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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绑架文学研究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 “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空前困扰是怎么发生的?从放送者、困扰者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可以发现这其实是各种理论本身实现传播自身理论目的的结果,仿照杰姆逊“历史的诡计”[2](P85)的提法,不妨称之为“理论的诡计”。上述各种理论尽管名目繁多,却有着一个共同的、驱使其四面出击的内在动因,即由于看准了文学对影响人的精神、意识和心理的巨大作用,于是便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入侵文学研究领域来表达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诡计”从古罗马时代便已开始实施,一路走来,不断遭遇顽强的抵抗,终于在20世纪传统价值观丧失、信仰危机、人们陷入精神“荒原”的大背景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已经并正在继续绑架、操控和扭曲着文学研究。 从接受者、被困扰者的视角看,“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困扰源自对“理论创新”的褊狭理解和盲目诉求。正确认识“文学理论”的原本意义是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文学理论作为跨越民族、语言、文化和时代界限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随着世界各国文学史的进程逐步建构成型的,其早期代表性论著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而后有19世纪初期黑格尔的《美学》,延伸至现当代则先后出现了美国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42)、苏联时期格·尼·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1978)以及中国学者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2007)等。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3](P32)它所探讨的是关于文学的起源、本质、构成因素、存在形态和发展规律等问题。只有当研究者就上述诸问题或其中的某一个问题提出新观点、新看法,从而必然导致被广泛认可的文学理论著作的重编或改写时,才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创新。然而,在某些研究者的心目中,将生成于异域的某一理论(无论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译介到国内来,套用某一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发现某一作家作品和某种理论之间的联系,都属于理论创新。这是对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理论创新”的严重曲解。 上文提到的“理论的诡计”作用于研究者寻觅新的“学科增长点”的尝试时,还不可避免地引起后者对跨学科研究的竭力追求,并进一步助长了“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操控。有的研究者片面地认为,一切文学都是由一定的理论引导的思想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理论的形成和引领在先,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内的文化各门类的创造活动在后;文学、艺术和各门类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离不开理论的催动与指导,又反转过来自觉地参与理论的推广和使用,同时还受到文化各部门诸多种理论的横向影响。这种颠倒理论与文学创作之关系的认识,必然导致默认理论对文学的引导,放任各种以“文化”为名的理论肆无忌惮地凌驾于文学研究之上。诚如当代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4](P2)不可否认的是,类似的现象目前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依旧大量存在。 目前外国文学研究的评估机制对“理论创新”的过分强调,也间接助长了种种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扭曲。研究者们不得不设法向某种理论、最好是某种“新理论”靠拢,好像在自己的文章中不引用几句理论家的语录,不提到一些理论家的姓名和著作,就会被指责为没有任何创新。一些期刊受制于这种评价体系,也雪上加霜地用“加强理论深度”来要求战战兢兢的评论者,评论者们的心理纠结有增无减。这时,“理论的诡计”的实施者可能正在一旁得意地冷笑。 当外国文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于各种“理论”时,可能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经典却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殆尽。西方文学史上的一系列大批评家以及他们的经典批评著作,长时期处于当今学界的视野之外。正因为如此,我们热切地呼唤文学批评传统的回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