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性五面孔”丛书 “现代性五面孔”丛书是花城出版社近年着力打造的原创文学品牌丛书。 丛书名称沿用了[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评论著作《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之名和义，我们想呈现给大家的是在重构现代性文学观念的过程中，对那些对立面之间无穷无尽的平行对应关系，新/旧，更新/革新，模仿/创造，连续/断裂，进化/革命，等等的探讨。 现代性写作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策划出版“现代性五面孔”丛书，旨在推崇现代性写作，拒绝平庸叙事，希冀汉语写作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并且搭建起一副崭新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拼图。 我们将陆续推出作者的创作谈，此为第四篇。  陈集益，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作品发表于《十月》《人民文学》《钟山》《花城》等刊物。出版有小说集《野猪场》《长翅膀的人》《哭泣事件》《吴村野人》。曾获《十月》新锐人物奖、2009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2012-2014年度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现居北京。  张鸿，作家、编辑、出版策划人。已出版作品集《指尖上的复调》《香巴拉的背影》《没错，我是一个女巫》《每幅面孔都是一部经书》等，策划主编“现代性五面孔”文学精品丛书。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副社长、副主编。 张鸿：集益，你理想中的小说是怎样的？我之前读过《文艺报》上，李浩和王威廉写你的小说论，觉得他们两个人真的蛮懂你的。威廉提到的动物、父亲、摇滚乐是进入你小说的三个通道，我也颇有同感。 陈集益：我特别感谢能认真读我小说的人。李浩和威廉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小说我是很喜欢的。威廉说的摇滚乐这个阅读导向，最适合刚开始读我作品的人。我本人其实没有多少文学情结，刚开始写作就是觉得当时的摇滚歌词很能反映一些社会现状，我就模仿着写，写着写着就搞起了小说。刚开始的创作，我比较“生猛”，毕竟是野路子嘛。那时候我读不进《骆驼祥子》《边城》《呼兰河传》这样的作品，年纪大了再读却很喜欢。以前我喜欢先锋文学，现在又觉得它们缺少了一点什么。所以理想中的小说，也是一直在改变看法。这在本书的自序中都有讲到了。我现在认为，“写什么”和“怎么写”，是可以在一篇小说里同时得到解决的。我希望在这方面能找到更好的结合。既在写法上有所创新，在内容上又具有社会普遍性，也就是题材来源于现实生活。希望小说产生的意蕴和留给读者的感受上，它能超越现实、超越故事本身，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况味。 张鸿：除了动物、父亲、摇滚乐，我觉得乡村、底层、变形、隐喻，都是进入你小说世界的门。只不过，有的门是打开的，有的是关闭的，有的是落锁的。这本集子收录的《特殊遭遇》和《金塘河》中，两代人为了活下去的血泪挣扎，看得人无比心酸。小说并不是知识分子表同情于不幸，也并非是知识分子怒其不争之启蒙，更多的是与身俱在的痛与思。资本与权力、大自然与村民、非人道、反人性的残忍，给歌舞升平的日常性中平添了惊悚，较之父亲的逆来顺受，“我”的欲火焚身里是不是有更值得关注的指向？ 陈集益：没想到你注意到了《特殊遭遇》这篇小小的作品。当时收入集子的时候，就是因为字数限制，我才想到了它。我之前的经历你已有所了解，主要苦头是在温州吃的。现在想想，为什么会觉得那么苦，可能跟我初涉社会人还没有变得麻木有关。我实在无法把绝望和仇恨压在心底，也无法容忍他们的欺压。记得拿不到工资的时候，像我这样柔弱的人也曾跟他们打架。《特殊遭遇》写得很早，当时想写一个系列，实在没有直面那种生活的勇气，中间停了十来年，后来我想再次回到这个题材。《特殊遭遇》里制鞋学徒因为看黄色录像欲火焚身受难，又通过欲火焚身从收容所救出自己，是一种让人心酸的幽默。当时的想法是让人觉得比较好读。 张鸿：写父亲就意味着写历史。如何看待、记录、阐释历史，不仅考验作家的眼光、视野和境界，也考验作家的思想能力和勇气，你觉得70后这一代作家，应该如何书写自己经历的已经成为历史的那一切？或者说，你在接下来的写作里，还会不会触及更多历史问题，想过以何种方式去完成吗？ 陈集益：肯定还会触及的。因为我对别的没有什么兴趣。很多人说，我们中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几十年发展抵得上西方国家几百年，写作资源丰富，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而我们这些中年作家，对这一块真的重视不够。我现在的苦恼主要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感到力不从心。把握不了很多题材。这个学养的问题一年半载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去年底，我在一篇访谈文章里提到，隐喻、象征、怪诞、变形、笼罩、暗示、互文、投影、征候式抓取、寓言式写作，这些既有的或者我现编的写作技巧，是我主要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手段。如何看待、记录、阐释历史，真的需要智慧和勇气，我希望我的同龄人中能够冒出大气象的、扛鼎式的大作家。 张鸿：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现实主义，对这个热潮，你怎么看？当然，我觉得你的小说，从艺术表现看，多有魔幻现实主义味道；而在思想性角度，就是批判现实主义。那么，当下的文学写作，非虚构备受关注，现实主义小说何为？ 陈集益：我的文学观其实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每写一篇都会考虑它的社会意义，其中大多有批判现实主义倾向。我现在写的小说基本是现实主义风格。不管是魔幻元素，或者我上面提到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手法，都可以成为现实主义写作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非虚构写作是不会取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因为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看到世界的真相固然重要，但是他（她）不会满足于看到真相，哪怕你告诉他（她）的是真理。文艺就是文艺，它其实不会成为任何东西的工具。如果非虚构是文艺作品，不管它反映社会问题多么迅捷、直接，作为读者，阅读就像品味美食，味蕾不会满足于非虚构一种味道。所以面对非虚构的崛起，小说就得把艺术性体现出来，写得更具有想象力更深刻一些，能提供多个审美的层面：有的读者从中读出了社会现实问题，有的读者读出了伦理和人性的反思，有的欣赏到了心灵震撼的美，有的体验到了难以言说的微妙情趣。让不同层次的人都能从中看到他想看的东西，产生丰富的联想。我以为，小说的故事与主题的多层次设计，是我们面对这个变化极快、信息泛滥的社会，作家所能采用的反映现实、把握时代的书写方法之一。 张鸿：集益，有时候，我觉得蛮好奇的。你是个很温厚的人，笔下的温暖却不多；你是个安静的人，有些作品中却有隐约的狂欢气息，这种反差，是性格的弥补？还是你本来有相当冷峻那一面？ 陈集益：首先，我本人天生是个孤僻的人，所以小说的底子可能会比较冷峻。但是，我从小生长的那个环境很特殊，我出生的村子隶属汤溪，汤溪现在是个镇，以前是个县，位于金华、兰溪、遂昌、龙游交界，因为这地方主要是山区，老出土匪，官方无力剿匪，只好招安让贼盗自治，在几百年前“割金、兰、龙、遂四县之地置汤溪县”。一个县，只有几万人，而且讲的方言是个孤岛状态，词汇非常少，很多时候需要打手势才能懂对方想表达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方言词汇太少，说话的语气、表情、动作就很重要，显得非常夸张。又因为血液里流着盗匪的血，我从小目睹的是几个村子打群架，大人们偷树、赌博、喝酒、胡闹。我们那里人特别崇拜一个以捉弄人为本事的民间传说人物叫“毕矮”，他捉弄人的故事被一代代人效仿。所以我们那里人看上去没有一个像干正事的。我的叙述难免受这个地域文化影响。可能会带点幽默，搞怪，狂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