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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书写最大的差异在于其文学意象所凝结的文化心理特质，其深刻的巫性体验和母语思维方式与汉族不同，体现于叙事就是其文学意象特有的喻指性、辐射性、涵化性和变现性，它深刻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观点、价值趣向、人格方式以及叙述模式。本文拟由意象分析入手，就少数民族文学意象与题材的叙述性关系作一点深度研究。 关键词:叙事性意向结构 情境延展功能 价值涵化功能 意象与题材结合 所谓少数民族文学意象，指的是与汉民族多元共生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元素、心理符码和形式构件。 这里的概念界定比较困难:首先，用一篇文章穷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意象从而概括出某种同一性的东西，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其次，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学意象和国外边缘族群的文学意象的区别也不易界说，不仅涉及国族文化、语言思维，而且超越了命题范围及语境义域，所谓理所不宜力所不及。第三，作为文学形象构件的意象和作为审美观相的原始意象，在命题所属的对象性上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不能统而论之。 有鉴于此，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概念如是确立:(1)从文化域界讲，指中华文化体系中与汉族意象同源并进、异质分流的少数民族意象;(2)从时空阈限讲，是指与汉族意象共时、又散见于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族别历史文本中的意象;(3)从心理本质讲，最主要的是那些原始意象，亦即包含着原型的核心意象。即使这样，少数民族文学意象这个概念也还是一个含混的合体，而不是一种单质。问题也正在这里，我们认为，正是由于此种合体的含混性质和多维特点，使得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书写形成巨大的差异，这就是其文学意象所凝结的文化心理特质——深刻巫性体验和母语思维方式与汉族不同，这不仅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学特有的叙事观点、价值趣向、人格方式以及叙述模式，而且显示了比汉族叙事更其浓郁的诗性特色和神话意趣，从而具有后现代性。 已有意象研究很少涉及叙事性，只是将意象所蕴含着的巫性体验和母语思维加括号作为经验判断被中止，掐断了意象与本体的原型心理关系，掐断了意象与题材的意向结构关系和语词建构关系。事实上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文学意象就是一些原型，它们是题材叙述的一种结构性提取或价值性含摄;文化历史题材则是一种意向性客体。现象学方法的意义在于:将意象作为一种纯粹主体性从其原始意向取位，建构一种用来构建对象、叙述题材的意向性结构，从而确立意象与题材的文本叙述关系。 意象的叙事性不同于抒情性，是指意象作为一种意向性结构在其原型心理的逻辑上回向本体体验的情境延展功能和指向题材叙述的价值涵化功能。这是两个方面:就前者言，少数民族文学意象具有深刻的本体性，这与母语思维方式下世界的浑整性以及主客关系的同一性有关;就后者言，少数民族文学意象具有确定的建构性，这与巫性体验的情境中主体意向及世界想象的神秘性有关。综合运用现象学、原型理论、互文性分析等方法，在恢复意象与本体的原型心理关系、重建意象与题材的文本叙述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深度阐释，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为多民族文学话语的建构，为中国叙事学的开拓提供镜鉴、开拓思路。 一、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本体情境延展功能 我们的分析建立在四位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近200个意象的统计学基础之上。就意象作为纯粹主体性来看，一个文学意象可以分析为喻指、空间、时间和语词等四个意向性维度，由此延伸出喻指性和辐射性、涵化性和变现性四个特点，谓之叙事性意向结构。 根据荣格的理论，意象之根在原型。少数民族的文学意象更接近原始意象，亦即不仅是客观对象摄入主体心理的那种表象性质的对象物，尤其是一种世界观相或本体审美。亦即并非一般感官经验的提取“如西方现实主义那样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模仿”，一种从外部世界移入意识表层的简单客体，而是用来传达“只有圣人才能看到的、隐藏于变动的世界中的、那种幽深难见的最高道理”的心理图式。所以，少数民族文学意象更接近周易卦相，应该是少数民族的祖先在恍惚冥漠的原始世界，于生命体验与宇宙万物之间构拟出来的一种意向性关联，不仅沉淀了世界的领悟，而且投注了存在的意义，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的“天下之赜”，是巫性体验与现象世界之间的神驰意注道交感应，因而蕴含了相当浓郁的审美情怀和文学倾向。只有以此为介质，人与世界之间的现实性联系才不是生硬比附和物理关系，而是有着心理预设的神性关联。 蒙古族作家满都麦小说中的大白马意象，一般地可以理解为某种象征:进取、勇敢、彪悍的人格;跨越、征服等空间性和前进、永恒等时间性;乃至徐悲鸿笔下的马、八骏图里的马、白龙马、千里马、白马非马等语词联想，这都是汉族思维可以把握到的义项。但是作为一个原始意象，在满都麦笔下、在蒙古族文化心理屏幕上映现出来，大白马就是一个确定的喻指:自长生天发祥以来，祖爷爷和祖奶奶拨亮森林之火、诞生了生命以后，穹窿般覆盖世界和存在的那种宇宙感的弯度和空间性跨度，亦即本体或神性。大白马虽然也出现在一般叙事情境中，但是主要出现在人物遭遇危难、世界发生厄异，儒家所谓天道颓堕时节，作为一种神性降临的，因而具有拯救意味。大白马的拯救是一种神意的辐射:它笼罩题材叙述，成为仰望中心，其深层心理景象是一种宇宙情境及其神性体验，本质是空间性的。我们从《三重祈祷》中看到:老额吉背着粪筐行走在没有人烟的草地上，一边与死去的人（鬼）说话，一边忏悔着人世的罪孽，唯一的祈盼就是突然有一天杭盖草原的蓝色天空中腾起一匹大白马。这是人的祈祷，更是神的启示:人需要承担苦难、承担世间所有的罪恶，坚定不移地回归长生天。在老额吉这里，时间和历史与苦难和罪孽都同一于空间性，因而是神圣的和不容置疑的。大白马意象涵化着老额吉生命的全部，变现为火抻子、灶火、西天的夕阳、过去岁月的爱、人生的悲惨和孤独……可以说大白马从空间上把老额吉与世界、与存在同一起来，其巫性体验是:梦见大白马是吉祥、发达的预兆，看见大白马腾空而起就是拯救危亡起死回生的神意可能。所谓拯救，就是一种引导生命趣向、穿越世间罪孽、祛除厄运和死亡的神意功能——不分主客，善恶同一，虔诚合十，圆满成功。蒙古人在歌唱大白马的时候就是在歌唱宇宙大神长生天，其叙事性体现为蒙古人特有的远古经验、世界想象、以及辐射宇宙的意向扩张和情境延展。这正是蒙古长调的心理真实:他们是在抒情，但更是在叙事，在茫茫草原和蓝蓝天空的冥漠之思中回味一幕幕往事、一次次忧伤、一层层悲凉，族群、家庭、个人以及世界的所有悲怆都凝结在无字的吟唱中，历历在目。这里:喻指、空间、时间和语词四个维面中，空间最高，与喻指性同一，具有终极性和原型性，是其它维面的提领点和总摄持;进入题材叙写的民族文学意象正是从空间性的高度散播和延宕为时间意向和语词符号，从而实现叙事的具体性和涵化性。 二、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题材价值涵化功能 这自然不是说少数民族的文学意象都是空间性的、回向宇宙情境、象征本体神性的最高意象，没有一般物象或语词符号。不是的，我们正是从200多个意象中那些被称作核心意象的喻指符号说起，进入下级意象或意象群落的阐释，进入题材叙述的意向性。转言之，少数民族文学意象也是分层次、有等级、并以群落性集结和涵化性建构的态势分布的。 德里达解构最高理性的专制倾向时，是以神性向着社会历史的现象世界的散播和延宕来实现的。亦即最高意象并不停滞于历史事实的时间秩序，而是内化为时间意向，再扩展为空间概念，渗入历史情境和主体意志从而渐渐展播为人的存在，所谓“异延”。首先衍化为一些时间图式，其群体吸附意向和空间结构能力向着客观表象展开，然后散播为一些悠荡于空间和宇宙的散碎个体。其潜在逻辑是:最高维面的时间，以拓朴性质的空间模式从世界和存在的线性逻辑上逐次断开，最终必然又逐次回归到时间线性上去。德里达对于线性逻辑的解构只是一个假相，是从断脐向破处的人性延续。 少数民族文学意象与此有别:其最高层面是结构性的，它是从与喻指性同一的空间性向题材（价值）及语词（符号）异延从而不断时间化的神性符码:在凝结族群记忆、原始经验等本体神性的同时衍入对象性世界，涵化题材，统摄叙事，成为构建存在的最高典范。最高意象是一个意义核，一个结构块，一个大子宫，它蕴含了力比多一般强烈的氤氲意向，其喻指和辐射功能*瑢瑏显现为原型对象化、模式题材化、神性世俗化、喻指人格化这样一个价值涵化过程，根本旨趣是空间性的。其哲学本质是意象的不断散播（将喻指和神性辐射出去）和悦纳（将题材和对象收摄回来），在意象与题材神驰意注氤氲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种性增长。就此而言，题材就是意象的意向性对象;所谓叙述的本质，就是意象与题材在神性、原型、模式及人格不同层面的交往，是人与存在关系性建构命题的展开，当然具体情形并不一致。 朝鲜族作家南永前的图腾叙事就是一种散播:驳离生活题材，以意象的喻指性隐约现实、想象世界、激活种族记忆从而构建种性存在，本质上是图腾意象向世间万物辐射的过程中其神性喻指的世俗化和人格化。这当然不是拟人拟物之类修辞手法，而是神性的变现，一种人格意象化、题材模式化、对象原型化、万物神意化的空间化过程，正所谓意象作为一种意向性结构在其原型心理的逻辑上回向本体体验的情境延展，结点是世界结构和种性体系的建构，一种人格机制和价值体系的确立。南永前图腾意象可分为四个系列:月亮、太阳、星、云、风、雷、雨、山、火、土、石、水、檀树、蝴蝶、蟾蜍为第一系列;熊、龙、凤、鹿、虎、狮为第二系列;黄牛、白马、雄鸡、白兔、羊、豚、蛙、鹤、犬鹰、布谷、乌鸦、喜鹊、燕子、白鸽、白天鹅为第三系列;海、龟、鲸为第四系列。表面看，可以阐释为朝鲜民族史前存在的四个层面或阶段。进入图腾意象内部发现，这是将一种时间流回溯为一波又一波的空间观相:可能是一些人格碎片、神意景象、远古幻象等等，但整体上遵循着喻指、空间、时间及语词四个维面构成的叙事性意向结构，构成幅射性和涵化性的民族叙事。第一系列是自然景观，一些空间性本体意象，既有最高神祗月亮，也包括风雨雷电土石竹树构成的自然结构，整体地形成民族生存的宇宙背景。“潜出于蝙蝠之翅/从山那边从海那边姗姗而来/迷人的脸庞罩薄薄雾的玉纱/似依在肩头又飘离头顶/与微笑与亲昵/荡起树梢上隐约的心之摇篮”（《月亮》）这里，月亮就是一种本体性喻指和的空间性辐射，根本旨趣在于对象世界和宇宙万物的涵化。月亮之出是大道的亲临，是存在的亲证;没有月亮，存在就是一片黑暗和虚无。从蝙蝠之翅到心之摇篮，月亮的辐射无所不至，大道之亲临无为而不有，所谓涵化，就是使世界变成人的存在的意向落实。进入第二序列，意象由空间结构性向对象人格化衍化，衍入祖先崇拜和氏族图腾。熊是朝鲜民族的始祖图腾:“弹涛涛百川为鸣弦/倚茫茫白山为床榻/邀天神下天庭合欢于檀树下/育儿女于莽林于荒原于海滩/或狩猎或捕鱼或耕织/或歌或舞或嬉戏”。（《熊》）这已是一个家族实体:以图腾神意和氏族生存为依托，体现天人融和的自然精神:一方面生命个体自由活跃，另一方面种族角色替代了独立个体的人格规定，人在神祗和种族的意义上获得最高价值，成为神圣。第三序列是人的对象性存在，即世间万物，第四序列是衍生性意象，最高意象的变现或泛音，体现了咏物化及语词化倾向。可以说，南永前图腾系列就是将线性时间空间化为神性喻指的最高图腾、祖先圣性的氏族图腾、人格增长的对象性世界以及种性繁衍的宇宙存在——这样一个辐射性、层级化的人格系谱和存在景观，隐约了朝鲜民族的种族历史和文化记忆:个体生存意志与种族牺牲精神的价值轮回。 与之相比，满都麦的小说则是喻指对于对象的悦纳，亦即题材进入意象，正是所谓指向题材叙述的价值涵化功能。比如《圣火》的爱情故事，比如《祭火》的敬拜仪式，都是以火的意象收摄生活事象、提携题材叙写:老额吉对于情人的不绝的爱，扎米彦老头对于神灵的不昧的敬，都涵化为火图腾——前者是火抻子（灶火），后者是珠拉（神灯）的崇拜，体现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持守和执着。可以说，满都麦是以老额吉神意的眼光和扎米彦老头的空间性执着来打量题材收摄叙述的。在满都麦的笔下，火意象作为一种神性眼光与空间幅度的融合，变现为火抻子、毡包的穹窿、两山间的跨度、天空乃至宇宙，体现了一种无所不在、无微不至的母性关怀，绵延为世俗生活的凄风苦雨或风和日丽，包容、接纳、融合、涵化着世界和存在，成为长生天的神性喻指，其人格化就是母亲和草原的同一。它凝结了蒙古民族苦难与祈祷、圣爱与牺牲的神性价值，一种天地人神一体的宇宙生态和终极理念。 从散播到悦纳是少数民族文学意象从喻指性空间异延下来，进入题材和对象的两种思维方式，与汉族三元共构或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非常不同，但是，少数民族文学意象含蕴的叙事性意向结构，兼及汉族天地人三维结构和西方最高理性人格神而相对完备，在神性颓堕、人性沦丧、天地暗昧的消费时代，就有着非常的现实意义。 没有神性，就无所谓人性回归。德里达的人性散播是一种主体间性的签约，一种离散，一种个体独立性的确立，具有深刻的现代性。少数民族文学意象则继承最高相位的神性意旨，既是从空间性结构延宕下来的人性分散，一种群落化和价值化，也是从题材叙述和对象建构回向最高本体的灵性感荡和神意氤氲。在原型心理维面上，抒情与叙事异型同质，相融互渗，涵化为文本建构中人的存在，具有更其深刻的后现代性。 三、少数民族文学意象观照下的叙事模式 叙事是少数民族文学意象涵化对象、叙述题材的形下景观;叙事模式（narrative mode）是一种建构，是指叙事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援用的一些故事传达者（叙述者）形象及一整套习得而完善、熟悉而稳便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所谓散播或悦纳，就是南永前和满都麦的两种不同叙述态度，其间已蕴含了特定的叙事模式。 当然南永前的图腾意象并不含有题材化的“事”，但它持有意象化和意向性的事态，营构着某种“经验视域”。“这个视域不仅是那些熟悉的、并不只是现在实际地被意识到的实在东西的视域，而且它还是那些陌生的、但可能被经验到并在将来被熟悉的实在东西的视域”，它激发着原始经验，某种程度上实现着历史情境的还原:但这还不是叙事模式。叙事模式是意象规制下处理题材的特定的态度和方式:(1)叙事观点;(2)时空体验;(3)语词方式;(4)叙述结构。客观反映式的叙述已成为过去之后，叙述被理解为题材和对象的意向性建构，叙述者所持有的先验视角、价值趣向、语词风格等，就成为首要条件。 叙事性意向结构对于叙述模式是决定性的。在现象学看来，一切思维都是以预先给予的对象为前提;叙事性意向结构作为一种“被给予性条件”，与题材的文本叙述关系是先验同一的:“现象学在原则上就包含着一个‘非对象性'或‘非客观化'的思想要求”，它构成题材叙述的内在结构和思维方式。母语思维下意象的散播和悦纳首先体现了这样的叙述理念:(1)题材叙述从一开始就与最高神性的空间喻指性联系着，它是对神性和本体负责的，而不是现代叙述学意义的个体行为;(2)由本体喻指性向题材及语词涵化和变现的全部时间过程体现为最高意象对于题材的散摄，本质是时间性线性逻辑向空间性人格结构的转化，一种人格增长和巫性体验，而不是人性增长和个性体验;(3)语词化，即叙述向观相蝉变，巫性体验和人格增长向宇宙情境和最高神性回归，而不是万 物唯我、刁巧僭越。满都麦短篇小说《狗吠•马嘶•人泣》中的嘎慕剌老人眼睁睁看着那片曾经与情人做爱的草原被偷猎者纵火焚烧，他选择了走向罪恶之火，而不是活下来。从叙事观点看，叙述者所赞叹的是老人与情人、与草原、与罪恶之火、与长生天共在的那种绝决;而从老人的观点看，走向死亡与苟且存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趣向:死亡是最高喻指的预设，是长生天对世俗凡人的考验;通过死亡，他才能穿越空间拔除阻隔，与守护了一生的情人融为一体。由于恪守信义，时间衍化为空间，衍入宇宙深处:从始至终，他与心爱的人都流淌在同一条河。所谓“悦纳”的叙事结构可以概括为一种“承担”:嘎慕剌老人不仅承担了世间罪孽，而且诞育一个与草原和情人、与罪恶和苦难、与火和长生天共在的大写的人。 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时空体验涉及叙述理念。张泽忠的“蜂巢界”里“省”的观念就是空间意象表述的时间意绪:存在的本质就是距离和陌生的消除，一种平等和友爱的联结，一种依依不尽的人的理解和沟通。然而人间世的苦况恰恰相反:时间的长河涌溢着无可消除的空间阻隔，诗意持存的世间被混搅为利势倾轧的滔天大浪。洪水和暴雨的时间性意象昏蒙了天地，牛和山外的空间性又涵化出由里向外、既看守又期盼的蜂巢界心态——时间与空间是混沌的，山河大地及宇宙万物成为人的意向性建构中一点细枝末叶或边材角料。在张泽忠这里，蜂巢界就是一个悦纳之源:不仅悦纳了侗、苗、回、蓝色蒙古和白色藏族，还悦纳了“红汉人”与土匪和乱军，悦纳“细脖子阳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和遭遇。我们于此看到张泽忠与满都麦在叙述结构上的深刻一致。 但是，这一切到彝族作家阿库乌雾那里被全部突破了!阿库乌雾的诗歌是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叙事性得到深刻改变的前沿案例。他超越题材和意象，从语词下手，以“行咒”的方式而不是悦纳或散播的方式，实现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叙事性革命。 行咒是一种语词化叙事:破坏意象结构，走出悦纳和散播的模式，直接从异化对象获取变态观相，重建世界和存在。他描述街谱，嘲讽落雷，喂养蛛经，以巫界神意晾晒现代科技，以灵性意象反衬人性变态，更以祖先业绩反观现代生活，在对抗汉语犬儒主义的语词风暴中实现种族叙事。这是一种使题材缺失、意象异变、纯粹由语词连缀而实现增补的叙事，是一种革命对象、改造存在、由语词碎片来替代实体观相的叙事方式。阿库乌雾的语词化叙事不再是原型对象化或模式题材化，更不是题材的载体或意象符号，而是巫性喻指和对象观相的裂变，是对象和存在涨破语词和意象，在否定悦纳和散播的基础上撷取的一些灵性碎片，一些意象亮面，它们在突破汉语构词方式的基础上表述着扭曲世界的变态观相。 阿库乌雾语词化叙事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叙事结构就变成这样: 喻指——空间性——最高相位——人性变异; 空间——辐射性——宇宙万有——语词突破; 时间——涵化性——题材叙述——意象碎片; 语词——变现性——文本建构——变态观相。 这是一个自上而下，以时间性的涨破和断裂为介质，通过空间喻指向宇宙万物散裂断化，并通过语词革命实现对象重构，在回归本体的历史途程中不断确立又不断破坏着人的存在的神性失落过程，是人与世界、意向与题材、叙述与语词由同一走向分裂乃至干瘪，最后走向形式化和物态化的过程，它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独特的母语思维和巫性体验的幻灭。 四、少数民族文学意象与文化历史题材的结合 我们最后关注意象与题材结合的命题:主语是一个心理学过程，表语是一个叙述学过程，意象与题材结合其学理表述就是心理学向叙述学的涵化和变现。 首先是一个心理学过程:意象作为逻辑起点从本体性到主体性、再到客体性、最终回归本体性这样一个情境延展过程，这是意象进入题材的心理内在情景。亦即意象凝结了种族的远古记忆和先祖的原始经验，成为一种本体审美性质的原始意象，在原型心理的逻辑上进入题材叙述。其次是原始意象作为意义核，散播神性喻指;作为结构块，隐约叙述结构，形成文本雏形;然后作为大子宫或种子库，悦纳对象和散摄题材，实现价值涵化，进入文本建构。最后是一个叙述学过程:语词不仅承载意象和题材，传达喻指和意义，而且突破题材和对象的客观性制约，凸显意象及主体的先验性预设，在一种终极性体验中实现着神性观照和语词观相的统一。这是本体情境延展功能与题材价值涵化功能的统一，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叙事观点的落实。 这一过程的第一个规则是在空间性喻指散播的同时持存时间性涵化的神性。荣格的原型理论支持这一过程:原始意象在走向对象的意向性建构过程中，不仅进入现实主义摹写，悦纳对象散摄题材，尤其要激活原始经验，使题材叙述衍入宇宙背景和种族记忆。少数民族文学意象以此进入一种双向观照:现实主义的和原始经验的。前者隐现原型，后者注入神性。叙述也不再是个体事件和现实行为，而是历史行为和心理观相，是人与历史、与世界在叙述中的相遇和交往。不仅如此，最高意象还变现为特定叙述模式和人格样相，内在深刻地统摄题材叙述和文本建构，滋育出繁富灵异的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群落，散播或簇集于叙述过程，形成诗性特点和神话色彩。 第二个规则是母语思维的巫性体验和拓扑能力:空间性关合本体神性，时间性指涉价值重建及其语词表述，在题材叙述中实现生命之树(The tree of life)与中阴轮回的拓扑性同一。这里有三个子命题:(1)意象与题材结合是一种母腹孕结:本体喻指经主体性向对象化衍化，神意漶漫，一个独立生命完形;(2)意象与题材的结合是散播与悦纳的同一:散播是意象的性向发射，即叙事性意向结构对于题材叙述的散摄提携;悦纳是题材对于意象的神驰意注和道交感应。从意象到题材，心理性向客体性及价值化实现情境转移;(3)意象与题材的结合是时间涵化性向空间变现性以及喻指人格化的转化。藏密佛教讲临终、实相和投生三个中阴生命阶段，是人的内在本质从红尘俗世向空茫时序、再向迷尘幻境返还和交割的过程。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原型人是一棵生命树(The tree of life)，分为四个层次：神性界(Atziluth)原型是火，最高相位;创造界(Beriah)原型是风，灵性所居;形成界(Yetz-irah)原型是水，灵魂始有;物质界(Assiah)原型是地，物质生成。且把红尘俗世中来的那个叫做“中阴识”，迷尘幻境中去的那个叫做“原型人”，两者的交割是一种“嫁接”:中阴识三个阶段向生命树四个层次的拓扑性融合，确切地体现了空间向时间、无形向有形、灵体向物质的过渡，既是意象向空茫宇宙散播喻指的空间过程，也是题材被悦纳、将俗世红尘迷情幻境带入母体的时间过程。我们注意到这四个层次与喻指性、辐射性、涵化性及变现性对应恰切，生命树的十大原质(The Ten Sephiroth)自上而下、从右到左,连结为一条生命的发祥之路，而慈悲(Pillar of Mercy)、温和(pillar of Mildness)、严厉(pillar of Severity)作为三个神性支柱(The Three Pillars)对应于意象、题材、存在建构三个命题阶段，有力支撑着人格机制的确立。 第三个规则是:意象作为心理构件向题材涵化和变现的根本方式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解构与建构的统一，现象学与人类学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大命题，后二者是小命题。我国学者刘俐俐预设命题、文本分析、建构理论的方式启迪我们:确立意象与题材结合的实践性关系，必须同时进入文本阐释和题材分析，进入文化人格机制与地域叙事模式之间的生命关联，唯此，乃能实现意象与题材的价值异质性和结构同型性的历史涵化。 总揽以上作家中的200多个蒙古族、朝鲜族、侗族和彝族的文学意象，它们进入文本的年月分别是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这意味着大面积的少数民族地域和长时期的多民族共生状态，其叙事性散播和异延为如下命题:满都麦的苦难母题，一种人类和存在的承担;南永前的图腾神话，是一个民族从死亡到新生的历史蜕变过程;张泽忠蜂巢界故事，执着于“细脖子阳人”存在于天地间的诗意看守;阿库乌雾语词革命乃是英雄时代幻逝、市场经济逼入时节一个古老文明的最后抗争……上述四项作为一个价值结构，指涉本体、历史、文化和存在四个题材义域，构成少数民族文学意象叙事性理论的外在型态。 从最高意象衍化出本体喻指、神性散播、涵化悦纳、变现持存的价值过程，叙事性功能投注于本体、历史、文化和世界四个题材义域，就将意象与题材紧密地结合起来，指涉少数民族文学意象叙事理论的四个价值层次:本体神性，族群种性，文化诗性，救赎灵性。一幅时空拓朴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形意图就转换为一个多维涵化的立体人格样相:终极绝对观念，族群道德观念，文化人格样相，人性价值状态。且待另述。 作者简介：马明奎,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教授, 从事文艺美学与文化学研究。 原文载于：《文艺理论研究》 2011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看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