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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在6部获奖作品中，湖南占了两席:古华和莫应丰两位湖南籍作家分别凭《芙蓉镇》、《将军吟》问鼎折桂，自此，“文学‘湘军’在中国文坛声誉鹊起”。[i]而与当代文学几乎所有的命名一样，作为新时期“湖南作家群”别称的文学“湘军”同样也是一个后设的命名。长期以来，批评界关注的多是文学“湘军”的创作得失——即使是后来重振文学“湘军”的讨论，聚焦的也多是创作方法论层面的献言献策，抑或从文化和心态上予以把脉分析，且诸多讨论大多又限定在了文学和区域文化关系的范畴之内，如此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的阐释怪圈。而遗憾的是，在此过程中，文学“湘军”这一极具症候意味的历史化命名过程，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忽略掉了，即从最初的“湘军”到后来的文学“湘军”，这一命名的生成方式及概念构造过程，是怎样反求诸己地寻求自我本质化，即文学“湘军”如何从一个偶然的玩笑比喻化身成为一个极具生产性的批评术语？或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中说，文学“湘军”的命名，是怎样参与并影响到八、九十年代当代文学批评研究格局的形成的？此类种种，都有待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做一番细致的考证梳理。 命名踪迹：从“湘军”到文学“湘军” 所谓文学“湘军”，前面并无“文学”二字，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而“湘军”的原初意则是晚清时期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湘军”也称“湘勇”。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正规军无法抵御，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晚晴重臣曾国藩1854年创建的“湘军”就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名声大噪，权倾朝野。“湘军”以勇猛的战斗风格和坚强的战斗意志著称，“一部中国近代史，一半是由湖南人在斗争中写就的，推而广之，也可以说是由湘军人物写就的”[ii]。广义的“湘军”，除了指曾国藩于镇压太平天国时期一手创建的“湘军”外，也包括该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军队。直到40年代湖南军阀何键下台，蒋介石才把湘军改造为半中央军。值得一提的是，“湘军”的命名本身也是开创性的：“有清一代，军系的出现，实以湘军首开先例。淮军崛起之后，发展上多循湘军轨迹，承其遗风。”[iii]而作为湘军创办者的曾国藩，本人又是晚晴名儒，曾国藩治军不仅以严厉著称，也非常注重文化熏染教养，因此，作为地方政治-军事集团的“湘军”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iv]——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的文学“湘军”一说，也并非是完全比喻性的借用。 作为文学“湘军”的湖南作家群，在全国的最初崛起，并非源自古华和莫应丰折桂茅盾文学奖，而是缘起于更早些时候的湖南作家连续斩获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大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大奖。1977—1987年间，湖南作家在这两大奖项中，几乎年年都有所斩获。在1978年至1985年连续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中，湖南成为全国唯一的“七连冠”省份。据统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湖南共有55部（篇、首）先后在全国性的重大文学评奖中获奖[v]。就此而言，文学“湘军”因奖闻名是不争的事实：“湖南作家多人多次，长篇中篇短篇连年获奖，因而惹人注目，引起轰动，文学‘湘军’也由此而生。”[vi]不过也有论者认为，文学“湘军”初始主要是一个文学流派的概念，“限指与现实主义密切相关的湖南作家与作品”，后来才“衍化成一个繁荣湖南文学的激励性口号”[vii]。 我们看到，无论是“获奖说”，还是“流派说”，文学“湘军”的命名都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新时期湖南文学举足轻重的成就影响：一方面是指湖南作家在全国的成就地位非同凡响，名声在外；另一方面，新时期湖南文学（主要是指小说）具有某种文学风格意义的整体性。客观而言，这种以地方来命名某一文学群体现象的做法并不新鲜：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就是典型的以作家的籍贯地区划分来界定作家集群现象的；“京派”作家群、“海派”作家群，尽管主要是以相近的文学风格和审美精神而同声相和，但“京”（北京）“海”（上海）其实也内含有某种地域暗示。就此而言，文学“湘军”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文学史既有批评范式的继承发扬。 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说，文学“湘军”的提法，最早源于何时、何人，恐怕很难详细考证。现有的资料大多都是笼统性介绍，而没有具体指明概念说法来源的人物与时间：“20世纪70年代末期，湖南作家群崛起，被时人誉为文学‘湘军’”[viii]，“上个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期，是湖南文学队伍异军突起的黄金时代，一批蓄势已久实力雄强的青年作家在历史转折的关口脱颖而出，各自以厚重的创新力作冲向全国文坛，频频夺魁，独占鳌头，大放异彩，声威远播，享有‘文学湘军’之美誉。”[ix]那么，“湘军”或文学“湘军”这一指称，究竟最早出现在70年代末，还是80年代初期？对具体的时间，论者大多语焉不详。据作为文学“湘军”当事人之一的叶蔚林的回忆，“八十年代头几年。由于湖南作家在几届全国性的文学评奖中连续获奖，于是在一次座谈会上，我亲耳听到一位有影响，又惯于幽默调侃的北京作家，用夸张的腔调大声说：‘嗨，湘军厉害呀！’当时大家都笑。‘湘军’之说大概由此而生”[x]，叶还特别指出，所谓文学“湘军”的“文学”二字，是后来见诸文字才加上去的。这是目前为止，在笔者查询到的所有资料中，唯一一则指明文学“湘军”作为概念说法出处的文献，但仍缺乏有名姓的人物和年月考证。 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现网上查询可考的最早以文字形式承认“湘军”一说的或许该是1985年3月张厚余发表的《我省农村题材小说的症结》一文，该文讨论的是山西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得失，“山西小说一向以写农村题材见长，但近年来却有落后于他省的趋势。新崛起的‘湘军’(湖南作家群)，‘陕军’(陕西作家群) 就跃居我省之前。在我们‘晋军’这支不算小、也不算年径的队伍中，虽然有几位曾经建功立业的老将仍以志在千里的精神驰骋于沙场，有几位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也以奋进的锐气冲杀于前阵。但就整个队伍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实力和功底是比较逊色的”[xi]，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该文中首次同时出现了“湘军”、“陕军”、“晋军”的说法；1985年5月，程德培在《文艺评论》上发表《小说创作中的阳刚之美》一文，作者在该文的开篇一段中写道“被人称之为‘湘军’的湖南作家群，很多是得益于沈从文、周立波的”[xii]；也仍是同一年，魏丁在题为《正在形成中的浙江乡土文学》一文中，也提到“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逐渐摆脱了极左的但化模式，在风格的多样化方面进展十分迅速。出现了被人们盛誉为‘湘军’的湖南作家群，以老金为旗帜的北京作家群”[xiii]。我们注意到，以上几篇提及“湘军”的论文，都是直接以“湘军”指称湖南作家群，还没有在“湘军”前加上“文学”的限定修饰——这也印证了叶蔚林的那个说法。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几篇论文都是非湘籍学者发表在湖南省外的学术刊物上的。换句话说，最迟是在1985年，作为湖南作家群之别称的“湘军”，已基本得到全国文学评论界的广泛接受与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湘军”这一批评术语的确立，某种程度上说跟当年的“湘军”命名一样，同样具有领风气之先的开创意味：从同类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顺序来看，文学“湘军”出现得最早，文学“豫军”、文学“陕军”（陕军东征）、文学“鲁军”、文学“浙军”、文学“鄂军”、文学“桂军”等愈演愈烈的地方文学“军团混战”，是在文学“湘军”之后才获得命名。不妨以“陕军”东征和文学“豫军”的出现时间为例，“陕军”东征最早出现是在1993年，1993年5月25日，《光明日报》以二版头条位置，刊发了《陕军东征》一文（作者韩小蕙）；后者则是“在 20 世纪最后10 年的中国文坛上，有一个越来越响亮的名字：文学豫军”[xiv]。文学“湘军”的命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此后各省文学地方军的生成，情况不一，但文学“湘军”的命名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二十年前，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指文学‘湘军’的命名，笔者注)在中国文坛颇为流行。例如，当时也有把北京作家群戏称为‘中央军’……延续下来更是名目繁多，有什么‘三驾马车’、‘陕军东征’之说。”[xv]而到90年代初，当其他省市的文学地方军相继崛起的时候，文学“湘军”则“已经不再是一支在全国文坛驰骋称雄的精锐劲旅，只是一支徒有虚名的影子部队”[xvi]，湖南文学界彼时开始反思的，是如何在创作实绩上重振文学“湘军”[xvii]。 最早专文专题研究文学“湘军”的，恐怕当属湖南永州籍评论家胡宗健1987年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的《湖南小说家论—关于地域空间意识和艺术变革意识》一文，尽管该文题目并未标明文学“湘军”，但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新时期的湖南作家群，是一支意气踔厉的‘湘军’，是一个拔群出众的群落。”[xviii]不难发现，不管是湖南本土的评论家还是湖南省外的学者，这一时期的“湘军”称谓，前面都没有加上“文学”二字。1991年2月，作为文学“湘军”的第一部研究专著，胡宗健的《文坛湘军》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面世。在《文坛湘军》中，作为专章论述的湖南作家就有古华、莫应丰、韩少功、叶蔚林、徐晓鹤、孙健忠等，而作者提到的“湘军”成员名单则有48位之众。从这一意义上说，“在‘陕军东征’后，又冒出了‘豫军’、‘苏军’、‘湘军’”[xix]的判断，明显存在基本的史实误判，因为且不说早在80年代，作为批评术语的“湘军”就已广为人知，1991年也出版有“湘军”的研究专著，而“陕军东征”的说法，则迟至1993年才出现。 文学“湘军”在全国文坛的大放异彩，为湘楚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做了最好的注脚，或者说，新时期之初的湖南作家总能在全国性的文学奖项中拔得头筹，从某种意义上恰恰印证了湖南区域文化的优势。众所周知，新时期之初创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两个文学奖项，均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产物。中国作协或官方文学刊物通过举办全国性的文学奖项[xx]，事实上是将作家的组织、管理、培训纳入到一个体制化、规范化的流程中来。不妨以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为例，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选委员会由二十三但作家和评论家组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同志或在文艺战线担任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或在进行创作”[xxi]，周扬在后来的颁奖致辞中也说到，“短篇小说是轻骑兵。是哪一种轻骑兵? 我看是侦察兵、是哨兵。侦察我们的补去、革伞, 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新时期，短篇小说要起到它的侦察和探求的作用。”[xxii]也就是说，在新时期之初，恰是在小说起到“侦察和探求的作用”社会功能意义上，湖南作家独领风骚，“八十年代文学‘湘军’异军突起，称雄一时，是当时历史机遇、拨乱反正所触发的社会呼号的时代产物”[xxiii]。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全国性的文学奖评选成就了文学“湘军”，不如说是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湘楚文化成就了湖南作家群。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动以及时代主题的更迭，政治对文学的目的性征用，即借文学作品来重建新的意识形态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呼应性需求日益弱化，文学的社会功能意义也因此开始遭到瓦解，由此呈现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全国性文学奖项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当然，另一方面，随着湖南及全国作家队伍的日益壮大，以及文学刊物的逐渐多元多样，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产量成几何数量级的增长，在完全的意义上来评阅也不太可能。1986年，中国作协创办鲁迅文学奖，整合了优秀短篇小说奖和优秀中篇小说奖。但客观而言，90年代的鲁迅文学奖的影响力，已远不及当年举国轰动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优秀中篇小说奖。我们看到，当代文学外部环境变动以及全国性文学大奖影响力衰落的过程恰也正是文学“湘军”落入低谷的过程。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九十年代文学‘湘军’相对沉寂则是社会转型商业大潮冲击所造成的阵营分化和文学断层所造成的结果，它们都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又都是时代大背景所决定的。”[xxiv]从“湘军”到文学“湘军”，再到重振文学“湘军”，湖南作家群的命运沉浮深深烙印在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变迁的史册上。 文学“湘军”的命名影响与90年代的“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湘军”逐渐沉寂没落，湖南文学已很难重现昔日的盛景辉煌，但文学“湘军”的风光不再，但并不意味着文学“湘军”这一命名方式的寿终正寝。或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湘军”的命名方式，对即将展开的90年代的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来说，毋宁说倒颇具生产性的启发意义。 首先，文学“湘军”以军团形式集结某一省市作家群的方式，一定程度地改写了以往作家单枪匹马闯荡文坛而独木难成林的历史——尽管最初是比喻性的说法，但军团式命名，从形式上也算得上是有别于现代文学的地方作家群的命名。作家集体出场“捆绑销售”的方式，无疑具有某种规模效应——正是在文学“湘军”的集体命名下，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湖南作家作品，才赢得了“被批评”的一席之地。以胡宗健的《文坛湘军》为例，该著除了关注古华、韩少功、莫应丰、叶蔚林、谭谈等当时湖南知名作家的创作外，也有专门的篇幅用来讨论徐晓鹤、潘吉光、叶梦、龚笃清等名不见经传的湖南小说家们的创作。这跟现代文学的地方作家群的构造如出一辙[xxv]。 作为一地方省市作家群之别称的文学“湘军”的出现，从形式上加速并强化了省市作家群的集体出场意识，生拉硬造的这“军”那“军”，其实正是各省、市间作家群角力的表现。到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各地文学造“军”运动的竞争意识，在市场环境下愈发显得激烈，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为文学地方军进行查询搜索[xxvi]，据搜索结果显示，其中文学“豫军”的条目最多，为106条，其次分别为文学“湘军”82条、“陕军东征”62条、文学“桂军”52条、文学“鄂军”18条、文学“皖军”12条、文学“鲁军”11条、文学“陇军”7条、文学“浙军”与文学“晋军”各5条、文学“粤军”3条、文学“沪军”与文学“赣军”各2条、文学“渝军”与文学“津军”及文学“辽军”、文艺“苏军”各1条。严格说来，很多地方文学军团并不像文学“湘军”那样有真正的“湘军”为历史事实凭借，而不过是一种比喻性的托辞而已。从命名的生成时间上看，文学“湘军”出现的时间最早，而条目数越少的在时间上也越往后，10条以下的结果一般为地方报纸的同题报道，有浓重的大众媒体的炒作色彩。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文坛的造“军”运动，最初是大众媒体和批评家合谋的结果，那么后来的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则成了官方（地方作协）积极的组织策划行为，换句话说，造“军”运动事实上成了地方作协凸显文坛政绩的最直接手段。不唯如此，新世纪以来，还出现了直接以地方文学军团为名的博士论文和研究专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董正宇，2002年）、《文学豫军的主体精神图像》（李丹梦，2007年）、《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李建平、黄伟林等，2007年）、《文学豫军对外传播研究》（王萍，2011年）、《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傅书华，2012年）等。这说明当初以军团命名地方作家群的玩笑性言说方式，在新世纪已经展开了自我本质化、经典化的过程。 其次，作为地方作家群之别称的文学“湘军”的命名，很大程度上是以湘楚区域文化为立论依附的，这为后来各省市文学军团的研究提供了典范，甚至某种意义上在一个更为深远的层面上影响到了90年代文化研究格局的成形。在《文坛湘军》的自序中，胡宗健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区域文化研究的初衷思考：“一个丰腴的艺术土壤不断地被开垦，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在新时期的楚地文学中被反映出来……一场以楚文化为底色的民族艺术‘造山’运动已经开始”[xxvii]。也就是说，著者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区域文化的棱镜，来观照当时的文学“湘军”，这也就将文化的维度自然引入了当代文学批评。多年之后，在新世纪之初，当人们提及文学“湘军”，大多也都是以湖南区域文化为立论前提的，“湖南文学的盛衰皆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文学湘军在80年代前期的辉煌和中期的热闹，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地域文化特征与特定时代思潮的高度契合”[xxviii]。即使是今天，很多研究遵循的也仍是这一思路，“‘楚文化’的复兴是当代文化界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文学‘湘军’的崛起以追求神秘、浪漫又富有现代派气质为特色”[xxix]，而论者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对楚文化的复兴与文学“湘军”的崛起来说，二者其实是互为因果。不惟“湘军”研究如此，其它文学地方军团的研究也同样选择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山东是孔孟桑梓之邦，深厚的文化传统滋育着一代代文人墨客。历史发展到八、九十年代，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文化的碰撞中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小说作家群体，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观照生活的视觉、艺术感悟和表述方式受到文坛和读者的关注，被誉为当代文坛的‘鲁军’劲旅”[xxx]。可见，地域文化几乎是所有地方文学军团研究不约而同的一个视角，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代于当代文学批评界兴起的“文化研究”，并非完全是外来的舶来品[xxxi]，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代文学批评自身逻辑展开延伸的结果——尽管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概念内涵。 在洪子诚先生看来，“文化研究的兴起，是90年代文学批评的另一重要现象”[xxxii]，但论者基本上是将推断依据的背景置于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语境之中，或许尚未注意到80年代以来文学“湘军”等相关的当代批评术语的隐蔽生产性。其实，在文学研究的意义上，由文学“湘军”及其衍生而来的各省市文学军团的集结展演，某种程度上充当了80年代“文化热”与90年代文化研究二者沟通对话的一个中介装置，成为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点我们可在“陕军东征”这一提法的出现上看得更加清晰。跟文学“湘军”的命名方式相差无几，“陕军东征”最先也是来自玩笑式的寒暄。1993年5月，作家出版社在京召开陕西作家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的研讨会。会上评论家、学者们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北京评论家何镇邦忽然开玩笑说：“你们陕西这么多作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作品，你们这是要‘挥马东征’啊？”何指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等都是由北京的出版社在同一年出版。这原本是一句调侃之语，被当时参会的《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记住了，回去后写下了篇洋洋洒洒的通讯《陕军东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陕军东征”第一次被提了出来。这也就难怪迟至2013年，在《带灯》首发式上回答《西安晚报》记者的提问时，贾平凹为什么将“陕军东征”归结为一个“媒体概念”。有论者指出，“陕军东征”是“沿用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指的是去年以来陕西几位作家联袂发表的长篇小说对于文坛的冲击和影响。”[xxxiii]但问题在于，如果说“陕军东征”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那么其所沿用的比喻本体又是什么呢？因为从严格意义的军系角度说，并不存在所谓的“陕军”一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陕军东征”的比喻性说法，沿用或者说共享的正是时间上出现更早的文学“湘军”所开创的军团式地方作家群的命名方式。我们看到，原本是作为地方作家群之别称的文学“湘军”这样一个当代批评术语，经过影响性的再生产之后——以“媒体概念”出现的“陕军东征”已经有了大众文化的痕迹。这恰恰也是为什么“陕军东征”一说存在争议的缘由所在[xxxiv]。 如前所述，《文坛湘军》某种程度上已经显露出其区域文化研究的路数来，而随着“陕军东征”等越来越多地方文学军团的涌现，区域文化越来越频繁的进入到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视野中来。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严家炎先生90年代主编的那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该丛书共收录了吴福辉的《都市縼流中的海派文学》、刘洪涛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等十余本专著，“到了20世纪90年代，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可以说更是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推向了高潮。”[xxxv]而一个可能并非巧合的“巧合”是，不仅这套丛书的出版是由文学“湘军”的极力推介者湖南教育出版社来担纲，而且在丛书的总序中，严家炎先生实际上也注意到了文学“湘军”现象的存在，“湖南作家很多，但如果研究湖南文学与楚文化，那么恐怕应该抓住几位典型的作家如沈从文、叶蔚林、古华以及50年代的周立波等，有些作家可略而不谈。”[xxxvi]我们发现，除了主要是作为现代文学大家的沈从文外，叶蔚林、古华都是文学“湘军”的主力干将。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事实上遵循了两种路径：一是外来的西学理论资源的引入，二是当代文学批评自身的演进。二者的合流融汇与相互援引，才奠定起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的真实格局。而若以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丛书为例，这或许也算得上是当代批评反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 我们看到，文学“湘军”的命名，实际上是直接或间接地强化了此后各省市作家群集体亮相的出场意识——如果说文学“湘军”的言说，最初只是一种自发的称谓，那么后来的各省文学大军的命名，多少就有点自觉的味道了：文学地方军团的亮相，都不难看到是由地方作协作为幕后推手。但对“湘军”或文学“湘军”来说，尴尬的是，因90年代湖南作家整体上的创作乏力——主要是指长篇小说乏善可陈，文学“湘军”这一命名事实上遭遇了严重的认同危机，而由此造成的历史性后果便是，晚于文学“湘军”出现的“陕军东征”、“文学豫军”明显后来居上——文学“豫军”和“陕军”恰恰是以长篇小说见长——最初文学“湘军”的言说，反倒被人逐渐遗忘了。 但无论是后起之秀，还是“没落王朝”，以军团来命名地方作家群的言说方式，也并非没有异议。在后来重振文学“湘军”讨论的余波中，叶蔚林就认为“把一次文学高潮，误认为是坐标式的文学高峰”，“湖南文坛对于‘文学湘军’这个称谓难舍难弃，耿耿于怀，淤积成一个解不开的情结，一个卸不下的沉重包袱。”“所谓文学‘湘军’并不是什么堂皇的封号，不是一块绣金匾，也不是水泊梁山的杏黄旗。实际上它不过是特定时期文学界的一种民间话语对湖南作家群的简称、别称、戏称；说穿了是一种轻松的、调侃式的玩笑而已。”[xxxvii]再以“陕军东征”为例，关于“陕军东征”这一话题，陈忠实在《西安晚报》刊发的《明明白白忠实的心》一文中说，他一直不怎么愿意提这个词，他认为为还是用“陕西作家群”创作繁荣来说这个现象比较准确；而更晚些时候出现的“文学豫军”或“中原突破”等术语同样也不是没有质疑，“实际上，所谓的‘中原突破’、‘陕军东征’等只是一个虚假的幻象，是评论家手中的话语权制造出来的，并不具备实质的意义。”[xxxviii]但不管怎么说，文学“湘军”的命名，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生产性构造作用，带来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其后的“文学”军团命名同样也产生出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以“陕军东征”为例，“品牌递增，说明文学陕军创作在延伸。80年代走高，90年代多样，以及新世纪文学样态的愈加密集。强势文学效应更在于激发了‘70后’、‘80后’甚至‘90后’新生代文学向往的涌动。”[xxxix]当然，探讨“70后”、“80后”的术语产生跟文学“湘军”、“陕军东征”等命名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关联，这是另文的研究任务了。 【注释】 [i]王伟 文述 何雯：文学湘军30年回眸，《中国文化报》，2012年1月4日。 [ii]唐徽：《天下湘军》，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iii]张勤：湘、淮两军军系差异浅析，《安徽史学》，1995年第2期。 [iv]据罗尔纲先生统计，湘军各级将领及幕府、帮办主要人物共183人，其可考的179 人中，书生出身的104 人，占总数的58%； 武途出身的75 人，占总数的42%。 [v]其中，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湖南作家、作品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芙蓉》1980年第3期，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获奖作品)、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芙蓉》1980年第1期，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获奖作品)、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收获》1981年第1期，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谭谈的《山道弯弯》（《芙蓉》1981年第1期，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湖南作家、作品有：周立波的《湘江一夜》（《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人民文学》第6期，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人民文学》第10期，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韩少功的《飞过蓝天》（《中国青年》1981年第13期，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十月》1981年第2期，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民族文学》第10期，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彭见明的《那山、那人、那狗》（《萌芽》1983年第5期，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刘舰平的《船过青浪滩》（《萌芽》1983年第7期，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何立伟的《白色鸟》（《人民文学》1984年第10期，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 [vi]叶蔚林：“重振”口号之置疑，《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2期。 [vii]海顺：湘军雄风今犹在，《理论与创作》，1993年第2期。 [viii]柏定国：关于“重振文学湘军”问题的综述，《云梦学刊》，2003年第1期。 [ix]余开伟：反思文学湘军，《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5年4月。 [x]叶蔚林：“重振”口号之置疑，《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2期。 [xi]张厚余：我省农村题材小说的症结，《晋阳学刊》，1985年第1期。 [xii]程德培：小说创作中的阳刚之美，《文艺评论》，1985年第2期。 [xiii]魏丁：正在形成中的浙江乡土文学，《探索》，1985年第3期。 [xiv]孙荪：文学豫军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xv]叶蔚林：“重振”口号之置疑，《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2期。 [xvi]余开伟：反思文学湘军，《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5年4月。 [xvii]1991年，湖南作家连续的评奖失利和文学队伍的严重分化，令讲求功利的湖南文艺界再也坐不住了，大型文学丛刊《芙蓉》率先开辟专栏，邀约作家、编辑家和评论家参与“重振湘军雄风”笔谈；《理论与创作》杂志1992年第1至第3期连续开辟专栏，共刊登了9篇文章参与“重振湘军雄风”的讨论文章。 [xviii]胡宗健：湖南小说家论—关于地域空间意识和艺术变革意识，《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xix]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历史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文艺研究》，2013年第10期。 [xx]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人民文学》主办，事实上也是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下开展相关工作的。 [xxi]本刊记者：报春花开时节—记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 [xxii]同上。 [xxiii]余开伟：“文学湘军”出路何在？《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5期。 [xxiv]同上。 [xxv]以“东北作家群”为例，除了广为熟知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外，在“东北作家群”的名义下，其他一些并不知名的东北作家也由此登上了文坛，1936年，由汇文书店出版的《东北作家近作集》收录了陈凝秋的《东路线上》、白朗的《沦陷前后》、宇飞的《土龙山》等作家作品。 [xxvi]查询时间截止2013年10月7日。 [xxvii]胡宗健：《文坛湘军》自序，《文坛湘军》，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xxviii]刘起林：地域文化美质：“文学湘军”兴盛的根本优势，《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4期。 [xxix]樊星：1990年代文学的神秘文化思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 [xxx]任孚先，王光东：《山东新时期小说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xxxi]“文化研究”最早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CCCS）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此即“伯明翰学派”），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 [xxxii]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332页。 [xxxiii]白烨：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xxxiv]不少人认为“陕军东征”是一种商业炒作，相关代表性文章有：五湖的《也炒“陕军东征”》（《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旻乐的《赝品时代——关于“陕军东征”及当代文化的笔记》（《文艺评论》，1994年第3期）、张志忠的《陕军东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1993：众语喧哗>选四》（《文艺评论》，1998年第3期）、何璐的“陕军东征”现象研究之一—文学与传媒的联袂自救（《南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等。 [xxxv]宋剑华、陈丽红：现代文学的“地方味”，《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3期。 [xxxvi]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xxxvii]叶蔚林：“重振”口号之置疑，《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2期。 [xxxviii]梁鸿：所谓“中原突破”——当代河南作家批判分析，《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 [xxxix]冯肖华：劲旅的换代与强势的消长—文学陕军创作流变的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