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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写《边将》丝毫不敢马虎 叙事语言的独特让它成为“好书”

http://www.newdu.com 2019-05-30 山西晚报 白洁 参加讨论

    
    
    2018年12月,作家韩石山的新作——长篇历史小说《边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月,《边将》入选“文学好书榜”,该榜单由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下属40余家专业文学出版机构联合推荐。
    2019年4月,《边将》入围由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2018中国好书”,是北方诸省唯一入围的一部长篇小说。颁奖盛典于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及央视十套播出,韩石山作为嘉宾受邀参加。
    2019年4月,《边将》二次加印。
    2019年5月15日,“韩石山新作《边将》研讨会”在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文化学者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长篇历史小说《边将》以明代为历史背景,以北疆某重镇为人物活动舞台,塑造了以杜如桢为代表的几代将领的形象。作品涉及了明代北部边疆的许多历史大事,也展示了边关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写出了边将们对国家的忠诚,也写出了他们感情世界的纯洁与坚毅。作品格调苍凉而雄浑,文字精练清爽,既是一部动人心魄的战争画卷,也是一部感人的爱情画卷。
    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山西文学》月刊社主编鲁顺民评价《边将》一书体现了作家的阅史之功,也体现了作家的阅世之功,“这部书不是一部简单的历史小说,如果你对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有所了解的话,不妨将这部小说视作作家本人的‘身世之书’。这里面不仅有作家几十年的文史积累,更有作家几十年的人生体验积累”。
    韩石山以小说成名后,又写散文、文学评论,有“文坛刀客”之称。近年来,他潜心现代文学研究,在现代作家传记写作方面成绩斐然。那么,多年来专注传记写作的韩石山先生,为何又写起虚构的长篇历史小说?《边将》在创作过程中有哪些故事?来看山西晚报记者对韩石山先生的专访。
    创作:历时多年,曾在北京租房写作
    山西晚报:您近年来潜心现代文学研究,在传记写作方面成绩斐然。为何会笔锋一转,写起了虚构的长篇历史小说?
    韩石山:能写出这部小说,要感谢右玉县文联主席郭虎先生。大约是2008年,我刚退休,右玉县政府有个计划,就是找个作家,写写他们县明代一个著名的边关将领,名叫麻贵,父亲和两个哥哥也都是边关将领。他一下子便想到我,来太原跟我谈,起初没有答应,再来,就动了心。
    我已写过三部人物传记,体例各有不同。《李健吾传》是常用的传记体,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顺序写出人物的一生。《徐志摩传》用的是纪传体,等于是将传主当作一个朝代来写。《张颔传》是访谈体,可说是别开生面。《麻贵将军传》若用小说体,也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我写传记都很慢,写此书,看资料用了两年,构思用了一年,写作用了三年,到2015年年底终于完稿。我将《麻贵将军传》的打印本寄给郭虎先生,表示我已完成了县上交给我的任务。同时说,这个构思是我的,我将以之写一部纯虚构的作品,又用了三年,终于完成了《边将》这样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郭虎先生现在还是右玉县文联主席,前几天(5月17日)我与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去右玉,还见到他,并由他组织在右玉也开了《边将》座谈会。
    山西晚报:从《麻贵将军传》到《边将》,可以说是用9年时间创作了一本书,真是下工夫了。
    韩石山:从写《麻贵将军传》到写《边将》,我都是认真对待的。我知道,这几乎是我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要写出我的最高水平。所以一开始写我就放弃了电脑,改用中性笔,在稿纸的背面,竖行书写,图的是对每个字都要掂量一下。用我家乡的说法,就是书中的每一个字,都要在我手心里“揉”。太原应酬多,干扰多,2016年夏天,我干脆搬到北京去写。先住在儿子家,也不方便,在同一小区,租了个大房子,宽宽敞敞地写。前两年还会回太原避暑,后来夏天也在北京,直到《边将》出了新版本才回来。
    山西晚报:在《边将》的创作过程中有令您难忘的事情吗?
    韩石山:我在文字上从来是很讲究的,这次写《边将》还是露了怯。比如书中第306页,引用了李白《襄阳歌》中的两句:“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我手边有鲜于枢的《李白襄阳歌帖》,那个篱字,确实上面是个竹字头,我就这样写了,自认为不会有错。河南文艺出版社这次安排了他们社里最好的编辑、最好的校对,我的这种写法编辑那里已经过了,而到了校对那里,他查了《李白诗集》,查了赵孟頫的字帖,证明这个篱字,上面是个“四”字。我看了,只有苦笑,回复说,看来鲜于枢还是粗鄙了些。
    作品:以战争为切入点写人性
    山西晚报:《边将》的烽烟“燃”起于雁北大同右卫城,您能给具体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吗?
    韩石山:大同的右卫,从设立这个军堡起,就是为了减缓蒙古人对大同的冲击。而大同镇的设立,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护卫京师的安全。可以说,明代嘉靖年间,隔上几年,右卫就要遭受一次围城之厄。最严重的是嘉靖三十六年冬到三十七年春的右卫保卫战,围城六个月,备受煎熬。在这次大战中,麻贵兄弟都有突出的表现。小说就是从这场战事写起,中间掺和了杜如桢与寡嫂的恋情。后面的战事,如墙子岭大战,都实有其事。最后写到隆庆和议,更是明代中后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使得明代从此之后西部边疆没有大的战事发生。
    山西晚报:书名为《边将》,感觉这本书就是写打仗的,战争场面会很多,其实不然,它也写了爱情,而且还是主线,这样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韩石山:这部书从书名到章节名,都像是一部纯战争题材的小说。书名不说了,看看前五章的章节名:《马营河堡》《右卫城》《筹边堂》《御河湾》《墙子岭》,不是打仗,就是准备打仗。但实际上要是看了书,就会知道战争只是推动小说情节的进展,着力写的乃是杜如桢与寡嫂的恋情。
    我不写小说差不多有30年了,但不等于没有研读的兴趣。每年的“诺奖”颁布,我都要对当年获奖作品做一番研究,看看当下世界小说的趋势是什么。比如某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获奖,我让女儿为我买来中译本,细细阅读。《边将》若只是打打杀杀,那是很无聊的。我要以战争为切入点、为素材,写出人性的丰富与深刻。如此一来,这部小说,就不仅是一部东拼西杀的战争纪事,也是一幅情意缠绵的爱情画卷。只有这样,才能看出我对小说的深度理解,也才能显出我在小说写作上的功力。
    山西晚报:看过书后,发现不仅是在写“边将”,全书“边”味十足,既有我们熟知的边关、边疆、边寨、边防、边民,也有颇为新鲜的“边”字组词,如边材、边堡、边镇、边兵、边地、边戏等等,这些都是怎样构想出来的?
    韩石山:从边防安全上说,明代是个极为特殊的朝代。元蒙不是被消灭,而是退回他们的老家,仍然具有相当的实力,对朱明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也正因为这样,永乐帝才将京师移到北京,形成了天子与群臣一起守边的状态。北部边防上,从辽东到甘肃设有九镇,实际上就是九个大军区。其实,在边防上进行的不全都是真正的战争。每遇到饥荒,草原上牛羊倒毙,人畜无食,一拨一拨的饥民便会呼啸而来。不是要打仗分个胜负,而是为了异地就食,以图生存。其凶悍较之正规军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不攻城略地而已。这也正是明代北部边防多少年不得安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天子守边,大臣精通边务,文人擅长边策,于是便有了边将、边材、边臣、边策、边堡这一系列的称呼。就是我们说的万里长城,在那个年代,也不叫长城,而叫边墙。
    前几天去右卫,才知道,那儿有一种鸡,当地人叫边鸡,说是在边墙两边放养,下的蛋油性特别大。
    山西晚报:《边将》里人物众多,您最想给读者介绍的是哪一位?或者是哪几位?读者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
    韩石山:《边将》一书将近50万字,若说有个主题的话,就是男人怎样才算个好男人,女人怎样才算个好女人。因此我的笔力主要集中在男主人公杜如桢与女主人公王慕青身上。
    杜如桢是个武将,按说该多写他的谋略与勇毅,但实际上笔力最多的还是写他的沉静与宽宏。比如十二三岁的少年,别人在酒桌上羞辱他的祖父,他呢,既不当场反驳,也不是拂袖而去,而是将筷子并齐摆好,说声诸位慢用,起身离去。后来李景德多次害他,真到了李犯下通虏大罪,注定要处分时,他只是轻声说快回去销差去吧。而寡嫂王慕青,在书中几乎是我全力塑造的一个古代女性,爱自己的小叔子,不是占有他,而是要成全,让他建功立业,光耀门楣。丈夫战死,婆母不知怜惜,反而是降罪于她,她也敢起来抗争,且出语甚是狠毒,决不宽贷。这些,都是一个卓异女子的优秀品质。
    山西晚报:书中一些人物的形象是否有您自己的影子?
    韩石山:我的人生经历很是简单,小学念到大学,大学出来又到中学教书,一教就是十几年。三十多岁才调到省作家协会,不管做什么,真正的身份是专业作家。杜如桢的沉静,也是我平生努力要做到的,可惜做不了那么好。
    山西晚报:《边将》内文中的插图,是山西版画家吴膑为这本书量身打造的版画作品,为什么要在书中做这样的安排?
    韩石山:多年前,我看过吴膑的铜版画展,非常喜爱。当时正在构思,还没有动笔,我就想了一旦书成,而出版社又有做插图的意向,我第一个要推荐吴膑先生。在山西,吴膑是个异常优秀的画家,他为《边将》做的插图,确实增添了这本书的光彩,提高了这本书的品相。
    获奖:有点意外,因为叙事独特吧
    山西晚报:《边将》一上市,便上了“文学好书榜”,之后又入围“2018中国好书”,您认为作品被认同的原因是什么?
    韩石山:出版《边将》对于我来说,不过是要展示一下自己这些年研究小说的收获。获奖我也有点意外,可能最主要的是因为叙事上的独到之处吧。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边将》这部小说是短篇的结构、中篇的节奏、长篇的气势。再就是,他们视为副线的爱情,我将之当作了主线,而将他人视为主线的战事与政事,当作了副线。无论是主题的设定、材料的铺陈,还是语言的展现,都有些不同寻常之处。这样也就让看惯了时下小说的评论家,有耳目一新之感吧。
    山西晚报:得知《边将》入围“2018中国好书”时,是什么心情?
    韩石山:当然很高兴,只是没料到这么快。《边将》是2018年12月25日开印的,为的是赶上2019年1月中旬的北京书市,没想到2月间,出版社就接到了入围“2018中国好书”的通知。
    山西晚报:能给讲一下在央视参加颁奖盛典时的现场情况吗?
    韩石山:央视的颁奖盛典,并不是2019年4月23日当天录制的,而是3月31日提前录制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总要留下后期制作的时间嘛。当时的场面,真的是让人激动,白岩松和李璠的主持,都很成功。十多年前,我的《徐志摩传》出版后,李璠曾与我在央视的“读书时间”有过对谈,这次近距离见了,感觉她的主持风格更加大气。
    山西晚报:书写了四年,据说在出版过程中您还精益求精,修改了多次,为什么这样做?
    韩石山:这是我晚年最下力气的一部作品,我说过,此生有此作,足矣。可以说,送到出版社,他们认可后,我仍在精心地做着情节上的增补与调整。只要一有机会就做这个工作,有时编辑都有点烦了,但她知道,我是真心想让作品少些瑕疵,也就原谅我了。后来,书的编辑还有意给我创造个修改的机会。今年4月,《边将》要增印,又作了一次细细的修订。有些字句,在我手里揉来揉去,真的能攥得出水来。要叫我说句实话,我最喜欢的不是故事,而是我在叙事语言上下的工夫。只有它是独特的,是我的。
    未来:要写一部《徐永昌将军传》
    山西晚报:您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在历史研究方面颇有心得,关于明代历史的著述也颇丰,在写《边将》时有过瓶颈吗?
    韩石山:在前段时间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办的校庆讲座上,我说过,虽说多少年来我一直在从事文学创作,但从心性上说,我一直是个“潜伏”的历史学者。比如1984年我到太原前后,正是中华书局陆续推出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当时出一套,我就买一套,有几种没有配齐,就买了第二次印刷的。搬过几次家,我书房里靠身边的柜子上面几格,无论什么时候摆的都是这套《二十四史》。写《边将》前,我的兴趣在南北朝下延至隋唐,自从接受了“麻贵”这个写作任务后,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恶补明史,尤其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正史与野史笔记。现在不好说什么大话,敢说的是对这三朝的典章制度、人物掌故,心里还是有底的。
    山西晚报:作品对大同的民风民居,边关的情态都有非常清楚的描述,这点是如何做到的?亲自走访过吗?
    韩石山:办刊物那几年,曾带编辑去过右玉,郭虎先生也曾陪我们去过内蒙古的大草原,此前机关也组织我们去过包头等地,对那边的风土人情有些感性的了解。主要还是看书,只有书中记载的才敢放手写下。比如大同的“晾脚会”,就是在书上看到的,大同女子的品相则是从李渔的《闲情偶寄》上看到的。
    山西晚报:未来还有写作计划吗?
    韩石山:在写《边将》期间,接受下一个任务,就是写一部《徐永昌将军传》。此人是山西原平人,抗战期间,一直担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抗战胜利后,曾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徐永昌是个极有品格、又大有作为的山西人,目前材料搜集得差不多齐了,用上一两年争取写出来。此后,就要真正进入休闲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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