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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只有在大致厘清有关外位性双重含义的背景下，重新解读巴赫金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中对陀氏颇带微词的声音，人们原有的一些困惑与质疑也许才会涣然冰释。这里有必要引述巴赫金这一论述的大部分原文：由于陀氏在描绘主人公时，明显偏重于“我眼中的我”这一内向化审美视角，所以他的“艺术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便具有了如下的典型特征：后景、主人公背后的世界得不到发掘，作者也观察不清；只能从主人公内部呈现出大致的、并无把握的情形，就像我们看自己的生活背景一样。有时完全不出现这一背景……主人公的外在表现（外貌、声音、举止等）与其内在认识伦理立场，不可能有机地融为一体。外在表现对主人公来说是个并非唯一的、无关紧要的假面具，或者根本就没有达到清晰可辨。主人公不把脸转给我们看，我们只能从内部感受他；整个人在相互对话时，他们的面容、服装、表情、舞台外的环境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具有艺术价值的因素。⒃但在这里对话却开始退化成一场关注内容的辩论，这里的价值中心是被讨论的问题。最后，起完成作用的因素没有组织起来，作者没有形成统一的面孔，他是支离破碎的，或者是戴着假定性的面具。属于这种类型的主人公，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⒄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这时的巴赫金还是一个站在基本肯定的立场上，来谈论“外视角”这一侧重从外位描绘主人公方法的学者。所以陀氏明显偏重于“内视角”描绘出来的主人公形象，在巴赫金看来，由于缺少清晰可睹的形象感，才会自然而然被抹上了一层不尽如人意的负面色彩。这一点在该书有关“作者问题”的专章中，巴赫金还以“作者危机”的名义作出过明确表述。并且在早期巴赫金有关陀氏作品的另一处论述里，我们也会看到近乎相同的回音：在阅读陀氏作品时，“我们一直伴随着主人公，他的内心感受吸引着我们。我们不是在观察主人公，而是与他一起切身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们吸引到主人公世界里，我们从外部却看不到这个世界。”正是由于读者和作者一样，都被主人公表露自我的目光紧紧吸住，主人公发出的声音，才会在作品的话语世界中不绝于耳，经常占据着上风，这一点在当时的巴赫金看来，恰恰又意味着作者正在丧失从外位描述主人公的权威立场。所以巴赫金针对这类作者失语的危机现象，在上述引文中同样也会颇带微词地指出，陀氏小说中的“作者没有形成统一的面孔”，总是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缺憾。“为了观察主人公，我们可以进入作者的语言，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却没有这样的语言。他有很多主人公，而且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语言，他们把作者的语言瓜分完了。”⒅ 当我们把巴赫金的以上论述，和他对托尔斯泰这一作家的以下论述加以对比时，就会看到这两个作家的作者声音在作品中的体现方式，的确有着鲜明的区别。如果说陀氏小说的叙事者给读者留下的一个突出印象是对自己叙事的权威性缺少自信，巴赫金谈到托氏在作品中时隐时现、举足轻重的作者声音时则鲜明地指出：“这就是托尔斯泰作品中作者话语的特殊安排和它的极其重要功能的发挥。他的作者话语力求获得完全的自由与独立。……托尔斯泰需要这样一个自由而重要的叙述话语，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作者观点、作者评价、作者分析、作者裁判、作者自由。托尔斯泰的这一史诗般的话语，充满自信和力量，满怀爱心地描绘着，把自己的分析渗透到心理的最深角落，而与此同时，却又在主人公感受之外表现出一个真实的作者现实。作者话语还没有怀疑自己的这个权利，没有怀疑自身的客观性。作者的立场是自信而又坚定的。”⒆ 需要注意的是，巴赫金对托氏的以上评述，字里行间虽然看似带有不无欣赏的意味，但是从后见之明的眼光看，如此表述却深埋着这样的伏笔：当作家站在“外视角”描绘立场上，以尽收眼底、坚定自信的作家立场完成论定主人公形象时，托尔斯泰这一权威声音无可怀疑的“客观性”，在后来的巴赫金眼中，恰恰又散发着不无“独白”的负面意味，因为在后来的巴赫金看来：“一个人的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只有他本人在自由的自我意识和议论中才能揭示出来，却无法对之背靠背地下一个外在的结论。”⒇所以托氏的作品，才会被“复调小说”的发现与倡导者巴赫金称为“独白小说”。 六 所以在以下论述中，我们同样也只有借助“双重含义”的目光，才能深入把握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中发出的另一种声音，从而对巴赫金两种声音所谓的“矛盾性”，作出相对完整合理的解读。正如上文所述，前一论著中的巴赫金，其实是在不太自觉的层面上，谈论着不同指向的外位性的问题，如果对照巴赫金在后一论著中发出的声音就会发现，其中有些看法的确是他曾经坚持后来又放弃的；有些现象确实是他曾经有所忽视，后来却又从中揭示出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还有一些不言而喻的外位性原则立场，则是同一个巴赫金完全没有放弃，而且自始至终都在坚持的，比如有关外位性第一重含义的立场。 谈到这一经常引发人们质疑的关键问题，巴赫金后来专门在修订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及相关之处，有针对性地作出了一些明确说明，其中至少有三处巴赫金的这类说明，就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有必要也将其逐一引述如下：谈到主人公所谓的独立性，借用国内学者董小英颇为形象的说法：这“就好像神笔马良画了一个大力士，他从墙上跑下来，把马良的神笔夺走了！”(21)所以巴赫金特别强调：“这里我们必须防止可能发生的一种误解。也许有人会觉得，主人公的独立性与下面一点是矛盾的：整个主人公不过是文艺作品的一个成分，因此他自始至终完全是由作者创造出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矛盾。我们确认的主人公的自由，是在艺术构思范围内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自由如同客体性主人公的不自由一样，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巴赫金在另一处又再次强调，“这首先是主人公在小说结构内部，对作者保持着自由和独立，确切地说，是对作者通常所作的形诸于外的总结性评语，保持着自由和独立。这当然不是说，主人公超脱于作者艺术构思之外。不是这样。他的这种独立和自由，恰恰在作者的立意之中。这一构思似乎预先便许给了主人公以自由（自然是相对的自由），同时本身也是作品整体严整构思的一部分。”(22)巴赫金一再作出的以上特别说明，显然就是要在这些着力点上一再强调：充满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主人公形象，完全是在作家从事创作的“艺术构思”或“立意”之中；所谓人物“与作者平等的声音”，这是在相对而言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毫无限定的前提下体现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尽管作家可以采用不同的创作方式与审美视角，描绘出迥然不同的主人公形象，“而作者的基本立场则是外位的立场。整体的统一和整体的完成（思想上和其他方面），都得自这种统摄一切的外位立场。”(23) 按道理说，面对这类言之凿凿的一再说明，质疑者对他两种声音自相矛盾的质疑之声本该不攻自破，但是看似如此明白的说明，之所以依然不能令质疑者折服，纠缠不清的问题症结点就在于：巴赫金在这类说明中，还是没有进一步作出非常有必要的明确说明，从而在根本上解除人们对外位性理论的这一误解，即在这样的误解中，人们对外位性含义的理解，仿佛已经和外位性的第一重含义“长”在一起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巴赫金主要还是站在肯定外位性第一重含义的立场上，来回应质疑者对他的质疑，那么在质疑者看来，其既肯定作者外位性，同时又肯定主人公独立性的两种不同声音之间，就依然具有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性。 在笔者看来，要摆脱以上令人棘手、看似难以摆脱的悖论，解开问题死结的一个思维路径就在于，进行驳难的巴赫金其实理应摆正方向，在重申作者从事人物形象创造这一外位性立场的同时，更应该针对自己原有的缺失和人们的误解进一步指出：在谈到主人公的独立性时，他一再补充强调的所谓“相对性”，并非是一种避实就虚或含糊其辞的托辞，这原本是在“我眼中的我”这一内视角相对而言的含义上，(24)对主人公声音的独立性给予充分肯定；而且他之所以要对描绘主人公的作者权威性发出质疑，也并非针对作家外位性的第一重含义，其矛头所向，其实是外位性第二重含义中被极端放大的作家权威性。这是因为他发现，作家从外视角描绘主人公这一习焉而不察的权威性，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一种隐患，这就是把人这一具有自我意识的描写对象过度物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