的是启蒙失败的体现，而不是启蒙过度所致。正如戈培尔在希特勒掌权几个月后所说的：“1789年今后要从历史中抹除。”第三帝国正是启蒙运动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反题。 如果阿多诺真的遵从自己哲学的刻板规定（首要的规定就是将“理性”等同于“宰制”），那么他在理智上将无所作为。与此类似，如果他当真认可他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诊断（他常用一个斯宾格勒式说法，将这个时代描述为“彻底管制的世界”），那么在纳粹意识形态独占十二年之后再为了民主公民生活的价值而去启蒙他的同胞，这种做法也就毫无意义了。 说到民主教育的问题，阿多诺起到的作用就是德国的伏尔泰，而他应该为此得到褒奖。他甚至利用大众传媒（主要是德国的广播）来鼓吹战后德国启蒙的必要性。在《走向成熟和责任的教育》和《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等开创性的演讲中，他反复申说的正是道德自律这个康德论题。这是因为，阿多诺深知，只有培育自律的公民生活的价值观，才能防范极权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正如他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中所说：“关于教育的各种理想的争论比起如下这个理想而言都是琐碎无益的：永远不要再有奥斯维辛。一切教育所对抗的都是野蛮主义………对抗奥斯维辛式原则的唯一真正的力量就是自律，不妨用康德表述来说：反思的力量、自我决定的力量、不墨守命令的力量。”身为批判知识分子行动的阿多诺清楚知道纳粹的成果正是启蒙失败而非启蒙过度的结果。 最后，让我们暂时回到2003年阿多诺被封为经典的场景。不消说，这绝不是法兰克福学派会欢迎的结果。这恰恰不利于他们所支持的立场，对阿多诺来说尤其如此，他的“否定辩证法”作为否定神学的一种，敬重《圣经》对伪神形象的禁忌。 阿多诺百年诞辰的歇斯底里症令人惊恐地想到米夏埃尔·费尔赫芬（Michael Verhoeven）精彩的电影《坏女孩》（The Nasty Girl）的结局。这部电影是根据安娜·罗斯慕斯（Anna Rosmus）人生故事拍摄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巴伐利亚小镇帕绍的年轻女子，他揭露了当地名流在第三帝国期间与纳粹合作干下的丑事。小镇居民用尽一切办法阻挠她。他们咒骂她，打碎她家的玻璃窗，对她和他的孩子下死亡威胁。最后，当暴力行为显然无法震慑到她时，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他们决定拿无数赞美来冲击她，希望通过拥抱她，能够化解她的批判意图。 在阿多诺封圣这件事上似乎也发生了相似的事情。让我们祈求，为了他好，也为了德国好，这些努力不要奏效。 （本文译自Richard Wolin-The Frankfurt School Revistied - 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P.45，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