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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视为原初的经典信息，那么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则是把原初信息内化自身，有意识有目的地发展具有本土化特点的理论形态。在经典话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世界上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跨文化的全球传播与创造，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命题的自觉的理论建构。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理论自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17ZDA26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研究——以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为重点”(12AZD091)。 作者简介：傅其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如何推进这一研究，需要一个较为有效合理的理论框架。理论框架的普遍合法性、话语范畴与研究方法论，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的深度与广度，也关乎这种本土化的价值判断。 本土化是人类实践存在的领域。不论对于一个集体，一个民族，抑或对于单一个体，本土化赋予人类存在以意义。从哲学层面上审视，本土化是两种信念、价值观念、知识、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建构的不同系统的接触与转化，而接触与转化的载体则是人本身，因而本土化是人的实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人的唯物存在和社会存在，阐明了人的存在的交往关系。具体而言，人的存在始终离不开本土化，其中蕴含个体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关系。人从诞生伊始就接触外界信息，内化为自我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是主动适应外界信息，把他者主动吸入自身，或者被迫接受他者的撞击，从而影响自我，导致自我的转型。这实质上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的交互过程，也是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生成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出身于跨产业世界化进程中，长期处于跨文化的革命活动、学术研究、文学体验与生存体验之中，深刻论述了“世界文学”这一富有本土化意义的文学理论命题。 马克思主义对本土化问题的重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呈现，是逻辑性和历史性的统一思想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发现社会历史发展与精神生产的规律性，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具有人类存在意义的实践概念，对人类文化进行批判性审视，实现必然性与自由性的内在统一。这些理论具有话语范畴的普遍性，又内含物质的实践性、历史的丰富性、意义的多元性。在马克思主义全球传播与跨文化、跨民族旅行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中，历史性、民族性、特殊性问题内在于其中，形成丰富多彩的具有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本土化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机部分。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视为跨文化本土化的原初信息，那么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则是把他者内化自身，有意识有目的地发展具有本土化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在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自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本土化理论。 一、俄苏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理论 俄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发展。以列宁为代表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当时最新科学的研究成果的辩证批判的结果，是俄国思想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战的体现，整合了俄国革命实践与文艺创作的丰富经验。列宁积极为马克思主义辩护，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实践认识论命题：“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P49)实践认识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了客观的真理，而经验批判主义延续康德唯心主义传统，是存在谬误的、反动的，是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这充分体现了哲学的党性。以唯物主义与党性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的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列宁主动积极的本土化创造性杰作，实践认识论本身就是一种本土化理论。 列宁认为，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在，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性的体现。他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对恩格斯的观点展开阐释：“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2](P157)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是教条，而是具体的实践行动的指南，理论是与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于它具有阐释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意味着要处理历史的新变化与实际任务的关系，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命题。列宁在1906年谈及斗争形式时的文章《游击战争》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要历史地分析形式，从具体环境思考问题：“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2](P100)可以说，列宁这些论断包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命题的思想，或者奠定了列宁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思想的基础。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与实践性的品格，列宁反对文化的故步自封、与世隔绝，而且主张吸收人类思想与文化的精华包括资产阶级文化的养分来发展俄国社会主义文化与思想，因此他充分肯定19世纪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创作的世界意义。列宁强调对俄苏社会现实、民族文化传统的融合，深入发掘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文学经典作家的理论意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俄国本土话语形态。因此，列宁反复强调，既要系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体系及其批判性、革命性特征，又要反对教条、口号以及拘泥于个别引述，而要结合革命实践与民族自身特点进行本土化推进，以达到不同民族的革命实践与自由解放。 当然，列宁的本土化形态也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涉及俄国语言及现实有关系，按照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一直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2](P59)这种本土化也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俄文翻译密切相关，列宁有意识地进行了研究，认为：“马克思著作已经译成俄文的，比译成其他任何文字的都多。”[2](P39) 可见，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的思考包含了本土化理论的重要命题，研究了作为本土化原初信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传播的能力，关注翻译、公共领域的论辩、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变异、修正等触及本土化的结构机制，也从接受的社会历史基础与现实需要、民族特点等方面关注本土因素。 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理论的新基础，确定了交往与对话的本体论意义。在《论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一文中，他对于自我与他者的理解无疑具有启迪作用，表达了内在与外在的复杂辩证关系，认为个人不仅有其环境和周围，而且还有自己的视野，认识者视野与被认识者视野彼此作用，内在表现因素交织着我的意识和他人意识，“我是为他人而存在并借助于他人而存在”[3](P2)。一个人的内在表现绝不是自主的，是在两个意识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相互渗透而保持距离，这是两个意识相逢之处，是它们内在地交往的区域”。[3](P3)巴赫金提出人的心灵的存在特性在于对话性与交往性，只有在他人的交往中才能确定个体的心灵性。这意味着人不断需要他者的交往，需要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本土化，“一切有文化的人莫不具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深入人群，与之结合，融化于其间”[3](P5)。巴赫金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时强调指出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观念的对话本质：“思想只有同他人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4](P112)这里巴赫金以个体与他者的交往建立了其狂欢化存在与艺术话语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是人存在的本土化的哲学基础，交往命题不仅是人的存在的维度，也是人类创造性存在的维度，这些思想从个体层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的哲学命题研究。 巴赫金作为苏联时代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不是教条主义似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阐释文学艺术，而是从唯物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欧洲民间文化、俄罗斯文学传统之中，探讨长篇小说的文学体裁形态与话语范畴，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命题，建立具有复调特征、狂欢化色彩、对话性的马克思主义长篇小说理论，从而展开对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念的批判，因为在他看来唯心主义文艺观故步自封，强调话语的独白性，没有体现对话的开放性与交互性。 基于本土化的理论自觉，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学实践经验，既有俄国19世纪以来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又面临俄国知识学界深厚的历史诗学传统、神话学传统，还随时与俄国形式主义文学观念交锋交融，更有俄苏自身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政治使命与文化使命。在苏联本土化过程中，具有俄苏本土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多样化的。尽管面临批判与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文艺理论界重要命题，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的本土化的新的理论话语。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多元传统的现代话语建构 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有意识地立足于多元文化传统与历史根基，面对各自的现实重大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深刻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提出本土化理论，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问题、社会困惑与文化危机。与俄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相关但又有差异的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则扎根于东欧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实践的土壤和时代的知识共同体之中，有意识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性进程与多元创造。 以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善于从德国文化传统发展马克思主义，表现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特点；以列菲伏尔、萨特、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法国大革命汲取政治激情，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民族习性，形成具有原创性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态；以葛兰西、沃尔佩等为代表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充分扎根于本国现实与需求，受到克罗齐美学的濡染，对传统的人民文学与文化给予特别的关注；以威廉斯、伊格尔顿等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以英国政治传统、工人文化与新批评为基础，注重英国审美文化经验的阐释；以詹姆逊为代表的美国理论家关注全球化政治经济与文化，解决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显示出独特的理论知识模式、问题意识与话语形态，等等。可以说，这些丰富的多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都是马克思主义跨文化跨民族的本土化话语实践，离不开对本土化的理论自觉探索。 葛兰西的本土化理论自觉是突出的。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颇为关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如何进入意大利人民的生活之中，他通过研究意大利宗教的传播机制反思实践哲学与人民的接受之间的机制，探讨新概念取代旧概念的机制，这是他的文化霸权理论的一个维度。在他看来：“在传播过程(它也是取代旧概念的过程，而且往往是把旧概念和新概念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什么因素是有影响的，它们怎么发挥作用，在什么范围内？它是阐述和表述新概念的合理形式？还是阐述者以及被阐述者引来支持他的那些思想家和专家的权威(就这被承认和意识到——哪怕只是一般地而言)？还是和拥护新世界观的人一样属于同一个组织这个事实(那就是，假定人们是已经同意新世界观之外的其他理由而参加这个组织的)？”[5](P20)这些提问一针见血，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理论建构具有诸多启迪，包含传播机制与本土化机制的思考。他认为，这些问题因素由于文化水平而体现出差异性，而人民群众的接受具有独特之处，就是人民群众世界观改变较为缓慢，而且不具有形式的纯粹性，世界观的改变总是夹杂着其他传统的思想观念。葛兰西这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思想是颇为重要的，事实上既关联着教育理论，也涉及语言的交往性的深入研究，也关联到他的导师即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和语言学家克罗齐的思想。在新世界观的本土化机制中，葛兰西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中介作用，因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一种中介连接着新世界观的知识生产和大众化水平的人民群众。在涉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本土化时，葛兰西比较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关系，马克思是一种世界观的创造者，而列宁建立了一个领导阶级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可以说，列宁主义文论是马克思思想的创造性本土化，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同时体现了本土话语的创造性和差异性。 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鲜明的本土化推进中展现出多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柯西克的具体辩证法触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卡夫卡、哈谢克的怪诞世界，深入挖掘本国的幽默传统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同时与结构主义发生密切的复杂的纠葛；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与现代性思想关注匈牙利文学与美学传统，尤其关注歌剧与戏剧的阐释；南斯拉夫实践派则挖掘马克思的作为描述与规范的实践概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治理论思想，并深入整合本民族中的自治传统。譬如1872年马克思主义者斯唯托扎尔·马尔科维奇主编的《东方的塞尔维亚》一书就表达了自治思想，1949-1950年左右南斯拉夫“根据南斯拉夫革命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消亡的思想，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反复研究了本国的和国际的经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著”[6](P515)；以沙夫、科拉科夫斯基、莫拉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波兰新马克思主义者承续波兰的语义学和逻辑实证传统，形成马克思主义语义学等思想；罗马尼亚的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对现代主义的判断和数学逻辑学的传统，表现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多元互动，等等。 本土化是一种历史性的进程，可以通过描述来展示他者信息在本土传播、接受的痕迹，追寻原初信息在异域空间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或者遭遇的困惑、尴尬、危机、抵触。这是本土化理论的史学维度。不过，本土化理论在本体论层面和历史性层面皆包含价值维度，也就是对他者信息的本土化进行规范性价值判断，评价本土化的意义与局限性，指出本土化对人类社会发展与民族生存、个体建构的重要作用，对政治形态、社会生活、文化知识生产、自由与生命意义提升的促进功能。这需要用辩证的方法与历史、实践的意识对本土化进行事实与规范价值的把握。 卢卡奇作为欧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重要代表，对文学本土化价值维度进行了深入思考，具有启发性。他从“世界文学”角度提出文学跨文化影响的重要性与价值标准。在他看来，真正伟大的文学创作皆非局限于一种文化的空间，总是在汲取优秀文学作品的影响，并有机地内化为自身，实现他者与自我的创造性融合。卢卡奇指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具有外来因素和本土因素，席勒的诗歌在俄罗斯翻译出版后成为俄罗斯自己的诗人，他的文学重要性在新的影响下发生新的变化，他的民族特点已经在他所给予影响的这个新文化的结合中升华，但是卢卡奇反对两种显著的趋势：“一种是消极的趋势：如果企图把一个异国诗人全盘过继到本国文化中，根本否认民族的一面，这样不会得到什么有益的收获，这类的例子就如法国之对待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杜赛斯，莫不如此。另一种情况是想采取完全同化的态度，也同样会一无所得。”[7](P450)因此，外国文学的本土影响要与本土内在因素结合，实现内在需要与外来刺激的深度接触，实现文学创作真正新的升华与飞跃，就成为卢卡奇本土化的重要尺度。 卢卡奇对托尔斯泰在西欧文学的本土接受的矛盾过程的描述，以及法国布尔热以形式主义美学对托尔斯泰小说的批判、迪布德从历时和美学上对托尔斯泰艺术的深入理解，接受的宽度与深度表明西欧文学伟大的进步传统恢复了，也恢复而且加强了它与真正古典文学遗产的联系，并且有助于正确了解那些新的、生气勃勃的现象，这种现象大大丰富了福楼拜之后的文学创作。卢卡奇关于外国文学的影响发展的观点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问题，形成马克思主义比较文学理论形态。这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的真理与本民族的创造发展深入结合起来，产生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效，才是具有价值的跨文化本土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