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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摆脱困扰的出路:文学批评的回归 文学批评是关于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在国内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西方文论”(西方文学理论),当然不能包括或替代“西方文学批评”。如果既不具备文学批评史的系统知识,又对文学批评经典过于陌生,那就必然缺少进行文学研究切实可靠的参照。因此,只有加强文学批评经典、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才能彻底摆脱因“理论”入侵文学研究而造成的困扰。 仅就研究欧美文学而言,除了系统掌握欧美文学通史、拥有阅读欧美文学经典作品的丰富感性积累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知识储备,这就是关于文学批评的系统认识。具体而言,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应包括以下几个层面:(1)系统把握文学批评(从古希腊、罗马至20世纪末西方各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2)精读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著述,即“欧美文学批评经典”;(3)透彻了解与自己集中研究的国别文学史相联系的国别文学批评史(如英国文学批评史、法国文学批评史、德国文学批评史、俄国文学批评史、美国文学批评史等);(4)熟读与自己集中研究的国别文学史相联系的国别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著述,即“×国文学批评经典”。 掌握了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走向,就相当于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绘制了一幅文学批评的“地图”,它是我们了解各国文学批评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出现过哪些重要的批评流派、有成就与影响的大批评家及其优秀批评论著的基本指南。在全部文学批评史中,和我们个人的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国别文学批评史是更应予以关注的,需要我们以更多的时间反复阅读和理解:但对于国别文学批评史的把握,又必须以对于整个文学批评史、至少是西方文学批评史的认知为前提,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出现韦勒克所估计到的那种“荒唐的后果”[3](P47)。 在掌握文学批评史的发展线索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深入研读文学批评经典著述,这些批评经典,就是文学批评大“地图”上的一些最重要的“景点”。这些“景点”即是“经典”,既包括整个文学批评史上的批评经典,也包括和我们的研究对象相关的国别文学批评经典。通过对两大系列批评经典著述的细读,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各国重要批评家们所关注的对象、所关注的问题究竟有哪些,了解他们分别采用了什么样的批评视角、批评方法和具体操作方式,发现他们的批评话语和表述形式呈现出什么样的特色,从而提高自己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能力、概括能力和分析能力,在经受经典批评话语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 中国国内学界在欧美文学批评史的译介、编撰和出版方面已有一些积累,如文学批评通史类的著作有:卫姆塞特、布鲁克斯合著的《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韦勒克的8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王柯平主持“9卷本《剑桥文学批评史》(1997-2007)翻译与研究”,哈比布的《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国别文学批评史类著作有:王焕生的《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译林出版社,1998),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王守仁、胡宝平的《英国文学批评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文森特·里奇的《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汪介之的《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王腊宝等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等等。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已为外国文学批评经典的译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老一辈学者陈燊先生主编的65种“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979-1998)。这套丛书中共有文学批评论著36种。这些批评著作分别论及世界文学经典中的印度两大史诗,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源头、历经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17—20世纪西方文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大作家。入选这套丛书的批评论著均为文学批评史上的代表性著述,而其批评的对象也同样是经典作家作品。这套外国文学研究丛书和它们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文学氛围一起,曾令无数读者受益无穷。另外,国内学界陆续引进的外国文学批评经典,重要的还有勃兰兑斯的6卷本《19世纪文学主流》,戴维·洛奇编的两卷《20世纪文学评论》,“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包括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拉泽尔·齐夫的《1890年代的美国:迷惘的一代人的岁月》、亨利·纳什·史密斯的《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理查德·H.佩尔斯的《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理想》、范怀克·布鲁克斯的《华盛顿·欧文的世界》、埃德蒙·威尔逊的《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罗伯特·E.斯皮勒的《美国文学的周期:历史评论专著》,等等。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批评经典后来都渐渐淡出新一代研究者的视野,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著作。 与外国文学批评经典的隔阂同我们对“理论创新”的盲目追求紧密相关。有的研究者似乎认为,文学研究就是要瞄准所谓的“理论前沿”,而不是要抱残守缺地反复研读那些批评经典。坚持这种观点,其实是没有认识到真正经典批评论著的长久生命力。笔者认为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就有对“经典”的独到理解:“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5](P3-5)这说明了文学批评经典就是这样一些不会过时、应当反复重读、每次重读都会带来新发现的文字。 在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心目中,18世纪英国的萨缪尔·约翰逊就是一位“经典批评家”,甚至是“各民族中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批评家”。在谈到约翰逊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1765)这部批评经典时,布鲁姆指出:“在约翰逊以前,没有人如此表述过莎士比亚那独一无二的压倒性的表现力量”;他还认为约翰逊的《诗人传》(1781)“这部融诗歌评论与文学传记于一体的著作在英语世界中无可匹敌”。[4](P140、P145、P147)因此,约翰逊才成为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专门进行评论的26位经典作家中唯一的一位批评家。或许有人认为布鲁姆偏爱约翰逊,但须知正是在这种“偏爱”或“成见”中包含着深刻独到的理解和敏锐准确的把握。如果说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偶像——心目中最伟大、最神圣的经典作家作品,那么,从事文学评论和研究的人们,也同样应有自己的偶像——心目中最优秀、最出色的经典批评家和批评论著,那应当是我们一生都乐意与之对话和交流的对象。 上文已提及的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就是这样值得始终关注的批评家。他的《19世纪文学主流》(1871-1888)就是这样一部至今没有过时的经典批评著作。著者曾对1830年代的法国文学做过这样的评述:“对艺术自由的狂热,顷刻间占据了所有的心灵”;文学从18世纪的哲学化转而“以艺术的名义和尊严为目标了”;由于司各特、拜伦、歌德和霍夫曼等外国作家的影响,“一种令人联想到文艺复兴的精神创作活动已经开始”;杰出人物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冒犯了一切传统的偏见,并在最薄弱的环节上挫伤了当代的虚荣”;“这个人文荟萃、互相协作的短暂时期正是文学上百花怒放的时期”。[6](P9-15) 如果说,从这一评述中可以领会到勃兰兑斯卓越的概括能力,那么,以下这段关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评价,则显示出这位批评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出色的分析能力: 这本书包含了《新爱洛伊丝》的一切优点,却没有它的任何缺点;它激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在整整一代人中引起了强烈的热情和对死亡的那种病态的向往,在不少情况下还引起了歇斯底里的伤感、懒散和自杀,以致荣幸地被慈父般的丹麦政府宣布为“不合宗教”而加以禁止…… 这篇描写炽热而不幸的爱情的故事,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 维特也不是骑士,而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缩影。他这点有限的空间,却反映了整个世界。他灵魂中的苦恼是预示着新时代的诞生并伴随着它的诞生而产生的苦恼。他最经常存在的情绪就是无限向往的情绪。他属于展望未来、开拓未来的时代。[7](P19-25) 无论是概括还是分析,出自勃兰兑斯笔下的都是以流畅、灵动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大批评家的批评经典的魅力,于此可见一斑。 一些出自诗人和作家笔下的文学评论文章,也往往十分精彩,甚至令人拍案叫绝,如屠格涅夫、海涅、波德莱尔、T.S.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评文字。试看俄罗斯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对《哈姆雷特》的诗行“节律运动”特点的揭示: 莎士比亚的节律是其诗歌的根基……在《哈姆雷特》中,这样的节律最为清晰。它在这里负有三重使命:它是作为刻画某些角色的手法而被采用的;它在声音中具体化,并始终支持着占主导地位的悲剧的情绪;它还理顺了某些粗疏的戏剧场景,使之臻于完美…… 在哈姆雷特打发奥菲利娅去修道院的那一场戏之前,出现了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台词,以及哈姆雷特和奥菲利娅在这令人难堪的场面开始之际彼此交谈的诗句中的最初话语,其中还饱含着独白刚刚停止时的清朗的音乐。就其痛苦的色调和无序性(各种念头在其中彼此追逐、互相挤压,抑制住主人公流露出来的疑惑)而言,哈姆雷特的独白好像是安魂曲开始前骤然响起又突然中断的管风琴的预先演奏。这是在某个时候写就的最惊慌不安和疯狂错乱的诗行,表现的是死神莅临前夕不可名状的忧伤之情,其感情的力量被提升到了客西马尼语调的悲伤程度。[8](P163-165) 从以上引用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他作为莎士比亚多部剧作的译者所作出的如此这般的评论,也再次提醒我们细读、精读作品文本对于批评的重要性。 文学活动横跨18—19世纪的德国大诗人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中有一句名言:“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都是灰色的。”[9](P57)生命与理论的关系是如此,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关系也是这样。趋之若鹜般地追逐所谓的“理论创新”,争先恐后地套用“理论”对作品进行对照检查,甚至奢望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建构”某种无所不包的、大而空的理论体系,事实上是几乎完全忘记了外国文学研究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发现其价值和内涵,并作出审美评价的目的。文学研究需要“创新”,然而热衷于推送或套用国外的某种“新理论”并不是什么创新;只有对人所共见的文学现象有新的发现、有研究者自己的创见才是创新。为了真正形成这种创见,提高解读、阐释和评价各种文学现象的水平,将外国文学研究健康地推向前进,笔者呼吁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外国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批评史的译介、教学和研究,联手完成“科学院版”大型多卷本《西方文学批评通史》《西方文学批评经典译丛》这类学科基础工程,以造福于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未来的整个外国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美)哈罗德·布鲁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6](丹麦)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M].李宗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7](丹麦)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8](俄)帕斯捷尔纳克.文艺随笔四篇[J].汪介之,译.世界文学,201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