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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红 摘要：明代以来学界常以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存录从长篇古诗、律诗中摘截四句而成之篇为误。这是赵宋时代未曾有的一种批评视角。《文苑英华》《唐文粹》《千家诗选》等皆有经删截之篇；南宋校刊《文苑英华》时推重全篇、注意及《万首唐人绝句》有截句为绝者，并无非议。黄庭坚曾截白居易大篇为绝句而成《谪居黔南十首》，《宋文鉴》选录其中前五篇；其摘唐彦谦《过长陵诗》之佳句也被胡仔称为绝句，此乃宋代诗学对中古以来“采擿孔翠，芟剪繁芜”之总集编纂传统与截句成绝之文体观的认同与发展，此后“截句”甚至成为“绝句”代名词。截句之篇从获赏、存录到受非议、删补，折射出写本到刻本时代的文献整理从推崇精英定篇到强调原作全篇的变化。 关键词：《万首唐人绝句》 黄庭坚 《谪居黔南十首》 截句 一 从《万首唐人绝句》存录截句遭受非议说起 宋洪迈（1123—1202）编《万首唐人绝句》（下文或简称《万首》）中存录有一些截句而成之篇，明代以来学者对此多有非议。如陈师云： 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如钱起《和王员外雪晴》云“紫微晴雪带恩光”八句律诗，乃截前四句为一绝，何也？刘长卿《送贺九》“楚水日夜绿”一篇八句，亦截后四句为七言一绝。长卿《送友东归》“对酒灞陵暮”一篇八句，亦绝后四句为七言一绝，又何也？乔知之《绿珠篇》本歌行体，洪乃分为三绝，题曰《绿珠怨》，又何也？恐失作者之意，而亦非诗家之体矣。[1] 认为从长诗中摘截四句成一绝，恐失原作者之意，也非诗家之体。赵宧光也认为《万首》存录“律去首尾”、“析古一解”所成之绝句是“诖误”[2]，其与黄习远在万历间重刻该书时多删去，如见于嘉靖本乔知之《绿珠怨》三首[3]、宋之问《途中寒食》[4]《别杜审言》[5]、钱珝《和王员外雪晴早朝》[6]等，万历重刻本皆不存。许学夷评道：“洪魏公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有从郭氏删古、律为绝句者……赵凡夫、黄伯传诠次厘正，削其前失，复增入数百篇。然何仲言五言，尚系之晩唐，刘长卿诸人五、七言，犹自古诗中摘出，其异名重出、彼此误入者尚多。”[7]赞同赵宧光等削去《万首》所存录“删古、律为绝句”，同时指出仍未削尽。 入清之后这种批评继续发展。四库馆臣评朱升（1299—1370）《风林类选小诗一卷》曰： 是编皆录五言绝句……所列诸诗如“富丽类”中《昆仑子》乃王维五言律诗前半首，“边塞类”中盖嘉运《伊州歌》乃沈佺期五言律诗前半首，《戎浑》亦王维五言律诗前半首，“客况类”之《长命女》乃岑参五言律诗中四句，盖当时采以入乐，取声律而不论文义，故郭茂倩《乐府诗集》各载于本调之下，今因而录之，殊失考证。“凄凉类”中《芜城曲》韦縠《才调集》删前四句，实无端绪，升因之取为绝句，亦殊未协。至“乐府类”中以《白头吟》前三解分为三首，“悲愁类”中以李商隐《夜饮诗》割中二联为绝句，则自我作古，更无稽矣。[8] 此中《风林类选小诗》所存录的《昆仑子》《伊州歌》《戎浑》《长命女》《芜城》等也见存于《万首》。馆臣互文见义地批评了《万首》之存录截句[9]，且比明人更具体地提出因录前代总集如《乐府诗集》所存唐人乐部截句歌诗、《才调集》所存选家删截之篇为“失考”；编集者自摘诗章、截句成绝属“无稽”。而后阮元评《千家诗选》谓“中多错谬。如杜甫、王维、赵嘏诸人传诵七律，往往截去半首，改作绝句。甚至名姓不符。然考郭茂倩选古乐府，如‘风劲角弓鸣’一律，截其上四句，题为《戎浑》……则古人多有此例”[10]，也以存录截句为错谬。 现代学者普遍认同明清学者这一批评思路，如《诗林广记》点校者以该书“有的诗没有选全首，如杜甫《登慈恩寺塔》，截去后四句，唐彦谦《过长陵》，截去前半首，陈与义《夜赋》，节去‘阿瞒狼狈地’四句，《感事》截去前四句及‘云何舒国步’四句……凡此在点校时都作了补改”[11]；金开诚、葛兆光评“《唐文粹》还有一个毛病是好删改文句”，所举代表例子即仅截全篇中四句的曹邺《读李斯传》[12]；卞东波评《唐宋千家连珠诗格》卷十“用奈何字格”所载苏轼《扇》一诗是编者“为了凑成七言绝句，不惜将原为七言律诗的诗截为绝句”、且“张冠李戴”[13]。 管见所及仅钱锺书指出存录截句乃“选事风习”，“擅改臆删，其无知多事之处，诚宜嗤鄙，然固不乏石能攻玉，锦复添花，每或突过原本，则又无愧于作手。”对“善删”者表示“心折”[14]。凌郁之曾举证《千家诗选》《唐诗品汇》存录截句并提出此乃“长期存在的现象”[15]。不过据陈尚君《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考》统计，《万首》所存录截句仅20多例[16]，约占该集所收作品的千分之二。上列其他总集见存的截句篇数均不多。若“擅改臆删”乃“选事风习”，存量或不当若此之少。盖因此，在钱锺书、凌郁之之后，陈尚君依旧认为《万首》存录截句是洪迈“鉴别未精、据书未善、依凭前说、考据疏忽所致”[17]。 综上，明清以来被指出存录截句的总集，《万首》之前有《唐文粹》《乐府诗集》，之后有《千家诗选》《唐宋千家连珠诗格》《风林类选小诗》《唐诗品汇》等，这究竟是编集者失误，还是别有原因的“长期存在现象”？从赵宧光等削旧本《万首》截句未尽、《诗林广记》整理者补改没有选全首之篇来看，总集所存截句篇数不多是否与后世校刊整理者削补有关？下文拟就截句诗篇的这些现象展开探讨。 二 截句成绝与黄庭坚《谪居黔南十首》之存录 赵宋时人对《万首》存录截句的现象不无关注。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曾列举“他本节略而《文苑》有全篇者”言：“宋之问《送杜审言诗》：‘卧病人事绝，闻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集本同。近洪氏迈《绝句诗》选入止收前二韵。”[18]已指出《万首》所录宋之问《别杜审言》非全篇，不过宋人并未因此批评洪迈。其时文献学家有对《万首》求多至滥的指摘，如陈振孙指该书“多有本朝人诗在其中……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19]、刘克庄指“有一家数百首并取而不遗者，亦有复出者”[20]，所着眼集中于诗作时代乱入、作者归属、漏收或重收等文献问题，而对存录截句则未见非议。南宋校刊《文苑英华》已颇重全篇，如凌朝栋言：“《文苑英华》选录作品基本上能保持一首或一篇作品的完整性……但也有例外，如徐幹的《自君之出矣》就是节选其《室思诗》，然诗意是完整的，能独立成篇。类似的情况还有。”[21]这种对能独立成篇的节选文本之包容，与不以《万首》存录截句为非，都非无意疏忽，而与此期绝句文体观念有关。 绝句文体自成立伊始即包容截句[22]。《玉台新咏》卷十载宋孝武帝刘骏《拟徐幹诗一首》： 自君之出矣，金翠无精。思君如日月，回还昼夜生。[23] 王融《代徐幹》： 自君之出矣，金炉香不燃。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24] 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自君之出矣”题解曰：“出汉徐幹《室思诗》。其第三章云：‘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25]按《玉台新咏》卷一载徐幹《室思诗》第三章： 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飘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26] 全篇10句，末四句与吴兢所言同，则刘骏、王融等《自君之出矣》乃拟此徐幹《室思诗》末四句。刘骏、王融的拟作被当作绝句收入《玉台新咏》卷十，说明自截句而来的徐幹《自君之出矣》在南朝时已成绝句范本。《文苑英华》卷二〇二“乐府十一”载徐幹《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明镜不曾持。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 盖即刘骏、王融等所拟原篇。《文苑英华》在“不曾持”下注“一作‘暗不治’”[27]，表明彭叔夏等校刊者知此篇原自《室思诗》第三章末四句，但并不以为是脱误，反而予以存录，足见其认同并包容截句。 宋人认同中古以来截句成绝的文体观，突出表现在对黄庭坚（1145—1105）《谪居黔南十首》的指称与存录上。《山谷诗集注》卷十二载： 谪居黔南十首 摘乐天句○近世曾慥端伯作《诗选》，载潘邠老事云：张文潜晚喜乐天诗，邠老闻其称美辄不乐，尝诵山谷十绝句，以为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文潜一日召邠老饭，预设乐天诗一帙，置书室床枕间。邠老少焉假榻翻阅，良久才悟山谷十绝诗，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盖乐天长于敷衍，而山谷巧于剪裁。自是不敢复言。端伯所载如此，必有依据。然敷衍剪裁之说非是。盖山谷谪居黔南时，取乐天江州、忠州等诗，偶有会于心者，摘其数语，写置斋阁；或尝为人书，世因传以为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与乐天较工拙也。诗中改易数字，可为作诗之法，故因附见于此。前五篇，今《豫章集》有之；后五篇，得之《修水集》。 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一） 霜降水反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其二） 冷淡病心情，暄和好时节。故园音信断，远郡亲宾绝。（其三） 山郭灯火稀，峡天星汉少。年光东流水，生计南枝鸟。（其四） 冥性齐远近，委顺随南北。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其五） 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其六） 啧啧雀引雏，梢梢笋成竹。时物感人情，忆我故乡曲。（其七） 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种畲田粟。（其八） 轻纱一幅巾，小簟六尺床。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其九） 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其十）。[28] 题注转述了潘邠老对《谪居黔南十首》的认识，在知乃“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之后，仍称之为“十绝诗”，显然认同截句成绝句的观念。任渊本人认为此组诗不能视同“山谷自作”，但仍存录入集[29]，并注明所从出的白居易诗及文本差异，因其“诗中改易数字，可为作诗之法”。这不仅表明对截句为绝的认同，而且是表彰黄庭坚诗法，显非误收[30]。 《谪居黔南十首》在宋代影响很大，时人对这组诗的看法，除了上引曾慥《诗选》[31]所载，还可见于惠洪《冷斋夜话》[32]、王某《道山清话》[33]、葛立方《韵语阳秋》[34]、《苕溪渔隐丛话》[35]、吴曾《能改斋漫录》[36]、洪迈《容斋随笔》[37]、黄㽦《山谷年谱》[38]、何溪汶《竹庄诗话》[39]、蔡正孙《诗林广记》[40]等，根据对该组诗成篇方式的了解与入集态度，可归纳如下三组：
这三组人中，惟有潘邠老初不知其为截句而成，经张耒暗示后知其非“山谷自作”，表明在时人心目中裁截他人之篇所成的绝句下“自作”一等。但具体至这组诗上，仍认为表现出“山谷巧于剪裁”的“作诗之法”，任渊对《谪居黔南十首》的存录本此。 需说明的是惠洪之意见。胡仔载： 《冷斋夜话》云：“秦少游《责雷州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黄鲁直《责宜州诗》曰：‘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小簟六尺床，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少游情钟，故诗酸楚，鲁直学道，故诗闲暇。至东坡则云：‘平生万事足，所欠唯一死。’英特迈往之气，可畏而仰哉。”苕溪渔隐曰：“‘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乃白乐天《东城寻春》诗也；‘轻纱一幅巾，小簟六尺床，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亦白乐天《竹窗诗》也，二诗既非鲁直所作。冷斋何为妄有学道闲暇之语邪。”[41] 此中《冷斋夜话》点评的《责宜州诗》，乃《谪居黔南十首》中的其六、其九。胡仔认为，“诗既非鲁直所作”，何谈黄庭坚“闲暇”风神。吴曾更评曰：“予以冷斋不读书之过。上八句皆乐天诗，盖是编者之误，致令渠以为山谷所为。”[42]胡仔、吴曾之说未切惠洪语境。 《冷斋夜话》曾指出苏轼《赠举子》“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见梁僧史，曰：‘世祖宴东府，王公毕集，诏跋陀罗至。跋陀罗皤然清瘦，世祖望见，谓谢庄曰：‘摩诃衍有机辩，当戏之。’跋陀趋外陛，世祖曰：‘摩诃衍不负远来，惟有一死在。’即应声曰：‘贫道客食陛下三十载，恩德厚矣，无所欠，所欠者惟一死耳。’”[43]表现出对苏轼“以故为新”诗学观的认同[44]。此处评秦观、黄庭坚、苏轼三人的诗，将《责宜州诗》与《赠举子》“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并列而观，当非不知二诗“非鲁直所作”，在他看来，这也是黄庭坚之“以故为新”。 《谪居黔南十首》的成篇经历过两个时期。黄㽦《山谷年谱》卷二六“绍圣四年（1097）丁丑先生是岁在黔州”载：“《谪居黔南五首》按蜀本诗集注云：‘右摘乐天句。元题云谪居黔南，今附于此。’……而杨氏增注云后五篇当是责宜州时作，《冷斋夜话》以‘老色日上面’及‘轻纱一幅巾’二篇为责宜州时，则三篇可见也，今以后五篇附。”以《谪居黔南》前五篇是在黔州作，后五篇是责宜州时作。“黔州谪命”是绍圣二年（1095）正月因被指修国史“直书王安石事，欲中伤以抵诬神考之罪”，黄庭坚与范祖禹、赵彦若等同遭贬谪[45]。“宜州谪命”是崇宁二年（1103）十一月因黄庭坚自作《荆州承天塔记》被陈举罗致文字狱，其时黄庭坚“已管勾洪州玉隆宫”，在要归家洪州之际所突然遭遇之再贬[46]。时隔七八年间的两次截句成绝句组诗，都截白居易诗，更具体地说是十首皆截白居易之自编“感伤诗”[47]，若说是“忘其为何人诗”、“偶然无事，信笔戏书”[48]，则不可思议。 《谪居黔南十首》的内容也表现出明显的分期：前五篇第一首写谪居地离家之远；第二首叙写谪居地风物之萧瑟；第三首写只身处谪居地之离索情状；第四首在孤寂中慨叹光阴，趋于认命；第五首以随遇而安的自我开解作结，层进式地表现出诗人在谪居地从感伤到旷达的心理过程，是意脉连贯、结构谨严的组诗。今《豫章黄先生文集》所录即此五篇，题为《谪居黔南五首》，吕祖谦《宋文鉴》所录同[49]，当是黄庭坚原貌如此。后五篇其六写每况愈下之境；其七写禽植逢春、迁客思乡；其八写南方梅雨季节之物候；其九写暖春一人之孤寂；其十写回归故乡的渴想，不复“委顺随南北”“天涯住亦得”的旷达。《修水集》存此五篇[50]，《冷斋夜话》引及组诗其六、其九，称为《谪宜州诗》。此外，前五首展现的是“霜降水反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华晩，昆虫皆闭关”的清秋时节，无一语及雨景。而后五首写南国春景，“苦雨初入梅”，也从节候上佐证前后五篇成于不同时期，黄庭坚所言“阻雨衡山”“信笔戏书”者指宜州诸篇。要之《谪居黔南十首》如黄㽦《山谷年谱》所言，前五首作于黔南时期，题为《谪居黔南五首》；后五首作于宜州时期，因仍为摘截白居易句而成，续作意识明显，潘邠老言“十绝”；《道山清话》载“曾纡云‘山谷用乐天语作《黔南诗》’”，举例及于《十首》中其一、其二、其十[51]，盖是后五篇成后即与前五篇作为《谪居黔南十首》组诗整体行世。从成篇方式与贬谪南土的主题看，确为一整体。但具体至整体内部，前五篇是黔南清秋寂寥之时所摘，诗人在白居易诗中得到同病相怜的慰藉，并汲取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后五篇是诗人久谪待归之际忽遭再贬、在南国入梅时节再摘，期待再从同病相怜的白居易诗里获得慰藉，但愈下的境况已令诗人难能随遇而安，突出表现在黔南摘《寄行简》时所弃“渇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飡。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四句，在宜州时被诗人重新捡起并点化为“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作为组诗终篇，透露无法自抑的渴归之情。可以说这两次“摘乐天句”中明显有黄庭坚的心境转折。 惠洪将后五篇称为《责宜州诗》，基于其对黄庭坚这组诗成篇过程之了解。《冷斋夜话》载： 山谷南迁，与余会于长沙，留碧湘门一月。李子光以官舟借之，为憎疾者腹诽，因携十六口买小舟。余以舟迫窄为言，山谷笑曰：“烟波万顷，水宿小舟，与大厦千楹，醉眠一榻，何所异？道人缪矣。”即解纤去。闻留衡阳作诗写字，因作长短句寄之，曰：“大厦吞风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雾窗春晓翠如葱。睡起云涛正涌。 往事回头笑处，此生弹指声中。玉笺佳句敏惊鸿。闻道衡阳价重。”时余方还江南，山谷和其词，曰：“月仄金盆堕水，雁回醉墨书空。君诗秀绝雨园葱。想见衲衣寒拥。蚁穴梦魂人世，杨花踪迹风中。莫将社燕笑秋鸿。处处春山翠重。”[52] 可知黄庭坚“阻雨衡山”时，和惠洪有交游[53]。此中李子光欲借黄庭坚官舟、遭疾者腹诽不成，黄庭坚自买小舟处之的“闲暇”风神，可与评《责宜州诗》为“鲁直学道，故诗闲暇”之说合观。若说惠洪所谓“闲暇”，是指黄庭坚在如此坎坷的行旅上还能有摘截他人诗篇“戏书”之意趣，当不失之太远。 惠洪将黄庭坚《责宜州诗》与秦观、苏轼之诗并列是认同此乃“以故为新”的创作。同期与黄庭坚交游的曾纡，也持相近看法。曾纡字公衮（或作公卷），崇宁二年（1102）入元祐党籍，编管永州，会赦，移和州。复承奉郎，监潭州南岳庙[54]。黄庭坚是“崇宁二年癸未”“十一月有宜州谪命”[55]，“崇宁三年（1103）甲申”“正月晦过衡山”“三月己卯泊浯溪”“十四日到永州”“四月发全州，是夏至宜州”[56]，期间有诗《太平寺慈氏阁》，题注云“与曾公衮同登”[57]；《题花光老为曾公卷作水边梅》[58]；崇宁四年（1104）又有《乞钟乳于曾公衮》[59]，结合《道山清话》所载“曾纡云‘山谷用乐天语作《黔南诗》’”“纡爱之，每对人口诵，谓是点铁成金也”[60]。可断黄庭坚“阻雨衡山”时“戏书”的《责宜州诗》，惠洪、曾纡是最早读者，不仅知其为摘乐天句，且皆认为是黄庭坚“以故为新”“点铁成金”之作。 从现有文献看，黔州时期即绍圣四年（1097）所成的《谪居黔南五首》似无传开。《豫章集》存录这五篇并注明“摘乐天句”，盖是黄庭坚本意。任渊注《次韵杨明叔四首》曰：“山谷《和杨明叔隅字韵》七诗皆谓之颂，今彭山黄氏有此真迹。二颂此集所无，当是晚年删去。”[61]说明黄庭坚晚年对其作有删订，此五篇获存应非偶然。其《再次韵（杨明叔诗）》引：“庭坚老懒衰惰，多年不做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于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谷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明叔当自得之。”[62]也表明此期他有意“以故为新”。至责宜州五篇成后，惠洪、曾纡到处宣传，“每对人口诵，谓是点铁成金也”，方才有了范寥向黄庭坚的求证： 寥在宜州，尝问山谷，山谷云：“庭坚少时诵熟，久而忘其为何人诗也，尝阻雨衡山，尉厅偶然无事，信笔戏书尔。”寥以纡点铁之语告之，山谷大笑曰：“乌有是理，便如此点铁。”[63] 这个问答值得辨析：黄庭坚明显拒认此组诗乃有为之作。但刻意地摘截白居易感伤诗句而成《谪居黔南五首》，不可能是“忘其为何人诗”；而时隔七八年再次摘截白居易感伤诗为《责宜州诗》五篇，更不可能两次都“信笔戏书”，何以黄庭坚却对范寥说是“忘其为何人诗”的“信笔戏书”呢？显然“信笔戏书”说只代表黄庭坚面对《谪居黔南十首》被广传为“点铁成金”时的表态，而不能解释其成篇的初衷。 黄庭坚截成《谪居黔南十首》的初衷，如前所述，有向同病相怜的白居易诗寻求慰藉之意。但这样整首地摘截他人成篇为绝句、进而为绝句组诗的做法，在诗歌史上前所未见。不过这一做法却与其时风行的集句诗创作方式相似：即摘取陈句、集成新诗[64]。联系到贬谪黔南乃是因修国史直书王安石变法恶果所致，这种整首整首摘白居易之篇成绝句组诗的集截句诗行为，不妨视为是对爱作集句诗的王安石之戏仿。责宜州再次摘白居易成篇，固然可能是对之前的戏仿未过瘾，再玩一次；但若联想此贬乃因《荆南承天塔记》文字狱，则这种不用己语之组诗，也可谓是黄庭坚的“避言”[65]式诗法，从中窥见黄庭坚对陈举那种抓人一二文句罗致文字狱之辈[66]的愤慨与不屈。总之，如果说“集句诗就是把‘点铁成金’推向极端的尝试”[67]，集截句诗之《谪居黔南十首》则可谓极端中之极端。《豫章集》存录前五篇，若非黄庭坚授意，则是洪炎认为其具备“以故为新”“点铁成金”的意义；《修水集》收录后五篇，恐怕也与此认同有关[68]。在未被广泛传播甚至树立为作诗榜样前，作为成篇方式特别的集截句诗存录，颇合诗坛对文体实验的偏嗜口味[69]。吕祖谦《宋文鉴》对《谪居黔南五首》之存录，可作如是观。 不过当这组诗被人口诵之，甚至被当成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就不仅可能为黄庭坚招来“蹈袭”“剽窃”之讥，且可能导致诗坛滑向“蹈袭”“剽窃”一途。无论是为避免自己遭受“剽窃”之讥，还是为避免后辈如范寥者把截他人现成之篇当学习写诗之方，黄庭坚都有必要阻止别人把这组诗当成“点铁成金”的范例去模仿，故而答范寥曰“信笔戏书尔”。这也可以解释黄庭坚后诗坛未再见如此规模的截句成绝现象。 但《谪居黔南十首》是经过精心排序联章[70]所成的两组集截句诗。至少任渊、何汶和蔡正孙是有此认识的。若脱离了此组诗整体，类似其九那样一字不改的截句，不可能收入黄庭坚别集。有例子可以说明，《洪驹父诗话》载：“山谷言唐彦谦诗最善用事，其《过长陵诗》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又《题沟津河亭》云：‘烟横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71]此中黄庭坚所摘《过长陵诗》之“佳句”者，是同题八句体律诗之后四句。作为黄庭坚所摘截之佳句，这四句也被时人视为绝句了，如胡仔说“此绝句乃唐彦谦《过长陵诗》”[72]，但却没有人由此而将该篇当作黄庭坚绝句收入其别集。宋人对《谪居黔南》诗的存录，一方面着眼在组诗，如《豫章集》《宋文鉴》存录前五篇，是组诗；《修水集》存录后五篇，也是组诗。这是从对集句诗的认同，扩大到对此集截句组诗的认同。一方面着眼在“诗法”，强调“诗中改易数字，可为作诗之法”，这种对精妙改篇之赞赏可从胡仔评点《临川集》之言中得到佐证： 王驾《晴景》云：“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兼无叶底花。蛱蝶飞来过墙去，应疑春色在邻家。”此《唐百家诗选》中诗也。余因阅荆公《临川集》，亦有此诗云：“雨来未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百家诗选》是荆公所选，想爱此诗，因为改七字，使一篇语工而意足，了无镵斧之迹，真削鐻手也。[73] 王安石别集中也收录了王安石改他人之诗所成之篇，胡仔不以为是误编，反而着眼于王安石修改之妙。因此可以理解《山谷诗集注》《竹庄诗话》《诗林广记》存录该组诗皆是十首全录，并注明黄庭坚与白居易之异。 《谪居黔南十首》被宋代诗坛所重视并存录，不仅强化了中古以来截句可以成绝的文体观，随后“截句”成为“绝句”代名词；且因此组诗多与白居易大篇对比而观，时时向人们提示绝句与所从出大篇之美感差异。宋人编集时存录截句之篇，并非为了取代原来的大篇，更主要是为了表彰“一篇之精英”。吴子良评：“曹邺《读李斯传》诗……姚铉《文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尽矣。《文鉴》载谢逸《闺恨诗》，亦止六韵，削去曼语，一归之正，便霭然有行露之风，此亦编集文字之一法也。”[74]。对编者是否存录原作全篇并不在意，若编集者能通过删截得“一篇之精英”，亦不为过。这固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75]的总集编纂传统之余音，如钱锺书所言“古人选本之精审者，亦每削改篇什”[76]；更主要是宋代诗学对精彩裁截删改的推崇表征。 宋人见到截句之篇，首先评论的不是其脱误何在，重点着眼其篇章美感。如曾季狸《艇斋诗话》比较韦榖《才调集》与顾陶《唐诗选》所录唐人《小长干行》，前者多一韵，后者少一韵，当有摘截。对此曾季狸认为“《才调集》有‘台’字一韵，不如顾况删去”[77]。自苏轼、黄庭坚以降，诗话中关于修剪现有文本以求精炼之篇的论说络绎不绝。叶梦得《石林诗话》云：“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倒为工。至《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此乃揣骨听声耳，其病盖伤于多也。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余尝痛刊去，仅取其半，方尽善。然此语不可为不知者言也。”[78]严羽《沧浪诗话·考证》：“柳子厚‘渔翁夜傍西岩宿’之诗，东坡删去后二句，使子厚复生，亦必心服。谢朓‘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广平听方藉，茂陵将见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予谓‘广平听方藉，茂陵将见求’一联删去，只用八句，尤为浑然。”[79] 要之，宋人不仅把截句而成的四句齐言诗篇视同绝句，在存录这些不同于原作全篇的截句文本时，编集者还有示范诗法、表彰佳篇的用心。故能见存于总集中的截句，不可能很多；而能见到的，往往也都是公认的佳篇。如《文苑英华》卷三一二“居处二”载张当《登鹳雀楼》：“迥临飞鸟上，高谢世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该篇亦见于《万首》卷一六，作者署“畅当”，诗曰：“逈临飞鸟上，高出世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而敦煌唐诗写本残卷（伯三六一九）录此篇，作者署“畅诸”，诗曰：“城楼多峻极，列酌恣登攀。迥林（临）飞鸟上，高榭（谢）代（世）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事，併是送君还。”通篇五言八句。今人认为“五言四句的畅诸《登鹳雀楼》非但不是畅当的作品，而且亦并非完篇”[80]，《文苑英华》《万首》所录是截五律中间四句而成者。但经过比较，研究者仍认为“原诗首尾造语平庸，而拈出中间四句，则境界宽阔宏大，气势雄奇奔放”，“与其长而拖沓，不如短而精警，畅诸这首五律之被剪裁成为五绝，实为成功的一例”[81]。 被明清以来学界讥议的不全之篇，其实多是宋人心目中的一篇之精英，如《唐文粹》所录五言四句的曹邺《读李斯传》，不仅见于《万首》，也见于《观澜文集》是编者眼中“至游真乐之纯全在焉”之章[82]。《万首》载顾况《题鄱阳萧寺》：“不知何世界，有处似南朝。石路无人扫，松门被火烧。断幡犹挂刹，故板尚指桥。数卷残经在，多年字欲销。”[84]前四句与《万首》所载《题鄱阳萧寺》同。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七“释梵类”选录其八句体版本，但译曰：“五六‘犹’字，‘尚’字稍相犯。”可见《万首》存录之四句体，是舍弃了文字相犯的部分。 编纂《万首》之洪适，了解黄庭坚截句成绝的《谪居黔南十首》，《容斋随笔·黄鲁直诗》条曰：“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作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绝》，尽取白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易处。”[85]也是以该组诗为“十绝”，认同截句可以成绝；且赞赏黄庭坚化用旧篇而得其“精工”。其《古行宫诗》条曰：“白乐天《长恨歌》《上阳人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道开元闲宫禁事最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宫》一绝句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86]将长篇之《长恨歌》《连昌宫词》与五言四句体的《行宫》比较，说明长篇尽管道事深切，但不如此五绝之“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流露出对精简妙绝诗篇之偏爱。从这一角度上看，《万首》对作为一篇之“精英”的截句之存录，当非“鉴别未精、据书未善、依凭前说、考据疏忽所致”，而是截句成绝文体观念与宋人示范诗法、表彰精英之篇的自觉选择。 三 《万首》存录截句的标准与启示 以上从早期绝句包容截句之篇的文体观念、黄庭坚截句成绝句组诗与总集推崇展现“一篇之精英”诸层面分析了宋代文坛对截句的接受，但这并非说宋代总集编纂者皆随心所欲地删古截律。事实上有凑足“万首”之嫌的《万首唐人绝句》，有着严格的存录标准。 《万首》所录截句大抵先见于前代[87]。没法确定更早来源的截句，往往有同时期的文献证明该篇已广泛流传。如被陈师所讥议且被赵宧光削去的钱起《和王员外雪晴》云“紫微晴雪带恩光”一篇，宋人实有辨析。葛立方称：“鲍钦止谓昭宗时有中书舍人钱珝，亦起之诸孙，今起集中恐亦有珝所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据也。比见前集中有《同程七蚤入中书》一篇云：‘不意云霄能自致，空惊鸳鹭忽相随；腊雪新晴柏子殿，春风欲上万年枝。’《和王员外雪晴早朝》云：‘紫微晴雪带恩光，绕仗偏随鸳鹭行，长信月留宁避晓，宜春花满不飞香。’二诗皆珝所作无疑。盖起未尝入中书也。”[88]明嘉靖本《万首》卷六八收录钱珝二首《早入中书》《和王员外雪晴早朝》，同葛立方所言，此盖是宋人的普遍看法。 宋代文献所嗟赏的柳宗元《欸乃歌》前四句、唐彦谦《过长陵诗》后四句，虽曾获“绝句”之称，《万首》并未采录。而“尽取白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的《谪居黔南十首》，《万首》亦一概未录。可见洪迈力图收录的是唐人心目中的精简妙绝之诗，所收录绝句基本出自时人认同的唐代文献。明乎此标准，则《万首》所存录截句可为考索唐诗存在状况提供线索。以陈师所指摘的刘长卿诗为例，在今人据明弘治十一年李君纪刊本《刘随州文集》整理的《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列作一首，题为《明月湾寻贺九不遇》，前半篇为五言，后半篇为七言[89]。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随州集》中则明确记为《明月湾寻贺九不遇二首》，其一五言四句，其二七言四句，与《万首》收录本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刘随州集》提要以该版本“犹从南宋旧本翻雕也”，换言之，四库所用底本比明弘治本更早。将《万首》与四库本《刘随州集》合观，可见刘长卿《明月湾寻贺九不遇》一诗在南宋存在作为两首绝句的文本形态。《四库全书总目》虽认为《刘随州集》底本存宋本旧观，但仍以其“编次丛脞颇甚，诸体皆以绝句为冠，中间古体、近体亦颇淆乱。如‘四月深涧底，桃花方欲然，宁知地势下，遂使春风偏’四句，第四卷中作《晩桃诗》前半首，乃《幽居八咏上李侍郎》之一，而第一卷又割此四句为绝句，题曰《入百丈涧见桃花晩开》，是二者必有一讹也。……不知何以舛谬至此，盖宋本亦有善有不善，不能一一精核也，今刊除《入百丈涧见桃花晩开》一首。……以省重复。”[90]可见馆臣删去与《晚桃诗》语句相近的《入百丈涧见桃花晩开》一诗。然而我们注意到，同题之诗见于《文苑英华》卷三二一“花木一”和《万首》卷六，曰： 百丈深涧里，过时花欲妍，应缘地势下，遂使春风偏。 比较《刘随州集》中《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晩桃》： 四月深涧底，桃花方欲然。宁知地势下，遂使春风偏。 此意颇堪惜，无言谁为传。过时君未赏，空媚幽林前。 可见前四句内容有所重复，但遣词用字稍有差异。这很可能是诗人自己修改前后的文本。 宋代诗文评甚为关注诗人的修改，黄庭坚《题李太白〈白头吟〉后》曰：“此篇皆太白作，而不同如此，编诗者不能决也。予以为二篇皆太白作无疑，盖醉时落笔成篇，人辄持去，他日士大夫求其藁，不能尽忆前篇，则又随手书成后篇耳。杜子美‘巢父掉头不肯住’一篇况数句参差不齐，盖亦此类。盖可俱列，不当去取也。”今存李白集便载有两篇内容相近的《白头吟》[91]。可见在不能确定何为定篇的情况下，宋人更倾向于将作品初版与修改版并收一集。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载王安石“尝与叶致远诸人和头字韵诗，往返数四，其末篇有云：‘名誉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壶头。’以谷口对壶头，其精切如此。后数日，复取本追改云：‘岂爱京师传谷口，但知乡里胜壶头。’今集中两本并存。”[92]同理，《入百丈涧见桃花晩开》与《晚桃》二诗并存，也可能是刘长卿自己使然。从《文苑英华》《万首》均存在《入百丈涧见桃花晩开》来看，一方面该诗作为一首独立流传之诗，在宋代已经被接受，四库所收《刘随州集》底本，正是对此诗在南宋留存样貌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佐证《万首》所收《入百丈涧见桃花晩开》，非洪迈随意截取凑数之作，四库馆臣遽删其一，有失武断。 洪迈对所存录的截句之篇，考订甚至比陈师、赵宧光细致。不仅宋人所摘截的《欸乃歌》《过长陵诗》《谪居黔南十首》一概不录，对于前代文献所存截句，也有较为细致的区别。如其中宋之问《别杜审言》、高适《凉州歌》、岑参《长命女》、王维《浣纱女》诸篇；在《文苑英华》中皆存长篇，相应题为《别杜审言》《哭单父梁洽少府》《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学见有高道举征》《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褉饮之作》，歌诗截句基本以其歌调为题。而《别杜审言》不见于《乐府诗集》，盖非歌诗。《万首》盖据唐释皎然《诗式》卷四“有事无事第四格”的《别杜审言》条。有意味的是，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卷七“脱文三”列举“其有他本节略而《文苑》有全篇者”，仅指宋之问《别杜审言》，而对高适《凉州歌》、岑参《长命女》、王维《浣纱女》[93]则未置一词。而彭叔夏校订《文苑英华》时指出许多篇章存在脱句，但对徐幹《自君之出矣》亦未置一词。按《别杜审言》是文士所摘截，仍用原诗题，代表原诗之精英，被视为绝句，但非原作全篇；《凉州歌》《长命女》《浣纱女》《自君之出矣》是乐府旧题，其辞句虽截自长诗，但已被视为新的歌辞全篇。《万首》只存录唐人所摘截的四句之篇，文士摘截者，仍用诗题；伶人所摘截者，用其入乐题，合乎其时文坛规范，此也是宋人对其存录截句无讥议的深层原因。 余论 写本至刻本时代文献整理视角下的诗篇原貌 至此我们想追问的是，对于宋人来说自然而然的总集存录截句现象，为何在明清以来会遭受持续的讥议？答案当与写本至刻本时代的文献存在状况有关。 综观宋代总集所存录截句，按来源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一是如徐幹《自君之出矣》者，是乐府裁截才士名篇而成的歌辞；二是如刘长卿《入百丈涧见桃花晩开》者，在作者别集中尚有另一内容相近而篇幅更长之作，似是同一作者所定的长短不同的两种版本之一；三是如曹邺《读〈李斯传〉》者，是经批评家摘句欣赏并被类书、诗话、总集所存录的原篇精华部分；四是如黄庭坚《谪居黔南五首》者，有意识裁截并寄托新构思的再创作之篇；五是如刘长卿《明月湾寻贺九不遇》者，一题之下有两章，分则两首绝句，合则一首古风。 这些截句多非编集者任意所截，大部分是编集者面对复杂的文本状况做出的一种选择。在备受明人讥议乃至被赵宧光削去的截句中，有不少是与篇章的分合有关的。但这种分合不定的篇章状况是当时文献中的普遍现象。如韦庄《又玄集》卷下所录蒋蕴《赠郑女郎古意》一首，韦榖《才调集》卷十著录为《赠郑氏妹》（后十六句）、《古意》（前四句）两首。曾季狸《艇斋诗话》云：“唐诗人《小长干行》，全篇皆佳。……《才调集》载两首……皆作李太白作。惟顾陶《唐诗选》并载而分两处，‘妾发初覆额’一篇李白作；‘忆昔深闺里’一篇张潮作。二者未知孰是，然顾陶选恐得其实也。”[94]不仅篇制分合各有所见，连作者的面貌都不是很肯定。 宋以前的诗歌罕有印刷刊行的机会，往往依赖口头与写本的方式传播，一定程度上造成文本不确定性。如徐俊所言：“在写本时代，因为受客观条件限制，除了部分诗文集定本外，流传更多更广的是规模相对短小、从形式到内容均无定式的传钞本。”[95]陈尚君曾指出日本伏见宫旧藏平安后期写本《杂抄》“录唐人诗35篇，文1篇。其中七诗仅节抄二或四句，似抄者为录以自备，常见诗即不全抄。”[96]宇文所安也指出：“从我们对唐朝手抄本流传的知识来判断，诗歌往往是根据记忆写下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异文和变体（variation）的出现再正常不过。人们抄写和重抄时认真程度的不同也会导致异文的出现。”[97] 要之，总集编纂、截句歌诗、摘句批评、诗人对己作的修改乃至一般的传抄，都可能造成一首诗的多种文本形态。对于写本时代的读者来说，阅读尤其需要鉴别与选择，这又更进一步促成异文产生。入宋之后，朝廷右文，《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的编纂促进文献的系统整理，中古诗篇文本的庞杂形态更集中地呈现于学者面前。编集者在开展整理工作时，首先需要对这些篇章形态做出选择与确定，造成文坛总体重视识见的氛围。无论总集的“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还是歌者、文士之“截句”成“绝”，甚至于宋人的截句为诗，都可谓读书识见的外化，是文坛所允许甚至推崇的。 从彭叔夏《文苑英华辩证》来看，宋人在文献整理时已有对作品全篇原貌的探求。如卷一五八“天部·秋”录梁简文帝《初秋》，其末二句“浮阴即染浪，清气始乘衣”后有小字校记云“《类聚》有此二句”，即已据补。这开启了明清以来对非全篇试做补全之先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既有如徐幹《自君之出矣》那样明知有全篇之作存在者而不补之例；也有如《登鹳雀楼》“迥临飞鸟上，高谢世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那样难说是编集者不知道存在八句之全篇，还是知道八句之全篇但以其不精而择此四句体者。可以说纷繁的写本诗文，在第一次获得版刻时，整理校刊者往往需要在复杂的文本状况中选出自以为代表原作精英的“定篇”。典型的例子如苏轼对于陶渊明《归园田居》“悠然见南山”还是“悠然望南山”的选择与确定。但随着这种“定篇”的刻本化，没有刻本化的早期异文渐渐佚失[98]。读者逐渐认为刻本中的作品，就是诗人收笔时的样子。把被刻本化的“定篇”当作“原篇”。对“原篇”的追求，变成后起文献整理者的关心。宋代对本朝诗人的诗集校勘已经流露出对“原篇”（真迹）的标榜意识[99]。写本时代诗文纷传的文本形态日渐经刊刻定型，与新出作者手定原篇足本的出版宣传合流，促发截句非足篇之议。 中晚明以来，以杨慎（1488—1559）标揭《玉台新咏》已有绝句为契机，提出“齐梁之间，已有七言绝句，迥在七律之先矣”[100]，反思元人所谓“绝”“截律说”。此后王夫之评：“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断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绝律四句之说，牙行赚客语，皮下有血人不受他和哄。”[101]冯班言：“诗家常言，有联有绝，二句一联，四句一绝，宋孝武言‘吴迈远联绝之外无所解’是也。古人多有是语。四句之诗，故谓之绝句。宋人不知，乃云是绝律诗首尾，目不识丁之人妄为诗话，以误后学，可恨之极。”[102]表现出重视原篇足本的强烈意识。 从宋代总集存录截句、将齐言四句之截句视同绝句，到明清以下讥议截句、视《万首》存录截句为误，反映出从写本到刻本时代文集整理的视角变迁，即从重视精其“定篇”转向重视原作“原篇足本”。这种视角转变的深层原因是时代物质技术，在文字文本传播资源有限的时代，人们更认同精钞之定篇[103]；在印刷方便照本迻录的时代，人们更追求足本之原篇。文字文本复制日益便利的现代人，更为认同明清，以宋代总集存录截句为非。《诗林广记》的点校者对该书的截句“都作了补改”，无疑偏离蔡正孙用意。这甚至误导现在的电子数据库文献整理工作，中国基本古籍库所录蔡正孙《诗林广记》，将原为截句的作品全部据中华书局整理本录为全篇，与原编面貌去之弥远。 注释： [1]陈师：《禅寄笔谈》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3册第662页，齐鲁书社1997年据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自刻本影印。 [2]赵宧光万历丙午（1606）《〈万首唐人绝句〉刊定题词》，第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3] [4] [5] [6]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七言卷四，第186页；五言卷七，第2428页；五言卷二四，第2761页；七言卷六八，第2071页；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明嘉靖刻本。 [7]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六之一六，第359—3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风林类选小诗一卷》提要，第1738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唐文粹》提要云“其中如杜审言‘卧病人事绝’一首、较集本少后四句。则铉亦有所删削”（第1692页），按今本《唐文粹》无杜审言此篇，而嘉靖本《万首·五言》卷二四、杨士宏《唐音》卷六、《唐诗品汇》卷三八见存此篇，亦可视为馆臣对总集存录截句之批评。 [10]阮元：《揅经室集》外集卷一《四库末收书提要·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二十二卷提要》，第1197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11]常振国、降云点校：《诗林广记》“点校说明”第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唐文粹”条，第180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13]卞东波：《唐宋千家连珠诗格校证》前言，第40—41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14]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第1689—1694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15]凌郁之：《〈万首唐人绝句〉版本源流与文献价值的重新认识》，《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6]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卷，第4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7]陈尚君：《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考》，见《唐研究》第二十卷，第405—407、4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8]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卷七“脱文三”，见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528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9]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唐人绝句诗集一百卷》，第4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0]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九四《唐五七言绝句》，第4004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21]凌朝栋：《文苑英华研究》，第78—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2]详见李晓红：《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第122—123页，中华书局2017年版。 [23] [24] [25]徐陵编：《明小宛堂覆宋本玉台新咏》，第135页，第138页，第1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 [26]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 [27]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1002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28]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第304—3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刘尚荣点校本：《黄庭坚诗集注》，第4442—446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本文两校本均参用，如题注中“帙”字依黄本，“脩”字依刘本。下引此组诗不别出注。 [29]按黄庭坚的诗文在其去世后不久由其外甥洪炎整理为《豫章集》（《豫章黄先生文集》）也即《内集》三十卷刊行。其后，《内集》所遗漏的作品由李彤整理而成《山谷外集》十四卷，推测于建炎、绍兴年间（1127－1162）成书。而《内集》、《外集》均未收之作品又经黄㽦整理而成《山谷别集》二十卷，有淳熙九年（1182）的自跋。任渊以《内集》所收诗为对象，编纂了《山谷内集诗注》二十卷，卷首有政和元年（1111）任渊自序，刊行的时间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前后。详参（日）浅见洋二：《黄庭坚诗注的形成与黄㽦〈山谷年谱〉》，《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第24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0]钱锺书、彭华认为此组诗是黄庭坚默写前人诗、稍有文字出入不当作为山谷诗法（见钱锺书：《宋诗选注·黄庭坚》第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彭华：《〈黔南谪居十首〉与黄庭坚谪黔心态》，《新宋学》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刘永翔、莫砺锋认为《修水集》等黄集收录此组诗是因黄庭坚书法作品“不注明诗的作者是谁”，编者“把黄氏墨迹中他人之诗也误收进去了”（见刘永翔：《黄庭坚〈修水集〉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莫砺锋：《论苏黄对唐诗的态度》，《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莫砺锋：《怎样读黄庭坚诗》，《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4期），非是。 [31]参见王利器《曾慥〈百家诗选〉钩沉》，《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学遗产增刊》十四辑，第360—36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32] [35] [41] [43] [71] [72] [73] [78] [9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八“山谷中”引，第326页，第326页，第326页，前集卷三八“东坡一”引《冷斋夜话》第256页，前集卷二二“唐彥谦”引第144页，后集卷下四“唐彥谦”条第101页，后集卷二五“半山老人”条第184页，前集卷十一“杜少陵”第69—70页，前集卷三六“半山老人”引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33]见宋敏求等撰《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春明退朝录（外四种）》，第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陈友琴言：“《说郛》题作者之名为宋王暐，惟书末有暐跋语，知《道山淸话》者，乃暐之祖。”见氏编：《白居易资料汇编·二宋、金诸家评述·王某·道山淸话一则》，第15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34]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第14—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36] [42]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辩误·冷斋不读书”条。见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数据汇编》卷上，第101页，第101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37] [66]洪迈：《容斋随笔》卷一“黄鲁直诗”，第4—5页，卷八“承天塔记”，第72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38]黄㽦：《山谷年谱》卷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13册，第92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9]常振国、绛云点校：《竹庄诗话》卷十“宋·山谷道人《谪居黔南十首》”，第197—1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40]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之五“黄山谷《谪居黔南十绝》”，第29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44]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其二，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七，第210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45]黄㽦：《山谷年谱》卷二六-二七，见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目录，第21—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46]黄㽦：《山谷年谱》卷二九-三十，参洪迈《容斋四笔》卷八“承天塔记”，第72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47]见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卷十“感伤二”，第202—22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48] [51] [60] [63]《道山清话》引，见宋敏求等撰《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春明退朝录（外四种）》，第63页，第63页，第63页，第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版。 [49]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二六，上册，第400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50]详见刘永祥《黄庭坚〈修水集〉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 [53]参邱美琼、胡建次《惠洪与黄庭坚的交游及对其诗法的传释》，见黄君主编：《黄庭坚研究论文选第1卷文学篇（1980—19980》，第1062—106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4]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918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55] [56]黄㽦：《山谷年谱》卷二九，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73册，第945页；卷三〇，第95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7] [58] [59] [61] [62]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卷二十《太平寺慈氏阁》题注，第481页，卷十七，第1095页，卷二十，第495页，第301页，第3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64]详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八章《集句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5]参浅见洋二：《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第50—5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67]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第18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8]刘永翔考《脩水集》为黄庭坚另一外甥徐俯编（见前揭刘永翔《黄庭坚〈修水集〉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若是，则是黄庭坚的两位外甥都以此组诗为“点铁成金”。 [69]宋代诗坛的创作实验可谓五花八门，集句诗与檃栝词之兴可谓表征。宋人对这种文体实验是颇为推崇的，吕祖谦《宋文鉴》是管见所及最早设立“杂体”一类的总集，其中列举了星名、人名、郡名、药名、建除、八音、四声、藏头、离合、回纹、一字至十字、两头纤纤、五杂组、了语不了语、难易言、联句、集句共十七种文体，可见此期文体尝试之热烈。 [70]黄庭坚所摘截、编排之各诗次序，与所从出原诗在白集的次序大不一样。按白集先后次序是：①其一②其十③其七④其八⑤其四⑥其六⑦其三⑧其二⑨其五⑩其九。 [74]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一“曹邺、谢逸诗”条。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第53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5]魏征等：《隋书》卷三五《经籍志》，第1089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76]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第1689—1690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77]傅璇琮点校：《才调集》卷六，《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075—1083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 [79]张健校笺：《沧浪诗话校笺·考证》，第7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80]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第68页脚注1，中华书局2003年版。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前言及卷中（法藏部分下），第28、303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81]黄瑞云：《畅诸〈登鹳雀楼〉诗》，《敦煌研究》创刊号，总第3期，第24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2]吕祖谦：《观澜集注》甲集卷八“诗”，清嘉庆宛类别藏本。 [83]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五言卷十四，第2575页，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明嘉靖刻本。 [84]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三五，第1185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85] [86]洪迈《容斋随笔》卷一，第4—5页，卷二，第19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87]陈尚君：《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考》，《唐研究》第二十卷，第394—396页。 [88]《韵语阳秋》卷二，第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89]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编年诗”，第130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90]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风林类选小诗》一卷提要，第1285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91]详参王步高：《李白乐府诗〈白头吟〉考索》，《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 [93]《万首》在存录时，皆同《乐府诗集》，往往不具作者名，盖是为了原样保存其乐府体属性。 [94]傅璇琮点校：《才调集》卷六，《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083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 [86]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下载：“自君之出矣，右出汉徐干《室思诗》，其第三章云：‘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则“自君之出矣”是乐府古题。 [87]据徐俊考，“有准确记录的诗集刻本，始于五代。”殆自释昙域《禅月集》始，其后序作于王衍干德五年（923）。宋初太平兴国至雍熙年间中原地区唐人诗文集仍“印本绝少”。详见《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前言》，第10—11、54—55页。 [95]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前言》，第10页。 [96]陈尚君：《日本汉籍中的唐代文学文献》，见氏著《汉唐文学与文献考论》，第1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97]《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序言》，第4页。CHRISTPHERM.B.NUGENT: 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70.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有进一步论述。 [98]参见平冈武夫著，叶纯芳、乔秀岩译：《村本文库藏王校本〈白氏长庆集〉——走向宋刊本》，《版本目录学研究》2013年；孙少华：《钞本时代的文本抄写、流传与文学写作观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99]浅见洋二：《“焚弃”与“改定”——论宋代别集的编纂或定本的制定》，《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第22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00]王仲镛笺注：《绝句衍义笺注·绝句辨体序》，第20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1]王夫之：《姜斋诗话》“四三”，见《清诗话》，第19—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102]冯班：《钝吟杂录》卷三，《丛书集成初编》第223册，第3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3]李晓红：《汉文化圈钞本学的成立与学科展望》，《中国中古史集刊》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作者简介：李晓红，中山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