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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米兰·昆德拉最好的作品并不是那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是《玩笑》。只因为前者的书名可以成为一句流行语，被人学说，捎带着书也流行起来；而后者的书名似乎太平常了，便被人漠视了。可是，《玩笑》实在是值得重视的。 如果米兰·昆德拉仅止于叙写大墙内的黑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他就跟同类作家——比如索尔仁尼琴——差不多一样了。可贵的是米兰·昆德拉用他独特的笔法，写出了另一种大墙禁锢内的生活。怎么也忘不了像受难的天使一样的露茜出现在铁丝网外边的情景，有了那一刻，大墙内的折磨似乎可以抵消了。露茜的定时出现，不只是给予她的恋人精神慰籍，她让大墙内的集体同时拥有了节日般的一刻。露茜，她像一缕日光，透过层层阴云，照射进黑暗的地狱。透过铁丝网洞，她给予自己的恋人甜美的一吻，但她却拒绝给恋人最终的幸福，她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不是人间的疗法能够医治的。她是天使，受难的天使，只有在天堂，从上帝的花园里借来甘露，才能治好她心头的重创。有了露茜这样一个形象，《玩笑》卓立于同类作品之上，让人永难忘记了。 过去了十九世纪的那一批文学巨人，米兰·昆德拉的出现带来了一股特异之风。米兰·昆德拉是用智力写作的，他精心结撰，精心编织，处处显示出一种用力经营的轨迹。他好像具备了两副眼光，一副感性，一副理性。他用感性的眼光观照生活，描述生活过程，又用理性的眼光随时对生活进程予以审视，扫描和分析，而生活进程，也被他理智地安排，编制程序，像演算一道数学题一样，精确无误，走向最终的结果。 细心寻绎，会发现米兰·昆德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承继了不少，他们都指向了人的灵魂。米兰·昆德拉对人的灵魂不止于分析，而进入了解剖，他是大夫，持手术刀，大亮着无影灯，辨微识著，要切除现代病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圣徒，握皮鞭，拷问灵魂，直逼向人类的原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宗教的，而米兰·昆德拉则是哲学的。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到的是宗教的热情，甚至狂热；读米兰·昆德拉，一刻也不能放松，漏过一处，就无法接续前后了，读得很累，但是自有其魅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揣想那些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流行语挂在嘴边的人，大约并没有耐心，能把米兰·昆德拉的书读下来。娱乐时代，快餐式阅读已经难以维持了，有多少人能在耐心的阅读中领略文学魅力呢？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中，并没有多少娱乐的因素，看《告别圆舞曲》的书名，会发生误解，以为那里面彩灯闪烁，舞影迷离呢，其实却完全没有那番光景，有的还是米兰·昆德拉一以贯之的分析，数学题一般的布局、章法。而且，此作离开了米兰·昆德拉善长的对于专制的批判、揭露，不如《玩笑》了。 在20世纪的世界小说星系中，米兰·昆德拉是一颗异星，放射着独特的光彩。他独创了一种分析推理式叙事方式，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中出现，到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中蔚成大观，一再运用，直至全部。他的叙述是分析，分析也是叙述。他顽强地突现着叙述者，小说中的生活为“我”服务，“我”随意地驱遣着人物、事件、细节，“我”叙述着，分析着，议论着，作品是以“我”为中心结撰的。读他的小说，总是会看到同一个人站在那里，为我们指认和辨析。米兰·昆德拉一反那种作家要尽可能藏起来的小说作法，他不仅不在意自己的身分出现，他还要让人看到叙述者，他即便无意于此，他的实际也未免如此。 米兰·昆德拉太特异了，他得意于自己的特异，便顽强地始终如一地突现着自己的特异。读得久了，多了，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下来，便觉得有一种单调了。他的《笑忘录》，便缺乏了丰富性，让人有一种单调乏味的感觉。一种手法用得再顺手，再得意，也要有所节制，有所变化。节制尚不难做到，变化就极为不易了。尤其是特色作家，变化有失去特色的危险，固守有一成不变之嫌。有追求的作家面前总是困难重重。 《笑忘录》应该还是不错的作品。米兰·昆德拉既然是外科医生，手持了手术刀，开了无影灯，他就会把细节放大，使病灶暴露无遗。葬礼上那顶帽子就被尽力地放大了。葬礼上，妻子、儿子和女儿在哭，棺材放进了墓穴，致词人要念悼词，恰恰在这个时候，狂风把克勒维斯爸爸头上扣的那顶帽子刮起来，把它吹到了墓穴和站在第一排的死者的家人之间，于是，那顶帽子夺去了在场的人和我们的视线，谁都无暇他顾了。帽子成了这场葬礼的焦点。风仍然在刮，把那顶帽子吹得更远，落到致词人脚下。捡不捡帽子让克勒维斯爸爸尴尬为难，不知所措。又刮起一阵风，帽子慢慢地滚到了墓穴边沿，克勒维斯终于决定了，用力迈出一步，伸出手臂，要去抓帽子，帽子却又吹起来，顺着墓穴的边，落到了墓穴里边。致词人用庄重的声音念出那最重要的一句：“维克多·帕塞尔，爱你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安息吧！”压抑不住的笑声却同时爆发出来，因为这时候那顶帽子已经落到了棺材顶上。庄重被戏谑打破，死的尊严被“笑忘”打破，一顶帽子的细节放大，胜过了万语千言。 米兰·昆德拉似乎对帽子格外重视。中国的胶东地区乡间有言：头上顶的，脚上蹬的，人就这两样。头上戴着的帽子关乎尊严，脚上穿的鞋子有关立场。在米兰·昆德拉那里，也有这样的“帽子情结”吧。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不朽》中，他写了歌德和贝多芬的“帽子事件”。 那是歌德去世那年，贝蒂娜在写给她的朋友赫尔曼·皮克勒－穆斯科伯爵的信中讲的一件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事。1812年，贝多芬来到特普利采小住几天，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歌德。他们正沿着一条林荫道一起散步，忽然看到皇后出现在他们面前，还有她的家人和宫廷人员陪侍在旁。一看到这列人，歌德不再听贝多芬讲话，站下来，闪在一旁，脱下了帽子，贝多芬却把自己的帽子往下拉了拉，皱了皱他那又长又浓的眉毛，毫不减速地朝那些贵族走去。那些贵族倒是站定了，让贝多芬走过去，向他致敬。随后，贝多芬转过身来，等待歌德，并向歌德谈了对他这种奴性举止的想法，像训斥一个毛孩子一样训斥歌德。“脱帽致敬”，脱帽不脱帽关系到人的尊严，自尊和他尊都在其中。对于一个作家、诗人，还不能光看他的作品如何，还要看他的人格。歌德“艺术上的伟人，魏玛公国的庸人”曾经被恩格斯批评过，他和贝多芬面对贵族的不同表现，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确凿无疑。莎士比亚说：“高于一切的真理，就是忠于自己。”歌德和贝多芬忠于的都是他们自己吧。 米兰·昆德拉是流亡作家，移民作家。20世纪的流亡作家、移民作家构成了一种独放异彩的文学现象，值得研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文论专著《被背叛的遗嘱》中，专门写了“移民生活的算术”一节，写了约瑟夫·康拉德、博许斯拉夫·马蒂努、贡布罗维奇、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移民作家、艺术家临终的选择。《被背叛的遗嘱》是米兰·昆德拉最好的文论著作。他专门写“移民生活的算术”，是吐露他流亡作家、移民作家的心声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