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下，儿童文学若要引领中国的儿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明确以下四个原则：理解传统、尊重事实、现代视角、儿童本位。 理解传统。尤其要理解关于传统的两个特质：一、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流动变化的；二、传统不仅有表面的、物质的一面，而且有深层的、精神的一面。因此，儿童文学引领儿童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并非只是由道理规则、历史知识、名言典故和遗风旧物构成的静态世界，而是充满了人的意志、欲望、梦想和情感的动态世界。因此，儿童文学作家在引领儿童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之前需要扪心自问：我要把儿童引入的是一个怎样的传统文化世界？是一个“郭巨埋儿以食母，吴起杀子以媚君”的世界，还是一个“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世界？ 我在为杨永青的八仙绘画重写“八仙的传说”时，就是这么问自己的，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写作。在传统的民间神仙故事中，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人物吃了秽物之后奇迹发生，或者起死，或者成仙。《何仙姑的故事》也不例外，原来的故事中有喝呕吐物的情节，这定然不是我想要儿童重返的过去，我需要知道在这一情节模式之下寓含着什么样的价值指向，为什么吃喝秽物能够召唤奇迹呢？我想，一来是因为成仙的人需要能常人所不能，这是成仙的必要条件，二来是因为从地到天带来的反转惊奇，这是故事的内在要求。所以我需要描写的是何仙姑能常人所不能，并同时保持故事给读者的绝处逢生的惊奇感，而不必遵循表面的所谓成仙的传统。在《张果老的故事》中，我塑造了一个对祖宗礼法亦步亦趋的李秀才，他一心一意遵照修仙的条文行事想成仙，最后成仙的却是随心所欲的老顽童张果老。我想借此告诉孩子们传统神仙文化的自由内核：问道求仙，道路万千，你若逍遥，便是神仙。 尊重事实。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好的道理，这些道理应该讲给今天的孩子们听，但是有一个前提，不能为了讲好的道理，而罔顾真的事实。我们需要对孩子将要被引领进入的传统文化世界进行审视、思辨与判断。我在撰写《汉钟离的故事》时，对钟离眛之死作了一点调查，《史记》中有两处记载了他的死亡，并且彼此矛盾，一处说他作为项羽旧部被刘邦处斩，另一处说他被韩信出卖自杀身亡，太史公笔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疏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前者为真的概率更高，后者是出于不得已对韩信的“抹黑”，两者并置或可理解为一种“春秋笔法”。图画中已经描绘了这段故事，钟离眛临死前说的一番话似乎坐实了韩信的卖友求荣。但我决定不这么去刻画被“抹黑”的韩信，在我的故事中，韩信从来没有背叛朋友，但是钟离眛又为什么会自杀呢？联系到成仙后的汉钟离被称为“天下第一闲散汉子”，我很好奇一位勇将身上何以会有闲散的性格？我当然知道这是汉钟离的不同原型钟离眛与钟离权的杂糅造成的矛盾，但是我面对的是已经画出的确定的图画，我只能用故事来作出解释。我猜想这闲散的性格是慢慢修来的，那么在此之前呢？想象的闸门就此打开，于是我塑造了一个先前是急性子，成仙之后又变成了慢性子的汉钟离。我喜欢这样的汉钟离，他的故事中当然也含有一些道德教训，但他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地活在历史的烟尘中，也活在你我的内心里。 不失现代视角。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建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知识分子建构出和原始人、野蛮人、乡民站在一起的“儿童“，站在被规训的成人、文明人和城里人的对立面，为个体的独立自由提供了镜像。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汇入了“五四”个性解放的呼声，知识分子们希望从儿童文学这一有力的文学形式和文学思维中发展出新的文艺精神和国民性格。诚如郭沫若所言，儿童般的“创造的冲动”——“达于自由创造自由表现之境”，“是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彻底腐败的社会、无创造能力之国民，最是起死回生的特效药”。周作人对儿童与儿童文学的研究也指向国民性批判和重建：论童话则重视想象力和感受力的培养；论儿童游戏则赞许儿童行为的专注与非功利；论儿童的争斗更充满了理解与同情，依从儿童自力解决，求胜好斗的野蛮本性；论童话中掳掠杀人、忘恩负义则认为是儿童期不可避免的道德上的不调和，并不以为应该声讨。他们在儿童的世界中发现了成人世界所不具有的力与美，希望经由儿童文学发展出平等、自主、独立的国民性格，以此促成现代意义上个体的诞生。 白驹过隙，百年一瞬。在当下，引领儿童进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世界，仍然不能失去这一现代视角。在我与书法家王登科合作的图画书《变来变去的小爬虫——龙的神奇故事》中，我糅合了关于龙的起源的多种说法，如《山海经》中的龙为雷电说，《抱朴子》中的龙为雨神说，《易经》中的龙为云说，《左传》中的龙为图腾说，依据《尔雅》中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设计了整个故事的主线，也参阅了学者闻一多、胡昌建、王大有、尹荣方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而在所有这些传统知识之外，我消解了当下普遍存在的“望子成龙”的成人心态，在我的故事中，小爬虫变来变去，一会儿像这个，一会儿像那个，但是它最终变回了独一无二的自己，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个体。 失却现代视角，还会带来更加复杂难解的问题。当前有许多怀旧向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之而仅仅成为对悠久传统、美好过往的哀歌。它们激发了读者对业已消失的理想乐园的欲求，同时告诉读者，他们正处于失乐园的状态当中，美好是过去的，并且一去不返。从认知心理学来看，记忆本身常含歪曲与虚构，又由于成人作者创作儿童文学，通过怀旧书写追忆往事，再现天真、纯洁、美好等特质，这些过往的理想乐园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就像孔子要复的周礼、“老炮儿”要守的老规矩一样。类似这种基于记忆编码的怀旧书写，对成人作者自身而言，保证了自我的连续性，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但对儿童读者而言，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美好的都在过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过去果真是美好的吗？如果过去是无限的美好，而这美好又已然失落，那么，我们现在如何自处？又为什么还需要走向未来？ 儿童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对童年和青春的讴歌赞美也往往带来同样的问题，作品告诉读者：童年或青春是最美好的。这和多数儿童、青少年读者的生活实感不相符合——正在经历的忙碌、无力和糟糕的童年、青年，竟然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那么，在这个被描述成下沉式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有什么理由成长？我们到底有没有创造出一个孩子们希望在其中成长的社会？回到试图引领儿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中来，这个问题会转变成：我们的作家有没有在这一类作品中给孩子以在当前现实中成长的理由？有没有在这一类作品中给孩子不怯于走向未来而成长的勇气？ 我相信总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去塑造独立自由的个体，去解决上述疑难问题，并借此为儿童提供成长的动力，让有关传统文化的故事能够通向现在和未来，而不是只回到过去，徒然地凭吊流逝的时光。 坚持儿童本位。周作人于1920年在北京孔德学校有一场讲演，后以《儿童的文学》为名发表，文中提出了 “儿童本位”这一儿童文学理论中重要的基本命题。所谓“儿童本位”包括两个命题：一，儿童也是人。他不是“不完全的小人”，成人需要重视他作为人的权力和自由。二，儿童是儿童。他不是“缩小的成人”，而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与作为成人的男人、女人各有差别，所以“不能强为统一”，不能简单地用成人的标准来规训他，减损他童年的快乐和享受。这一崭新的儿童观，不仅赋予儿童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也意识到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尊重他们爱幻想爱游戏的天性，并以儿童为标准、为楷模。 在学理层面，关于儿童本位的争议历来不断，本质论者、建构论者、策略论的本质论者各执一说；而在现实层面，坚持儿童本位的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坚持儿童本位的呼声不是太高而是太低。在儿童权益遭受损害的社会事件仍屡屡发生的当下，在因没有成家而不能将少女的骨灰带回庆阳乡里的现在，坚定地以儿童为本位创作儿童文学是写作者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因此，在我创作的《张果老的故事》中，人参娃娃不能被人吃了以成仙；《蓝采和的故事》中，相信童话故事的蓝采和成了仙；《何仙姑的故事》中，何仙姑不再是逆来顺受的童养媳；《曹国舅的故事》中，曹国舅不再是大义灭亲的国舅爷。我希望他们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抽象符号，而是有自己的情感、欲求，有行动的力量、方向，让读者可亲可感的“活”的人物。 因此，我和画家王天天合作了布老虎工艺制作的图画书《野老虎》。故事真正的起点是我幼儿时拥有的一个虎头帽、一双虎头鞋和一件有着长长尾巴的虎皮衣裳。当一个孩子穿戴起这些，在地上爬来爬去或者蹒跚学步时，虎就从天上来到了人间，去除了威风、凶暴的一面，成了孩子的好朋友。这也正是千百年来在中国民间发生的事情，民间艺人用雕刻、刺绣、印染、织锦、服饰、玩具等多种艺术形式，把高高在上的可畏的猛虎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可爱的“萌虎”，进入了千家万户，其中最受孩子喜欢的就是布老虎。我把童年穿过的这身老虎衣帽穿在了故事里的小老鼠身上，也通过主人公小布老虎和小老鼠的创造，把这身老虎衣帽穿在了垃圾山的身上，把现代社会的垃圾山变成了古老传说中的“野老虎”。 王西西为这个故事精心制作的图画，希望能够保留住传统的布老虎工艺，以及它所带来的来自往昔的奥妙与美好。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能够召唤回野老虎的精神，以及它所带来的通向更美好未来的勇气与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