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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弘扬现实主义精神，坚持现实主义道路，书写现实题材，是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也是文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实主义创作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一部当代文学史就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辉写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文学思潮此起彼伏，都没有撼动现实主义的主体地位。随着媒介技术引起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文化生态发生重大变化，以纸质书和期刊为载体的传统文学在大众阅读市场“遇冷”；而以网络文艺为代表的流行文艺却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受众群体，体量巨大的网络文学不断引发社会关注。除了传播媒介的不同外，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在遵循的创作方法、主题价值和叙事的侧重点上是否存在差别？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之前读了《天涯》杂志微信公号刊载的《警惕传统作家的圈子被社会越抛越远》一文，该文是作者梅国云在2018年中国作协博鳌论坛上的发言。作者谈及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社会事件和“泛文学”作品抢夺了文学的读者，提出“作家应该将自己的身心扎在社会现实的土壤里，将笔尖扎在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上，这样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好作品”。但是，有署名“江非”的读者在文后跟帖评论说：“……他们把你越抛越远，正是因为你离他们越来越近，结论是中国文学应该拒绝社会事件和现实故事才是。中国文学确实到了告别‘故事会’去写‘没有’和‘未发生’的时候了。”这段话潜在的意思是，传统文学社会影响力减弱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书写现实，而是因为离现实太近了。这一观点发人深省，它启发我们思考现实主义写作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 传统文学经典中的理想性 观察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每一部经典作品都反映着彼时的时代精神，打着时代的现实烙印。现实主义精神指导下的传统文学曾经是中国当代流行文艺中的主流，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大众读者应被置于文艺创作的核心位置上。因此，在《讲话》精神鼓舞下出现的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都是以大众为潜在接受对象的，在当时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以“三红一创、保山青林”为代表的长篇小说，每一部都曾在读者中掀起阅读热潮。进入新时期，《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人生》《人到中年》《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等这些现在看来已被经典化的作品，在当时都曾深受大众读者喜爱。可以说，正是因为经历了“流行”的历史淘洗，它们才被经典化。 在传统文学的流行时代，作品成功的标志是得到读者的认可，大众是作者期待的“理想读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在创作中深入考虑读者的感受。尽管受到不同时代价值的影响，回顾这些经典之作，我们仍旧不难发现其中的“通约性”。在选材上，从大众熟悉的领域入笔，既有实行新婚姻制度、知青插队、国企改革等当时时代生活的书写，也有对广大群众十分熟悉的中国革命史的书写。作为时代和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作家们从生活中选取亲身所见或亲耳所闻的故事，将其典型化为作品中的形象和情节，读者很容易从中发现自己生活的影子。在语言的使用上，与所描写的时代、地域以及形象身份相一致的话语方式使人物获得真实性和生命力，大部分作品简洁又不失典雅，有的则将群众的口头语言、乡间俚语纳入作品中，有着大俗大雅的奇效，利于读者接受。在叙事风格上，作家们注重从群众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叙事中寻找资源，从古代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等作品中借鉴讲故事的技巧。这样创作出的作品，自然为群众喜闻乐见。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流行时代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理想性，为读者建构起了精神家园。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大众中“流行”，正是因为他们契合了时代的呼声，满足了读者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读者能够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真与善的感染力和对美好事物的呼唤，在阅读中建立起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创业史》揭示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农村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的是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的美好图景。《红旗谱》正面描写了当时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以及革命运动的整体过程，在朱老忠、严运涛、春兰等人物的命运中蕴含的是革命力量终将战胜反动势力的必然结果，使人对光明充满憧憬。《古船》描写几个家庭近半个世纪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的历史，尽管经历了特殊年代里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但当改革大潮来临时，主人公隋抱朴仍旧对未来充满信心。《白鹿原》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白嘉轩、朱先生被塑造成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和精神人格的代表，在他们身上寄寓着文化理想性。 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人类通过艺术得以体验到生命的内涵和生存的价值，从而获得人生的动力。因此，文学影响力的大小固然与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有关，更与通过对人性的剖析、道德的审视和文化的回望，以审美的方式拨亮了精神和理想的灯火有着直接关系。 理想性缺失与严肃文学的境遇 传统文学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告别了“流行”的“黄金时代”。分析其原因，从社会环境来看，这种变化与改革开放逐渐深化、社会文化繁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有关。特别是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且网络普及率迅速增长，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普及，可供阅读和消费的文化资源大量增加，挤压了文学阅读的空间。而从文学自身来看，在多元化思潮的影响下，传统文学观念发生变化，主流文坛开始分化。一方面，随着先锋文学的兴起，一些作品以意识流、陌生化、荒诞性等抽象的艺术形式表达自我的、私人化的感受，逐渐脱离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失去了公共担当。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大量后现代艺术手法的使用使作品变得“看不懂”。尽管探索性创作加速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进步，但却与普罗大众的现实生活和审美习惯相脱节。这些背离了现实主义主流传统的作品大量出现在当时的期刊上，在网络时代来临前夕就导致读者大量流失。 另一方面，一些作家虽然坚持用现实主义手法书写现实题材，但在解构现实、重估价值、虚无历史等观念的影响下，观察现实的角度和对现实的感受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作品的叙事态度、格调、方向和色彩发生变化。与经典之作相比，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理想性的存在与缺失。经典作品中那些能够陶冶情操、涵养性灵、慰藉灵魂，给大众带来精神指引的力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非主流的人物角色、生活情态，非常态的心理性格、情绪趣味，非正向的人生走势、情感趋势等的刻意放大。受到西方悲剧哲学和生命观的影响，在当下的严肃写作中充斥着一股论调，认为书写高兴、快慰、团圆、成功的作品是肤浅的、无价值的，只有那些触及现实禁忌和阴暗人性，反映苦闷压抑、焦虑痛苦的社会情绪，展现逼仄、绝望和失败人生的作品才是深刻的、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不否认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不乏令人惋惜和痛苦的悲剧发生，但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进步，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正直善良的人性、弘扬传统美德的事情也每天都在发生。文学以批判的形式呈现被遮蔽的真相固然重要，但发现人性和生活之美同样重要。一些作家认为文学要在“可能性”上做文章，但文学不负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责任，现实生活的“可能性”在文学中并无实际意义，她应当用以发现和重构人类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假如文学只会让读者产生幻灭感，其对“可能性”的探求一定是偏颇的。 严肃文学逐渐淡出大众的阅读视野，与理想性的缺失不无关系。当读者只能从文学作品中看到对现实的刻板描摹，从人物命运中看到痛苦和绝望，而不能从高于现实的部分中获得精神的滋养时，阅读选择必然转向。进入新世纪以来，严肃文学图书印数和销量下降，纸质文学刊物难以为继的现象日趋严重。这或许与网络阅读的兴起有直接关系，但是，同样是纸质出版物，一些被称作“鸡汤文”的“浅阅读”或“轻阅读”书籍却十分流行，一些通俗小说、故事类图书也不乏读者。究其原因，除了可以满足读者碎片化阅读和消遣阅读的需要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可以为读者提供“营养”，哪怕“营养”仅止于对社会、生活、情感、生命等的肤浅理解。尽管它们没有什么文学性，也没有多少深邃的思想性，但是却像教科书一样，指导读者树立人生的信心、看清现实的芜杂、体味情感的温度、排解内心的苦闷，为大众提供现实的精神帮助，这恰恰是当下严肃文学的弱项。 网络时代的反思 进入网络时代，社会文化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网络文艺为主体的大众文艺崛起成为新的“主流文艺”，网络小说、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等吸引了海量的受众，这与当下传统文艺的境遇形成了鲜明对比。以文学为例，网络文学的读者用户已超过4亿，传统文学难以望其项背。我们不否认文艺的雅俗之分，也不必试图抹除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分野，但无论是通俗文艺还是高雅文艺，从创作动机上看，读者都是首先被考虑的要素之一。“小众”作品追求“永恒”的艺术价值，但是，文艺终究要通过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而对现实产生影响，舍弃当下的大多数读者而寄希望于“未来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逃避现实责任和社会担当。因此，面对受众日益减少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反思严肃文艺的价值取向和表达方式，以有效发挥文艺吸引、引导和启迪读者的作用。 与传统文艺相比，除了媒介载体和表达形式上更易于读者接受外，网络文艺的审美情感和价值取向是赢得读者的关键因素。仍然以网络文学为例，与传统文学制造“痛点”不同，网络文学通过制造“爽点”征服读者。网络小说常用的建构故事的手法是“打怪升级”，即人物通过打败怪物、击败敌人或者克服困难，实现个人能力、身份地位、人生境界的进阶，或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人生目标，这些都能够产生成功的喜悦情绪。读者因此会产生代入感，跟随人物体验心理快感和精神满足感。无论是虚构还是现实类型作品，都会通过满足读者对人物角色的情感期待使他们产生阅读欲望，这也是大众文学最基本的创作原理。而一部作品的成功仅靠“打怪升级”的传奇故事是不够的，更要有激起读者人性、道德、情感共鸣的价值取向，使读者能够从中读出人物“塑造自我主体性”的努力，才能真正为读者所喜爱。以《琅琊榜》为例，这部架空小说和由其改编的电视剧之所以获得大众认可，原因在于其故事围绕平反冤案、扶持明君、保家卫国、振兴山河等展开，这些情节表达的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承，激活了潜藏在受众内心深处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在大梁危机得到解决后，萧平荆离开金陵归隐江湖，呼应的则是中国数千年来知识分子“在朝”还是“在野”的理想追问。在现实题材作品《南方有乔木》中，扑朔迷离的曲折故事背后，掩藏的是女主人公南乔与男主人公时樾对事业的执著和对爱情的珍视，小说折射出当下青年一代的人生经历，能够促使读者思索人生的价值，具有温暖心灵、激励奋斗、涵育自我成长的现实意义。 由于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目前一些网络小说中存在着放弃文学坚守、一味迎合读者的不良现象。但它们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在理想性上切近读者心灵的做法，无疑给严肃文学提供了某种借鉴。从古代的话本小说到“四大名著”，再到当代经典佳作，它们书写的现实生活和彼时的时代精神有天壤之别，但是并未因为所呈现的现实的差别而丧失文学价值。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原理》中将文学的本质归结为“虚构性”“创作性”或“想象性”，并没有呈现客观真实这一条。文学虽然是现实的反映，而人类需要文学，一定是文学提供了客观现实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假如文学只反映客观现实，读者只需要关注新闻就够了，不用再读文学作品。文学具有复合功能，不能仅作为认识和反映世界的工具，文学的本质在于审美，好的文艺作品一定能够给人提供温暖的慰藉和向上的精神引领，即便是那些批判现实的作品，也是从对现实强烈的理想期待出发的。 由此可见，在文学创作中，表达现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对理想的坚守。衡量一部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既要看在多大程度上、什么视角上反映了现实真相，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对现实的关怀，更要看为探索人类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做出了哪些贡献。这无论对于严肃意义上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还是网络时代的大众文艺，都是一个通行的“法则”。 (责任编辑：admin) |