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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意象是文学诗论的核心概念, 常指创作主体以外在实物承载创作主体内在抽象情感的艺术技巧, 中国古代诗词意象中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意象折射成为文学意象创造的典范, 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创设是社会文化习俗支配下的泛文学艺术手法, 换言之, 民族文学意象存在不单单是文学概念的解析, 而是少数民族群体性社会文化习俗在文学形态中的反映。追溯民族文学“意象”的社会源头是挖掘民族文学作品文化艺术和文学价值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民族文化; 隐性阐述; 意象; 文化源头 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承载同汉族文艺作品的思想艺术性相比极为模糊, 特别是文学要素的锻造与创设受民族语言特色和民族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影响, 属于前置后掘乃至新文学时期民族文学的价值臆造。加之民族文学意象的探究既是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文学载体认知又是泛文学价值的民族文化整合。非文学思脉下少数民族族群性泛文学形式的存在和民族忌讳习俗下思想情感的羞涩表达是民族文学意象持续发展必然, 直到民族文化的融合使得民族文学艺术主旨性对接, 民族文学作品中意象才独立显现。民族文学意象的社会源头追溯既是对民族文学作品的文化习俗探究又是对民族语言文字二元化状态下泛文学形态的反思。 一、多元视域下民族文学艺术新认知 (一) 现代文学理论下民族文学简析 文学是特殊的语言艺术。按照文学形态的基本形式而言: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 以特定的社会存在为题材, 承载创作者自我的情感的语言文字艺术。就文学艺术的延展性而言:文学艺术是阶段性、地域性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承的载体, 文学艺术自简单的语言逻辑构建以来存在着诸多表现形式, 比如:诗词歌赋、小说散文等。民族文学是各民族文学艺术形式的总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的精粹, 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文学的发展除现代文学理论视域下的基本要素外, 少数民族群体审美构建与民族语言文字的二元化是构成民族文学艺术独特性外在表现形式之一, 而传统民族文化习俗是民族文学傲立于世界文坛的内涵所在。民族文学作为文学界的特殊存在和民族文化记录性载体, 注定了民族文学要素的认知需要追溯内在的社会文化习俗, 否则民族文学艺术的特殊性难以彰显。 (二) 民族文学作品存在的社会功能 民族文学艺术作品除“反映社会现实, 弘扬真善美”的基本功能指向外, 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学艺术中灌输着民族文学作品本身与生俱来的社会功能, 民族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民族习俗的继承与沿袭、民族认同、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本我功能的张力及以国家民族政策的反映等。“反映社会现实, 弘扬真善美”是世界文学兴起与发展不可绕开的主题, 民族文学作品在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始终占据民族文学主题的主导地位, 比如:以反映土家族山寨的新农村建设纪实的《白虎寨》、赫哲族群众以“伊玛堪”为说唱形式的《天鹅姑娘的传说》等文学作品基本都以鸟图腾为文学作品的意象, 抒发群体对社会变迁的情感流露。此外, 弘扬真善美作为民族文学艺术的显性功能被彰显得淋漓尽致。民族习俗的传递与沿袭是民族文学社会功能的基本要义, 或者说民族习俗的传递与民族文学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 畲族群体曲调文学作品《盘古歌》等基本上以本民族传统习俗的滚动式沿袭为主, 特定的民族特色被文学纳入客体意象也成为民族文学从无意性创作到民族文学专业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白族民间文学作品中对于蝴蝶泉的传说不断浓缩, 其本身是爱情的象征, 但是在白族文化同佛教文化交融互惠的过程中蝴蝶成为民族文学艺术的典型文化意象, 使之逐渐成为民族习俗的传递与沿袭的载体。强化民族认同是民族文学作品社会功能的外延, 民族文学作品中往往利用本民族典型文化符号和客观物质作为文学意象, 旨在扩大民族文化内涵的认知, 从而促进民族群体之间跨地域性的认同, 布依族文学作品典型的文学意象———大楠竹, 本身出在民间传说《竹王传说》但是在现在布依族文学作品中竹作为意象, 同水户、仲客等特殊语言构成了布依族典型的文化缩影。民族语言与文字本我功能的张力是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反映民族语言文字的二元化对立, 比如:裕固族群众有语言没有文字, 他们的民间文学艺术基本上是语言的载体。当然, 现代裕固族群众文学艺术的文学要素塑造和汉语的普及, 裕固族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显著的转折。民族文学作品中对国家民族政策的反映是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社会功能的永恒主题, 比如: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欢笑的金沙江》是典型反映民族政策的文学作品。 (三) 民族文学作品超凡性特征探究 民族文学作品是少数民族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日渐凝聚而成的智慧结晶。民族文学除符合世界文学理论性特征外, 还充溢着超脱文学本身的特征。首先, 同汉族等原生态文学存在样式所不同的是民族文学存在形式的复杂多样性, 纵观世界文学的固态基本上以文学样式和口头形式存在, 但是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学艺术无意聚拢中促使民族文学存在形式的多样化, 藏族群众早期文学作品基本上以经卷经文为主, 宗教语言和文学样式的宗教洗礼成为藏族早期文学的典范。其次, 民族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民族文学源头的非文学性是民族文学民族性最直接的体现, 一方面少数民族在文学创作中始终以民族习俗的固化与自我思维的线性平移为主, 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朝着民族习俗的动态变动而变动, 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也逐渐显现, 毛南族群众在文学艺术特别是民歌中以比、欢、排见、耍、朗为载体的文学形式极具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各兄弟民族之间文学艺术整体的差异性显著, 比如:基诺族文学作品以歌颂祖德为主, 文学作品中神话色彩显著, 典型作品包括:《阿嬷尧白》等, 但是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受日常忌讳习俗和生活礼仪的影响, 文学作品始终以朴素生活面貌为主, 特别是弓箭等忌讳性的东西很难被载入文学形态中。再者, 世界文学基本都是语言和文字的统一, 但是我国民族文学受民族语言和文字二元化的影响明显, 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缺乏文字、或者语言同文字对立严重影响着民族文学艺术的鉴赏, 换句话说民族文学作品无独有偶的存在就是语言文字缺乏所造文学载体真空的具化, 民族文学恰恰成为自身语言文字的象征, 这也是民族文学超凡性的直接体现。 二、民族文学作品中“意象”的主要类型 意象本身是文学作品的艺术表达手段, 是文学要素的核心概念。但是民族文学作品中文学意象基本上非文学性的主体情感表达, 换言之, 民族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是民族文学无意性的建构, 至少在民族文学萌芽阶段民族文学艺术概念性的建构都是模糊, 而现代文学理论视域下民族文学作品的意象认知都是基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堆积[10]。因此, 对民族文学作品中意象的探究只能追溯民族文学意象存在的社会本源而非理论性地构建认知。 (一) 民族地区特定动植物的指代 受图腾文化和忌讳习俗的影响民族文学作品中时常以特定的动植物作为固定的“象”来表达少数民族群体内在情感和思想, 或托物言情, 毛南族群众在口头文学和民间歌谣艺术中都善于运用“顶卡花”指代说唱者潜在的情感表达, 特别是在个别民歌当中“顶卡花”成为青年男女互诉爱意的传达情爱的指代。或托物言志、比如:裕固族群众流传的文学作品基本上以格萨尔王的英雄事迹为轨迹, 祁连山的骏马成为裕固族群众在文学作品中寄托豪言壮志的载体, 当然, 东乡族群众在花儿艺术中也以河州牡丹为圣洁植物, 寄托穆斯林兄弟对世间的无限虔诚。或特指内化、受图腾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往往运用本民族妇孺皆知的图腾, 表达显性情感价值, 拉祜族群众在文学作品中往往以本民族图腾———葫芦为意象, 意寓指代女性的唯美。此外, 民族文学作品中特定意象除寄托创作者社会情感的同时本身的内涵所蕴藏的民族默许式思想情感也是民族文学意象的折射[12], 达斡尔族群众在口头文学作品中善于运用雄鹰的姿态与反复指代个体情感, 做达斡尔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指代, 对于特定形态的隐喻基本上都能够确立一一对应的指代关系。 (二) 特色民族建筑工艺品的借代 借代是文学意象的表现形式之一, 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学艺术创作中通常利用特色民族建筑工艺品的习惯性引申和特色民族建筑工艺品本身的文化覆盖, 使得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不断通过特色民族建筑工艺品等客观存在的意象转移创作者隐性情感表达, 达到情境交融的效果。傈僳族群众在社会生活中视弩为神圣之物, 以弩为演化物的贝壳等类似三角形的建筑工艺实物成为傈僳族文学艺术中意象最为常用的对象之一。一方面傈僳族群众认为铁三角是家庭的守护神, 在文学形式中作为意象表达着创作主体对家庭、社会稳定、祝福平安的寓意。另一方面三角形实物作为倾诉女性唯美的指代在傈僳族说唱文学作品中实物三角形的文学意象通常被用做女性的指代, 避免语言直白所造成的羞耻于口。总之, 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学受生产力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视建筑工艺品为之宝, 文学作品中特色民族建筑工艺品成为少数民族习以为常的意象成为必然。 (三) 飞禽走兽类抽象性的拟人化 飞禽走兽作为文学意象中惯用的客体在民族文学中也独立存在, 纵观民族文学中意象的塑造, 飞禽走兽类抽象性的拟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民族文学作品意象中图腾类飞禽走兽的拟人化的运用, 图腾作为少数民族群众精神世界的折射, 本身就是活的无字文学, 是民族文学多维艺术表达的载体, 就文学意象而言:少数民族群众将妇孺皆知的飞禽走兽类图腾按照民族审美角度不断拟人化呈现, 以蒙古族为主的游牧民族在文学艺术创作时常以马为文学意象, 给予马人性化思量, 加之马作为游牧民族敬畏推崇的动物, 本身具有特定的情感价值存在, 生活中对马特定价值的罗列, 使得马作为文学意象所流露的主体情感极为清晰。其次, 少数民族群众久居边疆地区在长期的自然生活中与飞禽走兽类动物有着特殊的情感, 它们在文学艺术创作自然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笔下的最佳意象。再者, 少数民族群众基本上都有宗教信仰的习惯, 宗教神秘主义中飞禽走兽类抽象性的拟人化在超凡宗教教义中被加载, 一方面民族文学样式中宗教文学本身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鄂温克族早期文学作品中一般都以狼为宗教文学的意象, 赋予狼拟人化的抽象认知, 在他们的作品中狼不再是凶恶的化身, 是之群体期待性的化身。当然民族文学作品中飞禽走兽类作为文学意象被抽象性的拟人化塑造, 促进了民族地区神话寓言类文学艺术的繁荣。另一方面飞禽走兽类作为民族文学意象, 既是特定的民族认同纽带的效果又是少数民族群众普遍祖先崇拜的结果, 比如:赫哲族群众视白天鹅为民族图腾, 他们认为白天鹅是祖先的象征, 在具体的民族文学艺术架构中对于祖先无限的缅怀与族群的自豪在文学作品中油然而生。白天鹅作为文学意象除文学艺术功能外, 还充溢着民族认同的价值流露。 (四) 民族语言文字中意象的传承 民族语言文字中文学意象的传承是基于民族语言与文字的割裂,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戏剧影视文学作品中以少数民族群体共同的语言符号为口头文学样式的文学意象, 当然现代文学理论视域下少数民族群众民间文学语言符号的意象是超出文学界关于文学影响塑造, 但是少数民族语言艺术特殊性铸就了民族语言符号成为文学意象的可能, 彝族群众古老的东巴象形文字在口头文学作品中逐渐被潜移默化, 并不断赋予特定情感价值。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通过对文字的民族化的特用, 也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意象, 布依族群众对于水户等特定词语的民族语言抽象, 使之成为富含民族寓意的泛文学意象。 民族文学中潜在的意象心理与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惯用意象也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文学意象表现的形式之一。民族文学意象的民族性透析既是整合民族文化资源的过程又是统筹民族文学, 促进民族文学原生态要素的传承。当然民族文学作品意象的归纳也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再认知的过程。 作者简介：孙宁, 女, 文学博士, 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原文载于：《贵州民族研究》 2017年第1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看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