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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吹（1906-1997），原名陈汝埙，上海宝山人。中国著名的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1927年，出版了8万字的儿童小说《学校生活日记》，主编过《儿童杂志》《小朋友》《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等书报。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授、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等。一直坚持儿童文学创作、翻译、编辑和理论研究工作，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儿童文学事业。  陈伯吹（1906-1997）  1992年，陈伯吹（前排中）参加上海儿童文学金秋笔会 宝山少年结缘儿童文学 1906年8月13日，陈伯吹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今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庙后街的一座老宅里。这座老宅，给了他和弟妹们清苦艰辛又饱含诗书熏陶的记忆。 1922年的春天，16岁的陈伯吹毕业，到宝山县杨行乡立第六国民学校朱家宅小学，成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朱家宅小学是一所乡立复式单级小学，校长、教师和校工都由陈伯吹一人兼任，总共有30名学生，他把学生按年龄和学习进度分成了一二三四年级，给他们分别授课；他为他们订阅了两本儿童刊物《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他还将他们按住处分成若干个小组，大的照顾小的，一起排好队唱着歌回家；他成立了“小学生自治会”，让孩子们自己做主，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这样干了六七年，学校的口碑越来越好，邻村的家长也愿意将孩子送到这里来。也就是在这段与孩子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陈伯吹受到《爱的教育》和《爱弥儿》的影响，1923年暑假，他尝试创作儿童文学，写下了8万多字的《模范同学》。 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卅惨案发生……国家和民族的不幸，唤起了陈伯吹心中强烈的愤慨。他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组织，与几位青年同事一起，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罪恶。1928年6月的一天，陈伯吹正在教室上课，一群宪兵冲进来，要逮捕他，并要去他们的宿舍搜查证据。幸好有学生看到宪兵，提前赶到宿舍，转移了进步书籍等资料。经历了这件事后，陈伯吹决定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陈伯吹在上海私立幼稚师范学校当了一名地理老师，并报名参加了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班的考试，继续深造。同时，他经常写一些儿童文学的稿子，投给《儿童世界》，也会写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爱情诗，投给《小说月报》。 有一次，他写了两首爱情诗投到了《小说月报》，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时任《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先生的回信，郑先生在回信中约他到编辑部谈一下。陈伯吹一直记得那封写在香烟壳背白处的信。郑振铎曾是《儿童世界》的主编，对陈伯吹的作品很熟悉，他语重心长地分析了陈伯吹创作的优势：有多年和孩子在一起的经验、懂得孩子们的心理，并建议他专攻儿童文学。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在吴淞口发动战争，对上海进行疯狂的轰炸，上海顿时陷入炮火之中。陈伯吹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一系列战斗性很强的作品，如《华家的儿子》《火线下的孩子们》，号召全国的少年儿童坚强起来，不做亡国奴，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1934年春天，陈伯吹受儿童书局的聘任，担任编辑部主任的职务，主要编辑高、中、低三级《儿童杂志》，后改名《儿童常识画报》。教学生涯和编辑、作家的身份，让陈伯吹自然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待写作和出版，形成了他的儿童文学教育观。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大地陷入了艰苦卓绝的抗战中。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陈伯吹回到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研读教育学，通过3年多的学习，他在1940年修完了教育学的全部课程，获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 那段时间，陈伯吹在华东联合中学担任高中部国文教员，同时在大夏大学讲述儿童文学的课程。他写下了一篇篇文章，揭发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鼓舞民众奋起反抗。 这些举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陈伯吹的人生安全受到了威胁。他决定离开“孤岛”上海，1943年3月，陈伯吹抵达重庆，在国立编译馆担任小学教科书编辑。编辑之余，他重点阅读了一批西方的童话故事，整理出上海沦陷时期的一些翻译作品。那时，中华书局也迁到了重庆。中华书局迁到重庆后，编辑部的不少业务都渐次恢复了，但唯独《小朋友》因没找到合适的主编而无法复刊。1944年的冬天，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差不多完成时，编译所告知陈伯吹，中华书局力邀他襄助《小朋友》复刊。陈伯吹一听，顿时兴奋起来。1945年1月1日，停刊七年半之久的《小朋友》在战火中与孩子们见面了。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书局迁回上海，陈伯吹得以在上海继续编辑《小朋友》。1946年5月初，时任位育中学校长的李楚材找到陈伯吹，表达了对儿童课外读物质量的担心，两人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属于儿童读物作者和编者的组织，以推动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1947年4月20日，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正式成立。 这个联谊会引起了《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的注意，他很早就想在《大公报》办一个《现代儿童》的副刊，于是与中华书局商量，邀请陈伯吹兼职主编这个副刊。1947年5月3日，《现代儿童》创刊。 陈伯吹以联谊会为依托，借助《小朋友》和《现代儿童》的影响力，与解放区的儿童文学建设相呼应，为新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定下了文学与教育相结合的现实主义基调，这个基调，影响了之后数十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走向。 加入民盟，提出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1949年5月24日，周恩来约见民盟领导人沈钧儒、黄炎培等，商定民盟吸收知识分子。之后，民盟发展出现了高潮，包括《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作者陈望道，学界大家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先后加入民盟。1951年12月24日，陈伯吹向民盟提交了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的请求参加组织，要求参与组织的生活，目的在于更好地学习改造，更好地工作服务。” 孙大雨和陈望道两位同志担任了他的介绍人，孙大雨在介绍信中写道，“陈伯吹在儿童文学界有极高的群众威信，素来起着领导作用，解放前就站在人民方面对反动派斗争”，认为“他是个本盟应当争取的优秀分子”。在1952年2月3日，陈伯吹加入了民盟组织。 1952年12月28日，新中国第一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宣告成立，陈伯吹被任命为副社长。《小朋友》由中华书局转至少儿社出版。陈伯吹始终支持和关心这本刊物，常常拿起笔为孩子们写作。改版后的《小朋友》在1953年1月正式面世，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历史最久远的儿童刊物。 1954年10月，陈伯吹奉调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编审，为新中国的孩子们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同时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授；1957年5月，他又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专业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研究家。 那段时间，陈伯吹迎来了他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个新高峰。 他不仅为孩子们写出了许多美丽的童话、诗歌和小说，还经常到学校参加孩子们的活动，关注寓言和童话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应用；鉴于自己多年实践的经验和判断，他在儿童文学理论层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如“以儿童的眼睛去看”和“童心论”等对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有益的设想和构架，就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 他发出呼吁：为小孩子写大文学。他认为，最好用与儿童“平等对视”的态度来对待儿童文学创作。陈伯吹先生所倡议的为小孩子写大文学，至今广为流传。 设立“儿童园丁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陈伯吹希望的儿童文学的春天终于来临了。他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类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和出版工作会议，还去各地讲学，他与包蕾、贺宜一起联袂出任了《巨人》的主编，他对青年作家特别关注。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把失去的十年补回来。 1981年，陈伯吹拿出了自己当时全部的积蓄和稿酬5.5万元作为奖励基金，希望用这笔资金的利息来支撑每年获奖奖金的支付。1982年，一个普通职工一年的收入在550元左右。可见，1981年的五万多元，绝对是一笔巨款。 1981年5月22日，陈伯吹、上海作协、上海版协、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和少年报社等一起组成了“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正式开启了这一奖项的运作。 1982年5月21日，第一届“儿童文学奖”颁奖大会在上海举行。一年以后的1983年5月，在第二届“儿童文学园丁奖”颁奖之际，收入第一届获奖的14篇作品的获奖作品集《老鼠看下棋》由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出版，陈伯吹为这本书做了序，给予这些作品高度评价，并在序言中表达了他始终如一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1983年，陈伯吹在儿童文学的道路上已经跋涉耕耘了整整60年。这一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伯吹先生曾经在1951年、1952年先后两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直到1983年10月5日，77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夙愿。 1988年，“儿童文学园丁奖”更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社会各界对这个奖给予了大力的支持。2014年，陈伯吹先生的家乡上海市宝山区政府与市新闻出版局、陈伯吹基金会一起，将这一奖项升级为一个国际奖，每年11月在上海国际童书展的前一天颁奖，其影响力和传播力从中国走向了世界。从第一届到第24届的评奖，将近30年的时间里，记录下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足迹，有300多位儿童文学作家获得过这个奖项。 我于1990年进入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时，几乎每个周四都可以在出版社见到陈伯吹先生的身影，那时他已到了“耄耋之年”，大家都尊称他为陈伯老。 1992年，我第一次参加由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几家出版单位联合举办的上海儿童文学金秋笔会，87岁的陈伯老参加了这次活动。作为年龄最小的参会者，我担当起了一路搀扶陈伯老的任务，得以有了一次与陈伯老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印象中陈伯老很谦和，话不多，但始终和蔼可亲，呈现出一位经历了风雨却依然葆有一颗清纯童心的老人的真诚与豁达，他那全身心投入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精神，感人至深。 （作者系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常务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