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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在抗日英雄名册中，王二小一直是个特殊存在。这不仅因为他的孩子身份，更因为他英勇而悲壮的事迹，以及由此呈示的战争与童年间悖谬荒诞的关联。 王二小本名王朴，1929年1月22日出生于河北涞源县上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排行老二，依当地习惯，称为二小。王二小在1942年10月25日日寇的大扫荡中壮烈牺牲。他的事迹刊载于《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前身）头版后，诗人方冰和作曲家劫夫为之深深感动不已，遂联袂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此后，随着歌曲的传唱，少年英雄王二小把鬼子带进游击队埋伏圈，在鬼子被全歼的同时，自己却惨死在日寇刺刀下的英勇事迹开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尽管如此，有关王二小究竟是怎样一个少年英雄？牺牲前，他还经历了什么？他是如何走上抗日道路的？种种问题并未得到明晰解答。这就让王二小这个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少年英雄比起“海娃”（《鸡毛信》）、“雨来”（《小英雄雨来》）、“张嘎”（《小兵张嘎》）、“小马倌”（《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等虚构文学人物少了鲜活、丰润的形象内涵，多了空泛抽象、语焉不详的“类型”色彩和“符号”意义。 基于此，作家孟宪明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通过“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去伪存真，精心运思”，推出了洋洋40万言的儿童小说《三十六声枪响》。这部作品的出版不仅让少年英雄王二小重回到人们视线，而且还借助历史事件还原和人物形象塑造，重续了中国当代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鸡毛信》《小英雄雨来》《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小兵张嘎》《枪》等抗战题材儿童小说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上述儿童小说多以强烈的革命热情和饱满的现实主义笔法，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小英雄形象。可是，这种依托抗日战争特殊环境塑造儿童英雄人物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在新世纪前后却逐渐式微。原因就在于，一些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书写那段烽火燎原的抗战历史时，一改此前的民族、国家立场和意识形态视角，更多以儿童视角、自然视角为切入点，有意避开正面战争书写，通过儿童在战争阴云下的命运遭际、情感变迁凸显战争对童年的剥蚀、对人性的戕害。尽管这类作品在揭示战争与童年的悖谬关联，以及呈现战争与童年特殊面貌等层面，极大丰富了抗战儿童小说的题材空间和表达方式，但不容置疑的是，这类立足于人文观照和人性发掘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在许多时候却也因摒弃了革命英雄主义立场的宏大历史叙事而将故事导入“历史生活流”的琐屑，在呈现“战争一侧”或“战争背后”多样童年情态的同时，缺少了揭示民族危亡、家国爱恨的厚度与广度，缺少了基于民众之醒和人性之思的亮度与深度。 确实，单纯的“人文观照和人性之思”固然能在民族、国家立场之外树立起审视战争童年的另一个坐标系，但当那些因战争而起的生死抉择、刻骨仇恨消解于温情叙述中的时候，作家对于历史的深入理解，之于人性的深刻洞察也就隐逸不见，这自然使得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少了直面那段惨痛历史的刻骨之思、锥心之痛。 正因如此，《三十六声枪响》经由对少年英雄王二小的形象重塑不仅接续了抗战儿童小说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文学层面上的革命现实主义叙事回归，其意义自是不凡。 具体说来，《三十六声枪响》就文本内容而言，具有以下几方面特色和价值： “历史还原”与“形象阐释”合二为一，既表征一段残酷历史记忆，也复现一种悲壮童年生活。诚如前文所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今天的孩子而言，王二小并不是一个和“海娃”“雨来”“张嘎”一样借助文学、影视作品的“经典化”而在大众心目中丰润、鲜活的小英雄形象，相反，倒是一个为革命文化和红色宣传不断“幻化”的遥远而抽象的“红色符号”。基于此，不仅悲壮牺牲的王二小作为少年英雄需要新的文学代言人（老作家陈模1995年曾采访并创作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而且出于中国革命传统教育需要，那段惨痛悲壮的历史同样需要还原、重温和复现。于是，在《三十六声枪响》里，作家孟宪明借1940年到1942年三年间狼牙口村（以河北涞源县上庄村为原型）一个村庄的抗战史，映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全民抗战的前赴后继、视死如归；通过王二小一家在日寇蹂躏下的悲惨遭遇，凸显了那场民族劫难的悲壮惨烈；经由王二小从一个率真、懵懂的放牛娃到英勇无畏小英雄的成长经历，表现了特殊环境下战争与童年的相离相克、民族大义与童年精神的相辅相成。这样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历史书写方式，在小说中，成为“三十六声枪响”的内在根由。作家站位于“枪声如何深刻进入并影响着一个孩子短暂的生命”的思维立场，深入阐释、形象表达幼小生命在猝不及防的战争面前那种孤苦无告的恐惧和无以言说的悲愤。毋宁说，就小说艺术而言，这是颇为有效的言说方式。 “日常生活”和“战争故事”相生相融，塑造了完整的战争童年形象。《三十六声枪响》以王大小、王二小、韩石矛、石梁、精豆儿等一群放牛孩子模拟杨家将“大破洪州”的游戏被迫中断开场，以王二小将日本鬼子带进游击队埋伏圈后壮烈牺牲收尾，呈现了王二小异常短暂，却也波澜壮阔的生命轨迹。在这样的童年书写中，既有王二小夜半只身侦察，机智救出哥哥王大小、游击队员田禾、窝囊的传奇经历；也有王二小与儿童团伙伴们站岗放哨、查验路条的动人场景；还有王二小和石梁、田贵、水花、精豆儿跟魏翘老师学习识字、渴求钢笔、自制墨水瓶的生活画面；更有妈妈魏兰英壮烈牺牲后，沦为孤儿的二小晕厥在妈妈坟前的悲情细节……所有这些，都让“战争中的孩子”“战争一侧的孩子”“战争背后的孩子”几个层面在小说中得以充分表达。这不仅昭示了王二小作为抗日小英雄的必然性，同时也体现了战争中儿童形象的完整性。这一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叠合，充分印证了现实主义叙事传统在小说中的艺术闪光。 “儿童视角”与“民间视角”交叉叙事，不仅写出了战争笼罩下的童年之危、童心之灿，而且揭示了民族危亡中的信念所系、民心所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中，存在着“还原历史与想象历史，建构苦难与解构苦难，强化英雄和消解英雄，坚守传统和放逐传统”两种不同审美倾向。近年来，有些标示“童年本位”“自然本位”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不仅着意于战争中童年生活的日常性描述，甚或以童心的单纯、拙朴、善良、诚挚消解战争反文明、反人类的复杂性、残酷性。这样的抗战书写固然有其独特审美价值，但也因理解和表现战争的逼仄、片面、简约、浅易而让本应厚重、苍凉、遒劲、激越的战争题材儿童小说流于呈现轻飘和浮泛。 基于此，“民间立场”抗战叙事无疑是对单纯“儿童视角”“自然视角”的补偿，乃至超越。战争是文明的对立面，是人类利益纷争的极端形式。尽管谁也无法否认战争中也有温情脉脉的场景，仇恨消融的瞬间，但战争的破坏性、残酷性、毁灭性却是任何战争都具有的共性。此时，鉴于儿童认知能力和生活视野的有限，单一的“儿童视角”“自然视角”在表现抗战这样的宏大历史题材时，往往就显出了其内在的局限性。相较而言，“民间立场”此时则通过历史叙事与传奇叙事、生活叙事与想象叙事、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多元杂糅的复合表达，超越了单一的“童年本位”战争叙事，这不仅很大程度规避了单一“儿童视角”书写战争童年的生活逼仄和题旨单薄，而且还在充分揭示了抗战全民性、复杂性、残酷性的同时，让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具有了探察和还原历史的广度、厚度，揭示与表达人性的深度和高度。 “缺点改进”和“优点递增”融为一炉，极大丰富了“儿童英雄”书写范式。长期以来，中外战争题材儿童小说在塑造儿童英雄形象上大体形成了“优点递增”、“缺点改进”两种模式。其中，“缺点改进”模式中还内含着“成长引路”模式。孟宪明笔下的王二小，则是“优点递增”和“缺点改正”模式的合二为一。故事中，王二小从一个地道的放牛娃成长为抗日小英雄，其抗日行动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嬗变过程。这其中，先后痛失父亲、哥哥和母亲的刻骨仇恨固然是二小英勇抗战的内在动因，但游击队长“胡大刀”（胡正强）的“成长引路”也至关重要。就如同《小兵张嘎》中的罗金宝、《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中的“大皮靴”叔叔一样，胡队长承担着引导王二小从心怀杀亲仇恨“私藏”缴获枪支，到领悟民族大义遵从组织安排根本性转变的教育职责。显然，小说里，在王二小形象塑造上，作家秉承的已经不是单纯的“缺点改进”或“优点递增”模式，而是两者的一脉相承、合二为一。 综上所述，以小英雄王二小为原型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三十六声枪响》既忠于英雄人物史实，又合理想象虚构，充分显示了文学对历史的尊重和提炼，表达了审美之于生活的统摄与超越。这部“红色”儿童小说的出版不仅是作家致敬“向死而生”少年英雄王二小的个体创作行为，更是反拨当下抗战儿童小说想象叙事，进而承续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典型文学实践，其对于探索并丰富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书写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