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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毕飞宇老师和张莉老师的谈话录《小说生活》。这本书里所记录的那些面对面的谈话，潜藏有毕飞宇如何成为当代小说家的诸多秘密，也隐含着批评家张莉认识世界的边际。两位的相遇既是才华与智识的碰撞也是天赋和勤勉的较量。 下文中的谈话节选自本书“及物的日常生活”这一章节，张莉和毕飞宇从小说写作中的日常生活谈起，交流了他们对文学、历史以及人的看法。 日常本身也是历史，另一种恒常的历史 张莉：日常生活是你小说世界的关键词。今年获诺贝尔奖的门罗，也是非常讲究日常生活逻辑的小说家。你对日常的发现，其实伴随着你对先锋文学的认识。 毕飞宇：如果把时光倒退到20个世纪的80年代，有人告诉我，我将来的小说会描绘日常生活，弄不好我会抽他，为什么？我觉得他在侮辱我。我他妈的怎么可能对日常生活感兴趣？那是多么低级多么庸俗的事情。我的小说必须面对哲学、面对历史你知道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往小说里写。我得写“高级”的东西，我得写“高级”的小说。 张莉：那时候你读的全都是“形而上”，眼里没别的。 毕飞宇：说到底，这还是由阅读决定的，我在大学时代读梅特林克，他的《青鸟》一棍子就把我打晕了，那是完全脱离了日常的戏剧文本，人所面对的只有两样东西，时间，还有空间。一个人死了，一百年之后，他的爱人出生了，——这他妈的多牛啊。我热爱这些理念，它们让我着迷。这里头还有我的虚荣，年轻人的虚荣，艺术是不该和散发着体气的日常生活沾边的，咱们得到远方去寻找描写的对象。 张莉：当时的年轻人眼睛都朝着天，不落地。 毕飞宇：后来就开始接触中国的先锋小说了，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通常说来，中国的先锋小说脱胎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就时空的处理方式而言，也许是的，其实，说中国的先锋小说脱胎于西方的浪漫主义也许更合适一些。“浪漫”这个词在法语里头其实就是逃避的意思，逃避什么呢？逃避现实，不再现实，结果就是浪漫。 张莉：这个说法有点新意。 毕飞宇：反正我尝试着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现实的东西，日常生活那就更不用说 了。但是，一个写作的人不可能恒定不变，他会调整自己，他会认识自己，同时也会认识文学，这里头既有修炼的问题，也有一个年纪的问题，人都要长大，伴随着长大，你对生命的认知、对生活的认知、对表达的认知，都会变。 张莉：生命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修为、不断完善。我也有这种体会，以前反对的，反而成了现在热爱的，一百八十度转变。 毕飞宇：老实说，当我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注重日常问题的时候，我在骨子里是痛苦的。大约在十年前，中国文坛开始时兴一个词，叫“后撤”，一个人在后撤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带着一些不甘，这个不甘会带来痛苦。我从此知道了一件事，我再也做不了仙风道骨的艺术家了。我当时的痛苦很具体，一方面，在理性上，我知道自己必须往那里走，另一方面，情感上不愿意。我的许许多多的痛苦就是这么来的，不止这一件。 张莉：同时，你也开始发现，跟日常伴随的就是伦理，人情的伦理，用你的话来说，文学要有“俗骨”。一个好的小说家，离不开这个东西。 毕飞宇：小说总是离不开两样东西的 ：第一，它的美学属性，也就是审美价值；第二，它的功利性，也就是社会意义。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俗骨”，他的作品就无法支撑社会意义。王彬彬有一本书，书的名字我非常喜欢，叫“在功利与唯美之间”。要知道，在功利和唯美之间，作家是很纠结的。我没有和别人交流过，但是，我纠结，骨子里，做一个小说家是很难幸福的，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让他纠结。  访谈旧照 张莉：其实我总觉得，写日常对一位作家是个考验，以大开大阖的剧烈命运吸引读者不难，如何写出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戏剧性”是一个挑战。现实，日常，怎么也不该成为一位作家的盲点。 毕飞宇：是这样的。 张莉：这种世情伦理在你的小说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特征，尤其在读《平原》的时候，我当时写评论，觉得两个农村的妇女之间的那种说话非常有意思。它其实传承了中国明清世俗小说里面的某种精华。 毕飞宇：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作家，《平原》刚刚发表，他见到我的时候，说《平原》里面有一部分写得特别好，我说哪个部分，他就说端方的妈妈去找会计的时候，她的手上拿了一只酱油瓶，到了会计家的门口，她把酱油瓶放在了地上，然后，空着手进门了。 张莉：她这么做是有她的缘由的。 毕飞宇：好吧，我就来说说这个酱油瓶。我们乡下的女人心是很深的，她要托人办事，一般不会直接说，而是找一个借口，仿佛是路过，临时想起来的。为什么要找一个借口呢？因为她没把握，怕人家拒绝，如果是路过的，被拒绝也就不伤脸面了。到了家门口，她要避免误会，别让人家以为是送礼来的，所以，就把一个空瓶子搁在了天井的地上。——这一来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张莉：心思缜密。透过这样的细节，这个人物跃然纸上。 毕飞宇：作家要塑造人，第一件事是理解人，从哪里理解？从日常生活这个层面上理解。如果没有这个酱油瓶，端方的母亲这个行为就很难饱满。刚才我们说了半天的人物，现在又来谈日常，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你不在日常上下功夫，所谓的塑造人物往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同样，如果这个日常不通过人物的动态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日常就很难散发出它的魅力。 张莉：重要的是，书写者不能浮在生活的表层，浮在生活的表层是看不到那些细节的，只有当作家浸入生活，沉潜下来，这些 细节才会信手拈来。因为这种日常，这小说脱离了1976年这个背景，还会被读者理解，因为，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或者是这种人与人交往的方式。 毕飞宇：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平原》当中描写那么多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日常生活的细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些细节呈现中国农业社会时期的基本伦理。这是第一层。为什么写这个基本伦理，我要告诉大家，无论“文革”的政治多么惨烈、多么残酷，它永远没有能力去替换生活的基本伦理，这个说起来我还要感谢张爱玲，她的《倾城之恋》我读过很多次，张爱玲不是一个做史学研究的，但是，她的这个大历史观对我有启发，无论飞机大炮多么热闹，影响不了基本生活的格局和底色，生活里那些必需的部分，它们永远在那儿。 张莉：历史的某一个层面，就是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历史有它普泛性的一面，或者说是肌理。以前批评界喜欢史诗作品，以为只有写大事件才是写历史，其实不是，日常本身也是历史，另一种恒常的历史。 毕飞宇：1976 年发生了那样的巨变，我想说，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不是政治，还是日常的伦理。我不懂政治，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比所有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论都有力:“生活就应该这样，生活就是不应该那样。”这里头有常识性的、铁一样的价值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