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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各种外来的“理论”,特别是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非文学”理论大量入侵文学研究领域,这种外来理论入侵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将文学研究变成了表达自身观点的平台,而文学研究则正在被异化为那些外来理论具有有效性的佐证。从放送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强化文学批评领域的基础建设和深入研究,呼唤批评传统的回归,是摆脱这种困扰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 理论 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汪介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成绩斐然,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能回避的问题,即各种五花八门的“理论”、特别是大量“非文学”理论纷纷入侵文学研究领域,并扭曲着文学研究。学界部分人士对“理论创新”和跨学科研究的片面理解与盲目追求,导致诸多“非文学”理论通过文学研究以表达自身的目的得到了成功的实施,而文学研究则被异化为这些理论的载体、注解或佐证。文学研究的基本目的被遮蔽或淡忘了,年轻学者更由于这种理论的困扰而感到无所适从。基于上述现象,笔者呼吁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外国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批评史的译介、教学和研究,联手完成“科学院版”大型多卷本《西方文学批评通史》《西方文学批评经典译丛》这类学科基础工程,将外国文学研究推向更健康的前进道路。 一、“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困扰 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正在经受着多种“理论”幽灵的困扰。这里所谓的“理论”,主要不是指以“创新”外衣出现的各种勉强可纳入“文学理论”范畴的准理论、亚理论和伪理论,而是指主要来自西方的诸多“非文学”领域的理论,包括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种种理论,还有更琐碎的后殖民主义、性心理学、身体哲学、身份理论、空间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创伤理论、疾病理论、规训理论、资本和场域理论、新经济批评理论、世界主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理论,集团式地涌入文学研究领域,并正在将文学研究变成张扬自身观点的领地。 很多人争先恐后地研究这些理论,但只限于对其进行转述和介绍,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评价,这种转述与介绍根本谈不上“研究”。譬如,一篇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的博士论文,笔者曾提出了这样的评议意见:“主体部分(2—6章)的结构安排和论述方式,使论文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概述’,作者本人的见解被淹没在对于各代表人物理论观点的复述中。”并且在已发表的许多学术论文中,这种现象比较常见。 当人们试图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研究,进入作品解读和阐释时,便出现了“理论先行”这一更为普遍的现象。所谓“理论先行”,就是在写作论文时,首先根据某种理论,依葫芦画瓢般地设置一个“理论框架”,进而对这种理论的要点作出概括,然后再依照这些要点对作品文本做对照检查式的考察,说明自己所面对的作品文本中的某一方面正好吻合于、相当于该理论的某一要点,最后是证明了这部作品的若干主要方面分别对应于这种理论的所有要点。频频出现的这类文章的选题一般是:《××理论与〈×××〉》《〈×××〉中的××理论》,或《××理论视域下(中)的〈×××〉研究》等。 套用某种文学理论或非文学的理论“解读”各类作品的现象更为常见。如苏联学者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所形成的复调小说理论被翻译、介绍过来以后,国内学界不少研究者套用它来评论文学史上的各类作品。经由他们的阐释,从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莫泊桑的《项链》,再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艾略特的《荒原》、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爱伦·坡和杜拉斯的小说,等等都成了“复调小说”。对此,巴赫金本人倘若地下有知,也未必会赞同或高兴,因为这些文章与其说是论证了复调小说理论的普适性,不如说是雄辩地证明了“复调性”“对话性”根本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个性特征,几乎所有大作家的作品也同样拥有这一特色。 近年来,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另一种现象,即想当然地认定并论证作家的创作总是直接受到某一理论影响的结果。这类研究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基本思路,即预设理论先于创作,想当然地认为作家在开始进行创作之前,就已经认同了某一理论,其创作过程不过是把这种理论予以“形象化”表达的过程。这类研究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文学创作是作家独立构思、自由想象的创造性成果,它所形成的结论,只是确认了理论必然先验地规范与指导着所有作家的文学创作。例如,有论者断定巴尔扎克是在传统小说理论的影响下进行创作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是接受现代小说理论影响的结果。但文学史事实却与此论断恰恰相反:巴尔扎克从1829年开始《人间喜剧》系列作品的创作,1842年才写下《人间喜剧》“前言”,集中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按他本人所说,只是“陈述了我小说中固有的、我自己关于小说的想法”[1](P1)。可见,这两位大作家都不是在接受某种“理论”之后再去写作的。 还有论者在研究纳博科夫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时,首先描述“空间理论”在理论界的崛起,接着勾画文学界“空间小说”出现的图景,再考察纳博科夫个人“空间观”的形成,最后论证作家把这些理论观点一一运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完成了他的“空间书写”。这种强制性的论述,生硬地将纳博科夫的创作说成是演绎“空间理论”的结果,既根本不符合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实际的创作过程,也完全遮蔽了其创作的艺术独创性。众所周知,纳博科夫是最激烈地反对在作品中宣扬和演绎任何一种理论的作家之一。事实上,很少有作家是按照某种理论进行创作的,正如没有哪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是在某种翻译理论的指导下从事自己的翻译一样。 以上这些现象,都是“理论”侵占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有害后果,文学研究被异化为这些理论的载体、注解或佐证。与研究工作同时受害的是研究者本身,尤其是年轻学者。他们只得去追踪日新月异的种种理论,煞费苦心地企望依据某一理论搭建出论文写作的框架,却往往苦于久久不能在那些标新立异、故弄玄虚的“理论”与自己所要研究的作品之间找到什么联系,一次次陷入“理论的”纠结、困惑和恐惧中,以至于怀疑自己当初选错了专业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