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体上，“记录、探索、批评”是对《单读》准确的描述，能够代表我们对各类文体、各种声音的期待，这个中心一直没有偏离。 何平：《单读》的前史是2010年创刊的《单向街》，《单向街》出到五期，2014年第六期改成《单读》，你从2015年第10期介入《单读》的主编工作，第11期开始独立主编《单读》，到现在《单向街》和《单读》已经连续出版了19期。《单向街》时期有两个标识，一个是印在封面的“纪录”、“探索”和“批评”；另一个是在扉页的“想象另一种可能”。从第六期开始，“批评”被“审美”替换，第11期“想象另一种可能”换成了“为了人与书的相遇”。我觉得，第10-12期是你和《单读》传统的磨合、协商期，从第13期“消失的作家”开始在传统中生长出属于你自己的“单读”想象，这就是封面上的“We r ead t he wo r l d”和“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以及扉页的“为了人与书的相遇”。这里面涉及到《单读》的趣旨、目标读者和愿景等等。不妨具体说说，你和《单读》如何发生关系的？ 吴琦：我和《单读》的关系其实特别简单，也特别偶然。当时《单读》需要编辑，据说是老同事杨潇跟许知远介绍了我，他就加了我的微信，让我过来工作。他那时应该完全不知道我，也不了解我此前在媒体工作，就轻信了别人的话。而我呢，做记者时候就最讨厌名人，所以突然被名人找，虽然嘴上没说，但内心是抗拒的。一开始我想兼职来编《单读》，因为记者这一行没干够，甚至可以说正在兴头上，但是无奈2013年前后传统媒体几乎雪崩，这一行里很多前辈、同事、朋友纷纷离开，没有人提出新的想象，那种不知道往哪里使劲的感觉很强烈，最终是抱着一种有点溃败的心态，“躲”进了书店。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故事，实在没有戏剧性，可能在一个过分追求戏剧性的大环境里，它显得有点反常。最初《单读》就给我安静、独立、偏远的印象，和我那种躲避的心态不谋而合，所以一开始我就是埋头编稿，不太爱讲话，有一种插班生的感觉。当时连编辑部都没有，几乎就一个人，周围同事忙着单向空间创业的事，好像和我手头的稿子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对这份工作期待不高，甚至有所防备，所以觉得干不了太久，只是暂时躲躲风头，其实还在关注周围媒体的动态，随时都想逃走。 您的观察很准确，大概是从第13期《消失的作家》开始，我开始更多地把自己的想法带到《单读》里，但这好像不是一个那么自觉的过程。当时我对自己、对《单读》都还没有特别笃定、清晰的认知，纯粹是工作的时间和强度累积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会提供一个酝酿变化的培养皿。毕竟在此之前我已经做了三四期《单读》了，时间也过去了两三年，其实挺慢热的，任何工作起码都需要两三年才能琢磨出一点滋味。那时我才回过神来，比较冷静、客观、正面地面对这份工作。当然更具体的刺激是《单读》的责任编辑换成了罗丹妮，她的敬业和专业程度，向我展示出一种期待已久的全新想象，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总在前台的媒体工作，被细致、勤劳、苦干、默默无闻等等在出版业稀松平常的职业素养所冲击，甚至替代。这是一次重要的自我教育，让我意识到内容行业如果想要继续发展，需要动脑筋、下功夫，不能再冷眼旁观、坐收渔利了。《单读》的变化可能跟我的这个变化有关系，但也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毕竟变化有很多种，这可能不是最好的，只是我找到的那种罢了。 总体上我觉得“记录、探索、批评”或者英文We read the world，都是对《单读》准确的描述，能够代表我们对各类文体、各种声音的期待，这个中心一直没有偏离。后来一些文本层面的修改和更新，有的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有的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延续陈旧的文艺副刊式的语言，而是想要有所更新。具体的变化后面可以再谈，您说“理想和现实的商量”，我觉得是对整个过程很好的概括。 另外要澄清一下，“想象另一种可能”和“为了人与书的相遇”，都是来自我们的出版合作伙伴“理想国”，他们出的每一本书都印着这句。 何平：《单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本纯粹意义上的杂志，它是在一个系统中的，或者说是在一个空间、场域中的。《单向街》时期是杂志和单向街书店；《单读》时期则更为复杂，商业资本介入“单向街”之后，单向街书店变身为单向空间，“单向”就不再只是围绕着书店和杂志的知识分子同人意义的沙龙了。单向空间由微在（wezei t）新媒体和“单”系列的生活方式两个团队组成。后者，单向街的共同发起人许知远称之为“产品线”。这也许能够理解由“批评”到“审美”的微妙调整，不再是《单读》时期居高临下的启蒙，而是对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创造和倡导，它是未来的、世界的，也是现实的、实践的，它的目标用户是我们时代的青年。你的《单读》编辑和出版活动是“单向空间”的一部分，你是如何设计、想象并参与到“单向空间”的？具体到“产品线”，《单读》这个“产品”和单向空间的其他产品如何构成“产品线”？ 吴琦：就像我前面说的，初期我基本上是一个状况外的员工，也会参与，出点子，但对这一切没有自己的理解，只是道听途说、依样画葫芦，算是赶个创业的时髦。我也不知道《单读》和其他产品线之间有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产品”是什么意思。虽然单向空间内部一直强调《单读》是一个制高点，但在个人情感上，我一直都有点抗拒这种说法，主要因为责任重大、令人焦虑。直到后面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更多的工作，才对它、也对自己与它的相对关系，有了切身的了解。还是那句话，认识一个人一件事，真是需要时间。 如果说我现在对所谓“产品线”有一些发言权，也全部来自于我参加的那些具体工作。这些工作很杂，也很琐碎，可能超过很多人传统上对编辑这个角色的设想，比如，在公共活动上露面讲话就是第一个巨大的考验，我做了很多的挣扎。还有市场营销、商务合作、产品策划、社交媒体运营等等，都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做，又不得不做。也是在这个不情不愿的过程中，我才终于走到这份工作的内部。我认为《单读》和公司的其他产品线是并行的关系，比如文创产品、文化活动等，一方面彼此连接，《单读》要源源不断地提出问题，引入新的概念，为其他同事带来灵感，这是它走在前面的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应该创造价值，接受各方面的考验，而不是空有一腔热血，这才算真正的彼此支撑。单向空间是一门小生意，很多年来甚至不挣钱，《单读》再骄傲，也不能脱离这个前提。说得再直白一点，我们所有同事都得一起想办法养活自己，这一点也是从外面看这个机构的同人含义/公共空间的热闹时所很难体会的艰辛。 具体到每期《单读》的主题，我们以希望摆脱知识分子单方面的自我想象为原点，去和更广泛的社会情绪相交，绘制出新的图形。 何平：《单读》作为一种杂志书（MOOK），每期都有一个主题、概念或者是“思想”。《单向街》和早期的《单读》时期，是以知识分子自我想象为中心的，而从你独立主编的第13期，明显看到既考虑到知识分子自我想象意义上的“批评”，也考虑到这种“批评”在我们时代的传播、转化，最终在某些人群的联结和扎根，不只是名词的“策源地”，也是动词的“相遇”和“r ead”，所谓的产品是以这个为前提的，是在此之后的，这也《单读》在我们时代的存在的价值。有一点小遗憾的是，我觉得“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好像有点不及物，太空泛了，你有没有考虑更好的表达？ 吴琦：好巧，今年是《单读》十周年，我们马上就要换掉这个有点自卖自夸式的说法了，“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的确是我们的目标，但还没有做到。之后会换成一句更有召唤性的话，因为我们和读者一样，都得继续努力才好。 具体到每一期《单读》的主题，的确如您所说，希望摆脱知识分子单方面的自我想象，但的确不可能完全摆脱，那样说就不够诚实了，毋宁说是以这种思想和写作方式作为原点，然后拉出更多的辅助线和延长线，去和陌生的读者、更广泛的社会情绪相交，绘制出新的图形。改版后的第一期《消失的作家》，题目里就有这一层含义。再具体到语言、语法的策略，的确是一个不断摆脱形容词和名词，同时寻找动词的过程。但这太难了，不是一本刊物就能完成的任务，是一个文化结构的命题。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动词，动词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 您前一个问题也提到“批评”的问题，这里可以一并回应，也作为一个例子。从“批评”到“审美”，可能还不足够来形容《单读》的变化，这只是一个语词的位移，背后有更大更根本的语境。阅读与写作、启蒙叙事、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今天的生活中到底还残留什么意义，这是我们的行业必须面对的拷问。我们不妨对自己更残酷一点，否则时代只会以更加残酷的方式来冲刷我们，在它尚未演变成彼此互斥、水火不容的情况之前，我们需要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调整。“批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包括《单读》在内至今也在享受这个红利，那么真正严峻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改造这种权力结构。很大程度上这首先是一种自我改造，而不是对外的批评，创作者们不要因为事情不符合此前的认知结构立刻感到不快，而是应该首先感到好奇，甚至承认无知。这也意味着把自我批评补充到批评中去，在暴露矛盾的同时，承认自己也身处矛盾之中。这种思考方式，在不丢失批评能力的前提下，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发言的位置和方式，主动地和视野之外的声音互动，碰撞，拥抱那些未完成、不确定、尚在运动之中的事物。也只有在这种实践中，动词们才会复活，迎来新的含义。 何平：你在河南“松社”的演讲有过类似的表述：“《单读》的自信，建立在人们永远都需要精神方面的内容。”《单读》可能有点“曲高”，但并不“和寡”。此前，《单读》第13期的《我们改版了》也说过：“《单读》已经由单向空间和理想国联合出版了7期，成为中文世界智识青年们的挚爱书。在制作最新一期《单读13·消失的作家》之前，我们觉察到阅读的氛围似乎正在起变化。严肃新闻、文化机构遭遇危机，支离破碎的信息、花边甚至谣言成为公众话语的主导，阅读行为不仅被边缘化，而且成为娱乐、营销的道具。体面的思想生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成为小众趣味的代表。”能具体说《单读》的改版在哪些方面“改”了吗？ 吴琦：这个问题我经常被问起，也一直很乐意讲，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光是理念问题。我觉得我们不仅需要训练自己的实践能力，而且要训练自己描述这种实践的能力，只有那样，那些看起来可疑的抽象的命题才能变得可拆解、能沟通，而不再虚无缥缈地飘在半空中。这正是眼下的一个困局，理念、意识形态失去了号召力，我们陷入一种不可沟通的主体间性，一种屏障，一个内在于人文主义自身的陷阱。 改版首先改的是编辑思路，把过去对《单读》这个品牌单方面的强调，改为对每一期主题的强调，因为只有每一期主题能够落到实处，与普遍的社会生活发生共鸣，才能不断争取新的读者，反过来丰富这个所谓的品牌。体现在封面设计上，我学到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层级”，字体的大小、摆放的位置、颜色和工艺的选择，决定了读者首先看到哪部分内容，那么编辑思路就很容易调整了，无非就是要明确地做出选择——让“单读”两个字缩小，让主题变大，把主编的名字从封面拿掉（因为我的名字不能给读者提供太多辅助的信息），以此类推。 另外我们也修改了过去比较冷淡的美学风格，开始使用颜色，更多地使用图案，在文字的编排上从报纸吸取灵感，尽可能多地把一些我们认为重要、有趣的摘要放在封面、封底，同时如果把《单读》的封面展开，它就自成一张海报。整体上希望让这本书变得热烈、主动一些，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内容上最大的变化是比较坚定地把虚构部分纳入进来，成为固定栏目，包括小说和诗歌，有时甚至成了主部，比如《我们的黄金时代》和《都市一无所有》。出乎我意料的是，这部分内容成了被讨论、被批评最多的地方。可能因为过去《单读》的非虚构属性更强，这和它诞生在传统媒体发达的年代有关系，作者们多数有媒体背景，突然多了文学的部分，新老读者都不适应，也看不清我们的标准，觉得是乱来。但这不算我有意为之，而是自然地反映了这一代作者的面貌，在媒体工作的作者变少了，而拿起笔写小说写诗歌的人从来很多，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继续着记录时代的任务。而且虚构本身就比现实更真实，在一个缺少真相的年代，它的批评能力和战斗属性被低估了。 除此之外，整本书的开本大小、正文的版面设计、其他栏目安排，我们都坚持不变，它们一直都是《单读》和读者保持亲密的方式。 哦对了，我们还从软精装改成了平装本，因为我是坚定的反精装主义者。 文化领域的壁垒被人为地夸大了，如此精细而不容越界的专业分工，是由于既得利益和虚荣心的缘故。《单读》想要突破这一点。 何平：在加入单向空间主编《单读》之前，你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从记者到《单读》主编会对一本刊物的方向带来怎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不单单是《单向街》和早期的《单读》时期强调“纪录”，它的作者也有许多有媒体从业背景。对你而言，记者职业背景影响到《单读》应该是想象世界的观念和方式上的。 吴琦：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是一种互相发现和互相调动。我没觉得自己和之前的编辑有那么大的不同，最近我们重新整理最早的《单读》一至五期，当时还叫《单向街》，主编是郭玉洁，虽然作者队伍、文体、具体的编辑体例一样，但问题意识是惊人一致的。问题意识才是一本刊物的核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单读》的气质是稳定而且一贯的。我想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既因为创始人和编辑们都有媒体的背景，也因为这群人同时是重度的文学阅读者，既因为“纪录”，也因为“审美”。如果一定要说记者的背景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可能是因为这个职业本身就相对开放，鼓励大家出去走，认识人，和世界打交道，这滋养了最早的《单读》的精神。 总体上，我感觉现在大家的思维惯性对媒体、对文学的想象都太狭窄了，有时候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其实新闻行业里有文学素养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很多记者都有文学梦，同时很多作家也做过记者，在虚构作品以外，他们在其他文体上都充满兴趣和创造力的。不同类型的作者、文体、媒介、创作形式原本就应该彼此交融，而不是过早地划清界限，文化领域的壁垒被人为地夸张了，如此精细而不容越界的专业分工，常常是由于既得利益和虚荣心的缘故。《单读》想要突破这一点。 在这方面我的确想得比较多，也比较自觉，我有一个习惯，总是跳脱出来用研究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有点把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想，来总结，因为我一直想去做学术工作，学术研究对我的影响可能不亚于记者这个行业。同时我非常反感理念与实践的脱节，言行不一等知识分子典型的毛病，所以很希望让这些没能变成论文的想法投入到实践，让它们来回验证。所以应该说影响不全是我带来的，但我的确试图梳理这本刊物的行动和思维过程，或者说，让它的道路更加清晰。 何平：第13期之前的《单读》其实是思想文化类杂志书，文学在其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这种思想文化、新闻报道和文学的复合体，是现代期刊的一个重要传统，像《新青年》《语丝》《现代评论》《新月》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第13期，也就是改版之后，审美，或者说文学成为《单读》的——即使不是中心，也是“副中心”。我注意到这些小说家和诗人也在传统文学刊物发表产品，但显然不是所有的小说家和诗人都是《单读》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说，你，或者《单读》有着自己取舍的审美和文学尺度。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你的文学标准，具体说，就是《单读》的用稿标准？ 吴琦：在文学方面，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业余者，并且希望有一部分永远保持业余。“业余”挺美妙的，它是一种比“专业”更敞开的状态。尤其在面对新作者、陌生的题材的时候，保持开放比什么都重要，它会带来错误和遗憾，以及乐趣和真正的冒险。我也喜欢那种难以描述、无法归类的感觉，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个夸奖，比清晰的、逻辑的标准体系更有机。虽然也读一点理论，但在阅读和编辑的过程中，理论会在最后出场，甚至是不出场的。 一定要说标准的话，前面其实已经陆续提到一些，比如不喜欢太陈旧的语言方式，不用文体、类型、职业身份来为作者设限，写得好不如写得准确，希望捕捉真正的时代精神或者回应它……但这些都太抽象，而且我们也未必每一次都能做到，难免偷懒或者妥协，所以总是不太敢谈标准。最关键的地方可能是，编辑的思维也应该有“层级”之分，如果在我们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范畴内发现了有关键突破能力的作者，那么我愿意降低局部的标准去保护和坚持，对于一些相对成熟和稳健型选手，也不必用一个外在的标准干预太多，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长处，标准本身应该足够灵活……说来说去，我还是觉得保持敞开最重要，然后作者才能获得他们各自的位置，标准首先是针对编辑自己。 具体到文学的选稿，可能有一个最纠结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文学性和政治性，我经常在天平的两端摇摆。在翻译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作品时，我找到了他的说法来说服自己。有人问他，在年轻的时候怎么区分艺术和抗议，他说，“我认为他们都是文学，到今天我依然这么认为。我没看出来这里面有其他人所指出的那种内在的矛盾，尽管我知道他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说在社会现实面前，他做不到一心锤炼自己的才华，而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 不论对青年，还是对文学来说，《单读》都希望成为今天的一个“例外”。在名词与形容词被抛弃之后，《单读》想要成为一个动词。 何平：在准备这个对谈提纲过程中，我和柏琳有过交流，她认为，吴琦以后的《单读》，是一本未来型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性兼备的刊物，它不会拘泥在主流圈子已经固化甚至僵硬的品味和判断，由于作者队伍的开放性和全球性（视野），很难去形成那种我们以往所谓的“文学圈”，它关心世界在想什么，青年在想什么，它可以接受不完美的文体和表达，只要它是新鲜的，元气的，具有再生性的。你认可她的说法吗？ 吴琦：她准确地描述了在我看来《单读》应该具有的风度，和未来的方向，她理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至于是否能实现，除了我前面说到的那些标准，事实上正是包括柏琳在内的好几位充满“元气”的作者，给我们带来了武器。不仅鼓舞我个人继续扮演一个编辑，更重要的是，重拾作为一个读者的热情。 何平：现在，文学当然是《单读》非常重要的特征，但我之所以欣赏这本杂志，是因为它起始于文学，但能带给我文学以外的思考，它并不专注于文学内部那些在我看来没多大意义的文本结构问题（但是它又欢迎多元的文体探索），它专注于文本背后的精神气象、道德思考和关怀，它关注的是人头脑中正在形成的东西（以及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已经定型的东西。《单读》让我们看见背后的鲜活存在的人。谈理想容易谈，我们现实一点，你原来好像是文化口的记者，你应该清楚中国文学的现状和痼疾，那么，当《单读》介入当下中国文学的生产，你不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子的刊物，你警惕怎样的文学趣味？ 吴琦：坦白说，做记者时我并不那么清楚中国文学的痼疾，因为记者总是外围的观察者，尤其在文化领域，即便看到了内部的真实，大家也不会说，毕竟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公共利益在里面。但我恰恰觉得这种思维惯性有问题，文学不能一方面微言大义，一方面又不痛不痒，总是给自己廓出一块特别安全、干净的场域，这是一种自我抵消，更是一种自我贬低。做文学、做文化的人，首先要承认自己在做一件重大的事，哪怕是一种内心的重大性，然后再把这种“重大”还原到具体的实践过程。这两点都不能偏废，否则这个行业便失去了张力。而如果不重新回到人，不去探寻未知，那么这个行业也就失去了乐趣。至少对我自己来讲是这样。 不过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么大的中国，在这么大的“文学”概念之下，《单读》或者单向空间做的是一件小事。这肯定不是谦虚。所以当我说反对、说警惕，其实没有实际的意义，不可能扭转什么，至多是一种自我要求。可能也正是出于这种对“边缘”的充分认知，我们才获得了一点自由，不管不顾，做出独特的选择。任何人想要摆脱老套路都是困难的，辩证法本身就有陷阱，单纯的反标准和标准本身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说边缘也好，业余也好，本质上都是期待《单读》回到一种“痴人”的状态，回到最朴素的发心——这篇文章是不是能够打动我们，无论智识还是情感上。不是为了写而写，不是为了批评家、期刊、奖项而写，为了艺术流派和学术风格而写，而是真的有话要说，不吐不快。其实也是期待作者们都是“痴人”，而不是精明多思的利己主义者。我始终相信作者如果足够诚实，内心都知道这是一条底线，认真的编辑和读者也能分辨。所以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愿景，我们的反对，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就是不断吸引、寻获这样的作者和读者。 何平：2016年，你和许知远在北京大学单读沙龙的海报上说：“寻找最年轻的创造力/我们的黄金时代”。“寻找最年轻的创造力”，你们做了鼓励年轻人“到世界去”的“水手计划”，而“我们的黄金时代”后来也成为了第15期的话题，你为本期撰写了《文学致幻剂》的导言，如何理解青年、文学和你们说的“我们的黄金时代”？ 吴琦：您对文本真是十分敏感。提出“我们的黄金时代”本身是有点反讽的，但当时没有刻意强化这一点，因为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反驳这种反讽，至少与之形成张力。 不过还能怎么办呢，不想随大流、还想做点自己的东西的话，在今天的选择已经不多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这些年工作下来，我已经从旁观者成了局内人，现在又跟您谈了这么多，白纸黑字，总不能太快打脸吧。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和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项飙老师一起做一个访谈项目，他说起理想的大学，标准应该是允许和培养“例外”，我想借这个表述来回答您的提问。不论对于青年还是文学来说，《单读》都希望成为今天的一个“例外”，在最好的情况下，甚至成为一个在各方面自我维持的“例外”。这个野心已经不小，里面残存着所有的希望、可能和未来。延续我们之前关于词语的讨论的话，在名词与形容词被抛弃之后，《单读》想要成为一个动词，它也本身就是一个动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