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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世界诗学的建构 世界诗学的构想是我最初于2014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的，后来承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几位编辑的青睐，于2015年发表于该刊(王宁，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1-18)。在此之前，我曾在一篇纪念美国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先驱者孟而康(Earl Miner，1927-2004)的英文论文中初浅地涉猎过这个话题(Wang，“Earl Miner” 415-426)。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一不太成熟的理论建构一经提出，就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些反响，②使我不得不沉下心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思考。在国内外学界，关于世界文学以及世界主义问题已成为东西方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工作者所热烈讨论的一个前沿话题，但是他们大多忽视了另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论题，即世界诗学或世界文论。关于这一点，我本人自2014年以来已经在不同的场合作过一些初步的论述。在本文中，我只想再作一些进一步的阐发。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要提出世界诗学的构想？这不仅是我本人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支撑和内在发展逻辑所使然。我提出这一构想的依据主要是这两点：其一就是世界文学，关于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世界文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包括文学作品和作家在内的所有文学现象。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必然离不开文学批评和理论，这样我们便自然而然地会进入另一个层面，以文学批评和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学科领域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诗学或文学理论。非常巧合的是，当年歌德在构想他的“世界文学”时也用诗来指代所有的文学文类，因而我这里用诗学来指涉文学理论就不足为奇了。我想再进一步推断，以世界文学理论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便非世界诗学或世界文论莫属。可以说，这就是我提出世界诗学构想的出发点。其二，我们都知道，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也是经过他对所阅读过的不同民族/国别的文学进行比较后作出的。因此，我可以进一步指出，提出世界诗学的第二个理论基础就是比较诗学。只有对不同民族/国别的诗学或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后才能具有一个宏观的整体的视野，这样，比较诗学便成为世界诗学建构的逻辑起点。对于这一点我从不持怀疑态度。 其次，国内外同行在这方面是否有过初步的研究和构想？我的回答是，自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欧美诞生以来，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诗学和文学理论就随之开始了。这方面的一部集大成著作便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孟而康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比较诗学：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90)。这部专著虽然主要研究东西方比较诗学，尤其体现了他本人在日本古典诗学方面的深厚造诣，但可贵的是，他在从跨东西方文学的角度阐释诗学理论时已经初步涉及了一种总体性的生成诗学(generative poetics)，并认为这是一种有体系的诗学(systematic poetics)(Miner 216)。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重新阅读孟而康的《比较诗学》，就会受到他的启发进而提出一种世界诗学或文论的构想，因为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不难发现，孟而康至少两次提及他对世界诗学构想的意图：具有总体视野的以“生成诗学”诉诸一种自满自足的诗学体系。虽然他在书中并未使用“世界”(world)或“普遍的”(universal)这样的术语，但实际上他却有意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既定模式和“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进而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既然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并且具有体系的诗学应当是“自满自足的”，并能得到东西方理论家的一致认可，那么它就可以用于他们的文学批评和阐释实践。当然，孟而康的一个不足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诗学研究锁定在古典诗学，而不涉及现当代文论，这也许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著作很快就受到新兴的文化研究学者的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早先的努力无疑为我们今天在一个新的时代建构世界诗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乎与孟而康的著述同时，中国学者乐黛云、叶朗和倪培耕于90年代初主编并出版了中文版《世界诗学大辞典》(1993)，从而使得世界诗学这一术语和理论概念正式在汉语界登场。虽然三位主编并未就世界诗学这一概念加以理论化的描述和详尽的阐释，但是在汉语中确立这一术语的地位本身就为我们今天的进一步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 第三，我想指出的是，每一种理论建构的提出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氛围和文学实践。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之交占据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主导地位的是如何使中国融入现代性的大计，也即如何使中国摆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要想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就必须与已经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大国相认同，因而那时的知识分子所考虑的就是如何大规模地翻译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以便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应该承认，那时的主要任务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今天的我们处于新的世纪，或者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和文学生产也应该跟上，这样才与我们这个大国的身份相匹配。作为人文学者，或更为确切地说，作为文学理论工作者，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风貌，为世界人文学术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和研究成果。在这一方面，提出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但是对这一建构的潜在意义我们切不可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